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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初，中纪委和监察部向社会公布的中央巡视组2014年第二轮巡视的整改情况报告中，首次使用了“能人腐败”一词。
什么是能人？其多为有能力、高智商、敢做他人未敢之事。然而，“能人”的帽子也不能为这些腐败官员开罪。相反，才不为德所用，其恶更胜一筹，也应成为其他能人的警示样本。
特征一：作风烈，胆子大
一汽原董事长徐建一、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中石油原总经理廖永远、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等的落马，不能不说令人惊异，也让人惋惜。特别是一向以改革自诩的“明星官员”仇和，他的被查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仇和现象”的追问。
梳理上述官员的从政生涯，不难发现，突出个人意志似乎是能人型官员腐败的通病。对于他们而言，因为个人能力强，且具有极强的权力控制欲，所以，在平时的处事风格中，独断专行成了个人意志在具体行政运作中的外化。
在政策的制定上，只要他们想好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很难改变。仇和有句名言：“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他一到昆明，就快刀斩乱麻，上马了许多昆明市以前曾多次讨论但一直未实施的项目。在任职江苏沭阳期间，仇和向官场作风开刀。比如，开会时设迟到席，缺席要交检讨书和罚款。仇和还常给干部打手机查岗，如果下属说自己在办公室，他会要求对方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回来。
“还是挺有能力的”，这是无锡市滨湖区委原书记、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原书记朱渭平，在接受组织调查时留给办案人员的印象。“胆子大、有魄力”，“超前发展、创新发展”，这是当地干部群众对朱渭平的评价。
在朱渭平看来，只要有权，便没有什么不能办的事。朱渭平曾说：“在滨湖区只有我女儿能说我几句。”
特征二：爱干事，干大事
“能人”，干事是其“能”的最为突出的表现。他们不但爱干事，更为集中的特点是他们敢干事，且干的都是大事。这一点从江苏省徐州市副市长李连玉的落马就可以窥见一斑。他在2007年的“江苏邳州市委书记返乡事件”中可谓红极一时，当时兼任邳州市委书记的李连玉参加十七大载誉归来， 受到当地民众“夹道欢迎”，他因此被网民称为“红毯书记”。
邳州曾是苏北最落后的县市之一，但在2001年李连玉主政后的五年时间里，邳州城建规模从19平方公里变成5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实现了所谓“洼地崛起”。“邳州经验”“邳州模式”引起学习热潮，许多人充满对李连玉的肯定、欣赏甚至膜拜。
此外，李连玉热衷于拉工程、建项目。据网友列举的邳州“十大政绩工程”中，首先就是李连玉任内耗资7000万元建设的如意大道，該大道是世界上最长的汉白玉浮雕大道，全长958米，宽12米，其中汉白玉浮雕长518米，周围有9999朵莲花瓣围绕一周，当地人称其为“莲玉大道”。而2008年投入使用的邳州行政中心，占地600余亩，中心内有近20座汉风建筑，其奢华程度让不少市级、省级机关大楼黯然失色。
被誉为“推土市长”的季建业更是如此。其在扬州任职期间，大搞城市建设，当地有一句顺口溜说：“脚一跺，拆拆拆；手一挥，推推推。”季建业到南京之后不久，便将扬州的城市发展思路带来，开始大兴土木，提出“要把南京来个大变样”。砍伐梧桐树、拆城西干道、投巨资上马雨污分流等大量工程，令南京这座古城不断被“开膛破肚”。
特征三：轻方法，重结果
对走上腐败的这些官场“能人”而言，他们往往习惯于只看结果、重目标，几近苛刻式的目标管理是他们处理政务、解决问题的常有手段。
季建业曾经声称：“只要不死人，怎么来都行。”在这个要求下，下级政府的官员为了跟得上季建业的进度要求，不惜使用“连坐”手段。某小学生的奶奶被视为“钉子户”，区领导找到教育局，教育局找到校长，校长找到班主任，班主任找来了小学生的妈妈，班主任说：“孩子的奶奶不签字接受拆迁，孩子就回家吧，别来上学了。”
这就是能人型腐败官员的执政风格，只要不死人，怎么来都行。背后的潜台词是，只要能实现拆迁，不出人命，就可以动用一切手段。
仇和式的官员敢办事，能办成事，但是，敢办事、能办事并不代表能把事办好。要达到这种效果，不但需要重视目标，同时更需要看重方法。
特征四：有人治，无法治
那些被人们所推崇的官员个性，一边可以推动改革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一边却是无视民主的专断与铁腕，“一言堂”下，不仅难对改革负责，而且极可能暗地里构建起个人利益输送的渠道。
仇和式官员的腐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是“能人”。他们具有娴熟的行政操作能力，熟知法律法规。对谙熟官僚体制和运作机制的他们来讲，规避惩处、篡改制度、践踏法律等，俨然只是小儿科。
梳理仇和、万庆良、杨卫泽等能人型腐败官员的贪腐轨迹，不难发现，在他们身上不乏一些地方“一把手”威权式处事作风，这种作风所外化出的执政风格，就是“强人”“人治”的色彩。
独断专行，突破制度、法规，似乎是能人型腐败官员的家常便饭。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对法律、制度的渐进式突破和极度自信的权力张扬与政坛摆拍，仇和们所谓的能力也必将大打折扣。
总之，仇和式的官场“能人”，在其看似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式的背后，恰恰与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走向与期许相背离。而这种孕育于能人型腐败官员血液中的蛮横与霸道，与现代法治精神天然地不协调，想必这也是这些官场“能人”最终身败名裂的根本原因。
