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乔治敦大学外事学院国际事务和信息教授
卡尔·达尔曼：
中国的经济发展改变着全球
中国的经济发展改变着全球，包括商品价格、能源价格及其他价格。中国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中国迅速增长的贸易也造成了其他国家保护主义的心态。
首先，我们看全球化的力量，这当然是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的驱动力。另外，中国进一步地去竞争，已经成为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强国，这也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公司或者是产业方面都会有更快、更加高科技化的发展。但主要问题是环境是否可以承载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加剧。
还有一个层面，全球化的增长是不是能够继续下去，还是可能会出现增长的衰退。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保持经济的增长，到2014年时可能就会进一步地在全球的排名上上升，技术的进展能够使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
就研发方面来说，中国已经是第二大国家，去年超过日本。在吸引全球的资源方面，中国也是一个主要的国家。中国将来在全球会发挥一个全球领导性的作用。
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会大大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的发展还面临一些社会问题。中国必须要保证它能够进一步地获得能源、原材料，同时也要进一步地去加强创新、加强教育，能够使科研的前沿不断地去推向前进。
中国非常依赖于它的出口市场，但对于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是过分依赖出口，就会有一些风险。如果说一些国家把自己的贸易大门关上，就会对中国产生极大的影响。中国必须要能够在全球不稳定的状况下考虑它长期的增长，要能够对将来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都有非常合适的应对措施。中国现在已经是这么大的国家了，它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它的发展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建设，使原先仅仅是依赖于资源和投资的发展策略，转向一个更加依赖于知识的发展策略。这可能是中央政府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些关键点。
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教授
帕特里克·波尔顿：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未来的方向
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吸引了贷款总量的三分之二，尽管它对国民生产总值做出的贡献只有五分之一。很显然这里存在着资源的不当配置。
世界银行报告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很多建议，建议之一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让这些国有企业都走股份制的道路。建议之二是：把四大商业银行变成完全的商业化的银行，还有就是加快《公司法》的制定，完善竞争的有关法律。
目前对中国国有企业实现大规模的私有化，似乎并不是可行的选择。因为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股本的问题，限制了大规模私有化的选择。另外，金融的基础设施，比如股权市场、资本市场，目前还不完善。没有这些非常到位的、成熟的制度，是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民营化的。再者，现在一些中介机构的信用程度非常有限，比如说像分析师或者审计师等，在中国都还很不成熟。
过去几年，中小型国有企业也想实行私有化，例如通过管理层买断的方法。对此，我表示担心，我担心的主要问题是激励因素。如果说国有企业的管理层知道能够获得企业的股权，比如通过国有企业买断的方法获得股权，他们可能会认为管理的效率越低越好，以便以更低的价格实现管理层买断。
简单地谈一下国有企业的商业化。必须打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跟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关系，不能让国有企业完全依赖于软性的预算，没有任何限制地获得银行的贷款。如果在这方面进行改革，会有极大的好处。欧盟这方面的经验非常成功，因为引入了大量的激励措施、竞争措施。通过《竞争法》，欧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国也可以考虑如何去完善《竞争法》。另外，欧盟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预算控制，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国家补贴的竞争政策，加强了国有企业预算限制的有效性。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经济学教授
罗伯特·库特：
法律、经济效率与中国的改革
