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震撼了整个世界。然而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仍然维持着西方国家的承认，拥有诸多外交机构。然而，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10月份以后，他的许多驻外机构都发生了“挂旗事件”——降下了青天白日旗，改挂五星红旗。
　　
　　“驻法大使馆”挂起五星红旗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内政外交都面临困境，不得不全面收缩外交战线。从当年年中开始，国民党相继关闭了它驻布拉格、赤塔等地的领事馆，而对其它大使馆、领事馆的开支也一再压缩，最后甚至连使馆普通职员的薪水也发不出去了。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大使、公使们却又趁乱侵吞公款，为自己寻找后路。
　　面对严峻的形势，一些驻外使馆人员已经“军心大乱”，想要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9月19日，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的公使凌其翰等11人，联名致函给驻欧洲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呼吁他们一起向前国民党外交部发起“索薪运动”。但此举并没有得到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使得许多国民政府的使馆人员有了转投共产党的想法。第一个行动的就是凌其翰。事实上，当他发起“索薪运动”之时，就已经和驻法国大使馆参赞孟鞠如等人经过秘密商议，准备“倒戈”（在凌其翰看来，这一举动是“起义”）。
　　据徐京利著《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中《国民党外交人员起义》一章记载，1949年10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将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电报呈到了周恩来面前，电报写道；
　　新华社转北京外交部周兼部长：
　　同仁等一致决议：宣告与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在工作岗位维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指示接管。
　　


　　这封电报的落款是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人员。而在此前三天，即10月6日，使馆人员的起义声明已在法国公开发表，而凌其翰等人决定在10月10日起义。就在起义声明公开的当天，国民党政府就派出外交部次长董霖匆匆自香港飞抵巴黎“灭火”，还电令国民党驻英国公使段茂澜出任临时代办，火速前往巴黎，稳住阵脚。
　　就在董霖到达巴黎的当天，凌其翰等人用口头的方式通知法国外交部，他们己脱离国民党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0日，这一天本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庆节”，凌其翰等人却在大使馆门前降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第一次在巴黎悬挂起了五星红旗。
　　
　　起义引来暴力
　　
　　凌其翰等人改挂国旗之后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了起义的消息。这一事件立刻震惊了法国，并传遍整个世界。10月11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给凌其翰等人发来指示，要求他们坚守岗位，同时号召其他国民党使馆人员向他们学习。
　　


　　由于事件发生在法国，而当时的法国政府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此不愿意对起义之事明白表态，更不想直接出面干预。到了10月20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法国外交部，请求法方协助将凌其翰等起义人员驱逐出大使馆。在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下，法国政府方面暗地里派出便衣警察到大使馆，以“使馆雇佣的私人警察”的名义试图帮助段茂澜阻止起义人员进入大使馆。
　　11月4日，段茂澜纠集了三十多个在巴黎的国民党人员来到大使馆，威胁起义人员必须马上离馆。而后，四十多位华侨闻讯赶来，给段茂澜造成压力。段茂澜不得不先招呼华侨，但等到这些华侨走后，他又招来数十名打手对起义人员大打出手。
　　
　　“挂旗事件”的骨牌效应
　　


　　
　　1950年初，按照中国政府的命令，凌其翰等人大部分回到大陆。而这起轰动一时的外交起义事件很快产生了骨牌效应。1949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涂允檀致电周恩来，宣布起义，并且悬挂起了五星红旗。
　　这起事件也在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内部引起震动。二战结束后，按照有关规定，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派出了以朱世明（后为商震）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该代表团属外交性质的机构。在代表团中，吴文藻为公使级的政治组组长、盟国谈判顾问，他的夫人就是著名的女作家冰心。
　　“挂旗事件”传到日本后，吴文藻与冰心劝说朱世明脱离国民党改挂五星红旗。蒋介石知道此事后，十分动怒，逼冰心夫妇辞去了代表团的公职；蒋介石还撤了朱世明的职并电召其回台湾。
　　不久之后，国民党驻马达加斯加领事馆和驻英国利物浦领事馆等外交机构也先后宣布起义，降下了青天白日旗，改挂五星红旗。
　　 （责编 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