什么是能人？其多为有能力、高智商、敢做他人未敢之事。然而，“能人”的帽子也不能为这些腐败官员开罪。相反，才不为德所用，其恶更胜一筹，也应成为其他能人的警示样本。
特征一：作风烈，胆子大
一汽原董事长徐建一、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中石油原总经理廖永远、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等的落马，不能不说令人惊异，也让人惋惜。特别是一向以改革自诩的“明星官员”仇和，他的被查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仇和现象”的追问。
梳理上述官员的从政生涯，不难发现，突出个人意志似乎是能人型官员腐败的通病。对于他们而言，因为个人能力强，且具有极强的权力控制欲，所以，在平时的处事风格中，独断专行成了个人意志在具体行政运作中的外化。
在政策的制定上，只要他们想好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很难改变。仇和有句名言：“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他一到昆明，就快刀斩乱麻，上马了许多昆明市以前曾多次讨论但一直未实施的项目。在任职江苏沭阳期间，仇和向官场作风开刀。比如，开会时设迟到席，缺席要交检讨书和罚款。仇和还常给干部打手机查岗，如果下属说自己在办公室，他会要求对方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回来。
“还是挺有能力的”，这是无锡市滨湖区委原书记、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原书记朱渭平，在接受组织调查时留给办案人员的印象。“胆子大、有魄力”，“超前发展、创新发展”，这是当地干部群众对朱渭平的评价。
在朱渭平看来，只要有权，便没有什么不能办的事。朱渭平曾说：“在滨湖区只有我女儿能说我几句。”
特征二：爱干事，干大事
“能人”，干事是其“能”的最为突出的表现。他们不但爱干事，更为集中的特点是他们敢干事，且干的都是大事。这一点从江苏省徐州市副市长李连玉的落马就可以窥见一斑。他在2007年的“江苏邳州市委书记返乡事件”中可谓红极一时，当时兼任邳州市委书记的李连玉参加十七大载誉归来， 受到当地民众“夹道欢迎”，他因此被网民称为“红毯书记”。
邳州曾是苏北最落后的县市之一，但在2001年李连玉主政后的五年时间里，邳州城建规模从19平方公里变成5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实现了所谓“洼地崛起”。“邳州经验”“邳州模式”引起学习热潮，许多人充满对李连玉的肯定、欣赏甚至膜拜。
此外，李连玉热衷于拉工程、建项目。据网友列举的邳州“十大政绩工程”中，首先就是李连玉任内耗资7000万元建设的如意大道，該大道是世界上最长的汉白玉浮雕大道，全长958米，宽12米，其中汉白玉浮雕长518米，周围有9999朵莲花瓣围绕一周，当地人称其为“莲玉大道”。而2008年投入使用的邳州行政中心，占地600余亩，中心内有近20座汉风建筑，其奢华程度让不少市级、省级机关大楼黯然失色。
被誉为“推土市长”的季建业更是如此。其在扬州任职期间，大搞城市建设，当地有一句顺口溜说：“脚一跺，拆拆拆；手一挥，推推推。”季建业到南京之后不久，便将扬州的城市发展思路带来，开始大兴土木，提出“要把南京来个大变样”。砍伐梧桐树、拆城西干道、投巨资上马雨污分流等大量工程，令南京这座古城不断被“开膛破肚”。
特征三：轻方法，重结果
对走上腐败的这些官场“能人”而言，他们往往习惯于只看结果、重目标，几近苛刻式的目标管理是他们处理政务、解决问题的常有手段。
季建业曾经声称：“只要不死人，怎么来都行。”在这个要求下，下级政府的官员为了跟得上季建业的进度要求，不惜使用“连坐”手段。某小学生的奶奶被视为“钉子户”，区领导找到教育局，教育局找到校长，校长找到班主任，班主任找来了小学生的妈妈，班主任说：“孩子的奶奶不签字接受拆迁，孩子就回家吧，别来上学了。”
这就是能人型腐败官员的执政风格，只要不死人，怎么来都行。背后的潜台词是，只要能实现拆迁，不出人命，就可以动用一切手段。
仇和式的官员敢办事，能办成事，但是，敢办事、能办事并不代表能把事办好。要达到这种效果，不但需要重视目标，同时更需要看重方法。
特征四：有人治，无法治
那些被人们所推崇的官员个性，一边可以推动改革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一边却是无视民主的专断与铁腕，“一言堂”下，不仅难对改革负责，而且极可能暗地里构建起个人利益输送的渠道。
仇和式官员的腐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是“能人”。他们具有娴熟的行政操作能力，熟知法律法规。对谙熟官僚体制和运作机制的他们来讲，规避惩处、篡改制度、践踏法律等，俨然只是小儿科。
梳理仇和、万庆良、杨卫泽等能人型腐败官员的贪腐轨迹，不难发现，在他们身上不乏一些地方“一把手”威权式处事作风，这种作风所外化出的执政风格，就是“强人”“人治”的色彩。
独断专行，突破制度、法规，似乎是能人型腐败官员的家常便饭。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对法律、制度的渐进式突破和极度自信的权力张扬与政坛摆拍，仇和们所谓的能力也必将大打折扣。
总之，仇和式的官场“能人”，在其看似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式的背后，恰恰与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走向与期许相背离。而这种孕育于能人型腐败官员血液中的蛮横与霸道，与现代法治精神天然地不协调，想必这也是这些官场“能人”最终身败名裂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