中国法律的长处是解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奇迹。一个良好的法制需要实现的任务，首先是稳定、安全问题，其次是秩序，秩序上中国政府做得很好。法律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要解决私人冲突，这也是中国的法律系统的一个长处，中国法庭解决案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法律的另一长处是很严谨的仲裁体制。在法律以及在所有的人类活动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竞争性的体制，对好的要加以奖励。这对私营企业是一个很好的资源，这样能够通过那些高水平的人来解决仲裁问题；这相对公共法庭来说提供了一种竞争，显然是一种优势。另外一种法律的功能是暗藏的，不容易看到，但是在经济当中、交易当中却起到润滑油的作用。实际上，律师对经济起到润滑油的作用，从加州的经验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口总数是日本的三分之二，但律师的数量是他们的8倍。
中国有很多好的法律规定，也充分利用了法律的三个主要来源：首先是法国的大陆法系，其次是来源于英国的普通法体系，最后是社会主义传统的法律。因为大陆是用大陆法系，而香港是用普通法系，因此你们可以自然地通过自己的经验看到每一个体系的长处，这表明法律上也存在着竞争，这也是需要的。
有人认为法律是一种经济。为什么说法律是经济呢？因为，在经济中商品是有价格的，价格提供了激励机制。在一个法律系统中，惩罚措施是和义务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惩罚措施就等于是对你的行为的激励机制。法律有一个特点，当人们把它作为经济来考虑的时候，其特点就是有很大程度的相互依赖性。由于这种相互依赖性，很有可能使变革产生的结果无法预料，最后发生的变革可能是一个坏的结果。
如何建立自己的法律基础设施？第一点，通过教育和培训。法官、律师及教授都需要了解会计专业、企业方面的知识。另外我们的法官、律师还有一些教授应该参与一些监管的委员会，来对一些法规进行检查、回顾，不断对法规进行改善。
罗杰·高登：
如何控制政府规模与减少腐败问题
我谈两个主要问题：如何最好地减少政府的腐败和如何控制政府的规模，提高服务质量。
在体制上要有保证。地方长官的权利、权力不能过于集中，不能直接雇佣公司；工程项目要进行招标，由专业工程部门来负责，而不是由政治长官来做。
防止腐败的关键是提高透明度。信息如何传出去，如何发布，要有机制和制度，也要有独立的媒体监督。例如当报纸一发现问题，就马上报道，在报纸上向全社会披露。
绝对权力会带来绝对的腐败。所以，如何避免在文职人员、公务员体制中减少腐败呢？要循环调动，大家不断地轮换，轮流地负责这个方面的决策权力。究竟怎么来进行循环呢？可以搞一些具体的工作制度。如建立独立检查、独立审计制度，使更多的人介入进来，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腐败发生。
拉古拉迈·拉詹：
对于中国改革的四点看法
我讲4个小观点：第一，我们需要创新，需要活力；第二，我们需要有科学的决策；第三，和谐社会；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目标，但它们之间有一点矛盾。因为奖励创新，会带来财富积累的不同，造成不平等现象，与和谐社会的概念产生矛盾。财富获得的合法性是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面对的重要挑战。公司的创新需要减少层次，需要企业家管理，并且也有挑战，这需要变革中国目前的体系。
在行政管理方面需要更多科学的决策。减少政府的规模，集中主要的功能，一些工作权力分散放到省一级。要有更高的透明度，给人民更多的权力。在中国，民主化问题是一种挑战。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一般应是，在尊重市场规则的同时，建立起一种很强劲的在市场之下的政府体制支持的系统。
关于金融部门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灵活性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的经济特征来做出决定。第二个是金融部门的改革问题，其改革方法不应是神奇的、孤立的，而是一揽子解决方法中的一部分。对于向国有部门借贷没有惩罚，向私营部门借贷惩罚很多的情况，必须加以改变。还要解决资本成本问题，在中国应该有更多的激励机制来鼓励银行承担风险，但风险不能过大，应该在谨慎监督之下进行。
安瓦尔·沙赫：
应建立起公共管理的问责制
关于公共开支和公共服务问题，中国各级政府的功能和责任不明晰，地方承担了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功能，比如社会保障方面。另外，公共服务政府可以只提供一个竞争性的框架，吸引民营机构来提供竞争性的服务。
我们应该建立起公共管理的问责制，必须对那些管理人员给予约束。比如马来西亚1993年专门制定了一个公民宪章，规定出各级政府的标准，并具体界定出每级政府的权利和义务，及其检查机制，如果满足不了这样的标准就应该有惩处。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同时要处理地区之间财政上的不平等现象。中国这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是明显的。在教育、卫生等领域，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应该一致，这是建立平等的基础。
激励的机制是很重要的，要建立惩罚机制，建立对地方政府监督的委员会。如果他们不按财政纪律来进行，可以来监督他们。重点要建立监督的网络，而不是放在赤字和债务这方面。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部整理）
卡尔·达尔曼：
中国的经济发展改变着全球
中国的经济发展改变着全球，包括商品价格、能源价格及其他价格。中国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中国迅速增长的贸易也造成了其他国家保护主义的心态。
首先，我们看全球化的力量，这当然是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的驱动力。另外，中国进一步地去竞争，已经成为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强国，这也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公司或者是产业方面都会有更快、更加高科技化的发展。但主要问题是环境是否可以承载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加剧。
还有一个层面，全球化的增长是不是能够继续下去，还是可能会出现增长的衰退。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保持经济的增长，到2014年时可能就会进一步地在全球的排名上上升，技术的进展能够使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
就研发方面来说，中国已经是第二大国家，去年超过日本。在吸引全球的资源方面，中国也是一个主要的国家。中国将来在全球会发挥一个全球领导性的作用。
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会大大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的发展还面临一些社会问题。中国必须要保证它能够进一步地获得能源、原材料，同时也要进一步地去加强创新、加强教育，能够使科研的前沿不断地去推向前进。
中国非常依赖于它的出口市场，但对于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是过分依赖出口，就会有一些风险。如果说一些国家把自己的贸易大门关上，就会对中国产生极大的影响。中国必须要能够在全球不稳定的状况下考虑它长期的增长，要能够对将来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都有非常合适的应对措施。中国现在已经是这么大的国家了，它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它的发展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建设，使原先仅仅是依赖于资源和投资的发展策略，转向一个更加依赖于知识的发展策略。这可能是中央政府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些关键点。
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教授
帕特里克·波尔顿：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未来的方向
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吸引了贷款总量的三分之二，尽管它对国民生产总值做出的贡献只有五分之一。很显然这里存在着资源的不当配置。
世界银行报告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很多建议，建议之一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让这些国有企业都走股份制的道路。建议之二是：把四大商业银行变成完全的商业化的银行，还有就是加快《公司法》的制定，完善竞争的有关法律。
目前对中国国有企业实现大规模的私有化，似乎并不是可行的选择。因为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股本的问题，限制了大规模私有化的选择。另外，金融的基础设施，比如股权市场、资本市场，目前还不完善。没有这些非常到位的、成熟的制度，是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民营化的。再者，现在一些中介机构的信用程度非常有限，比如说像分析师或者审计师等，在中国都还很不成熟。
过去几年，中小型国有企业也想实行私有化，例如通过管理层买断的方法。对此，我表示担心，我担心的主要问题是激励因素。如果说国有企业的管理层知道能够获得企业的股权，比如通过国有企业买断的方法获得股权，他们可能会认为管理的效率越低越好，以便以更低的价格实现管理层买断。
简单地谈一下国有企业的商业化。必须打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跟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关系，不能让国有企业完全依赖于软性的预算，没有任何限制地获得银行的贷款。如果在这方面进行改革，会有极大的好处。欧盟这方面的经验非常成功，因为引入了大量的激励措施、竞争措施。通过《竞争法》，欧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国也可以考虑如何去完善《竞争法》。另外，欧盟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预算控制，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国家补贴的竞争政策，加强了国有企业预算限制的有效性。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经济学教授
罗伯特·库特：
法律、经济效率与中国的改革
中国法律的长处是解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奇迹。一个良好的法制需要实现的任务，首先是稳定、安全问题，其次是秩序，秩序上中国政府做得很好。法律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要解决私人冲突，这也是中国的法律系统的一个长处，中国法庭解决案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法律的另一长处是很严谨的仲裁体制。在法律以及在所有的人类活动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竞争性的体制，对好的要加以奖励。这对私营企业是一个很好的资源，这样能够通过那些高水平的人来解决仲裁问题；这相对公共法庭来说提供了一种竞争，显然是一种优势。另外一种法律的功能是暗藏的，不容易看到，但是在经济当中、交易当中却起到润滑油的作用。实际上，律师对经济起到润滑油的作用，从加州的经验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口总数是日本的三分之二，但律师的数量是他们的8倍。
中国有很多好的法律规定，也充分利用了法律的三个主要来源：首先是法国的大陆法系，其次是来源于英国的普通法体系，最后是社会主义传统的法律。因为大陆是用大陆法系，而香港是用普通法系，因此你们可以自然地通过自己的经验看到每一个体系的长处，这表明法律上也存在着竞争，这也是需要的。
有人认为法律是一种经济。为什么说法律是经济呢？因为，在经济中商品是有价格的，价格提供了激励机制。在一个法律系统中，惩罚措施是和义务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惩罚措施就等于是对你的行为的激励机制。法律有一个特点，当人们把它作为经济来考虑的时候，其特点就是有很大程度的相互依赖性。由于这种相互依赖性，很有可能使变革产生的结果无法预料，最后发生的变革可能是一个坏的结果。
如何建立自己的法律基础设施？第一点，通过教育和培训。法官、律师及教授都需要了解会计专业、企业方面的知识。另外我们的法官、律师还有一些教授应该参与一些监管的委员会，来对一些法规进行检查、回顾，不断对法规进行改善。
罗杰·高登：
如何控制政府规模与减少腐败问题
我谈两个主要问题：如何最好地减少政府的腐败和如何控制政府的规模，提高服务质量。
在体制上要有保证。地方长官的权利、权力不能过于集中，不能直接雇佣公司；工程项目要进行招标，由专业工程部门来负责，而不是由政治长官来做。
防止腐败的关键是提高透明度。信息如何传出去，如何发布，要有机制和制度，也要有独立的媒体监督。例如当报纸一发现问题，就马上报道，在报纸上向全社会披露。
绝对权力会带来绝对的腐败。所以，如何避免在文职人员、公务员体制中减少腐败呢？要循环调动，大家不断地轮换，轮流地负责这个方面的决策权力。究竟怎么来进行循环呢？可以搞一些具体的工作制度。如建立独立检查、独立审计制度，使更多的人介入进来，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腐败发生。
拉古拉迈·拉詹：
对于中国改革的四点看法
我讲4个小观点：第一，我们需要创新，需要活力；第二，我们需要有科学的决策；第三，和谐社会；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目标，但它们之间有一点矛盾。因为奖励创新，会带来财富积累的不同，造成不平等现象，与和谐社会的概念产生矛盾。财富获得的合法性是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面对的重要挑战。公司的创新需要减少层次，需要企业家管理，并且也有挑战，这需要变革中国目前的体系。
在行政管理方面需要更多科学的决策。减少政府的规模，集中主要的功能，一些工作权力分散放到省一级。要有更高的透明度，给人民更多的权力。在中国，民主化问题是一种挑战。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一般应是，在尊重市场规则的同时，建立起一种很强劲的在市场之下的政府体制支持的系统。
关于金融部门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灵活性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的经济特征来做出决定。第二个是金融部门的改革问题，其改革方法不应是神奇的、孤立的，而是一揽子解决方法中的一部分。对于向国有部门借贷没有惩罚，向私营部门借贷惩罚很多的情况，必须加以改变。还要解决资本成本问题，在中国应该有更多的激励机制来鼓励银行承担风险，但风险不能过大，应该在谨慎监督之下进行。
安瓦尔·沙赫：
应建立起公共管理的问责制
关于公共开支和公共服务问题，中国各级政府的功能和责任不明晰，地方承担了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功能，比如社会保障方面。另外，公共服务政府可以只提供一个竞争性的框架，吸引民营机构来提供竞争性的服务。
我们应该建立起公共管理的问责制，必须对那些管理人员给予约束。比如马来西亚1993年专门制定了一个公民宪章，规定出各级政府的标准，并具体界定出每级政府的权利和义务，及其检查机制，如果满足不了这样的标准就应该有惩处。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同时要处理地区之间财政上的不平等现象。中国这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是明显的。在教育、卫生等领域，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应该一致，这是建立平等的基础。
激励的机制是很重要的，要建立惩罚机制，建立对地方政府监督的委员会。如果他们不按财政纪律来进行，可以来监督他们。重点要建立监督的网络，而不是放在赤字和债务这方面。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