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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每天都在这个世界上演,只不过有些战争被反复提起,有些战争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忘记。大卫·哈伯斯塔姆,曾经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有次偶然走进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图书馆,发现书架上描写越南战争的书有88本之多,但是描写朝鲜战争的书却只有4本。
美国人不愿意提起朝鲜战争,因为那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挫折,而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战局走向的战役,就是被美国人称之为“三角山战役”的上甘岭战役。看过电影《上甘岭》的人会知道坑道里分苹果的故事,上甘岭的志愿军战士缺少包括水在内的所有给养。但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出,这个短短43天的战役究竟有多么残酷。
又一支川军的故事
彭德怀指着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这场战争分为两个阶段,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为战略反攻阶段;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为战略防御阶段,上甘岭的43天就是处于这第二阶段中,从1952年10月14日至12月15日。
1950年10月29日,中央军委决定从西南军区抽调3个军,组成第二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其中,十五军从四川的泸州、内江和宜宾开拔,赶到朝鲜北部集结,并立即投入了第五次战役。在第五次战役后,战场的双方基本在三八线附近进入了相持阶段。
五圣山的确是朝鲜中线的门户,美军恰是看到了这一点,对五圣山周围地区发起了代号为“摊牌行动”的猛攻,并以几千人的惨重代价拿下了五圣山旁边的“喋血岭”和“伤心岭”,矛头直指五圣山。
第1天,美军的障眼法
因为志愿军的任务是保卫五圣山要地,这种战略防御的角色使得志愿军从上甘岭战役一开始就显得有几分被动,他们甚至有点被美军的障眼法给蒙住了。
在10月10日至13日期间,美军就用炮击加空袭做掩护,偷偷地向阵地运送兵力和弹药。可十五军的主力和炮兵却按原计划调往了其他方向,最后,保卫五圣山的就只是十五军的第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
10月14日凌晨5点44分,战斗打响。联合国大会也在这天开幕,除了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外,范弗里特还动用了加拿大旅、菲律宾营、哥伦比亚营等力量,或许他想以联合国军的名义拿下五圣山,给联大一个礼物,但他失算了。
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计划用一天时间夺下五圣山前的两个小山包——597.9和537.7北山高地。这两个高地背后的洼地里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做上甘岭。
此时,十五军参谋长对军长秦基伟说:“前面仍然情况不明。”秦基伟决定,让五圣山侧翼的观察所,每隔半小时报告一次敌情。崔建功到底在干嘛?
四十五师的通讯系统全部瘫痪了,8个步话员喊破了嗓子却也无法联系军部。而此刻的崔建功心里更是一团乱麻。“打了好几个小时,我们连敌人主攻方向在哪儿、攻击意图是什么、投入兵力多大、战术特点如何,一概不清楚,这可不是个事啊!”崔建功只能任由战士们在阵地上各自为战。
战士们也只能各自为战,甚至有人不知道那天是阴天还是晴天,因为一天之内,30余万发各种炮弹和500余枚重磅炸弹倾泻在志愿军的两个阵地上。十五军苦心构建了4个多月的工事,刚到中午就已荡然无存。
这一天,美、韩军投入了10个连,而志愿军方面只有2个连。
第2天,被打蒙的不只是志愿军
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回忆录里沉痛地写到:“出于错觉和判断失误,我们的精力仍集中在反击注字洞南山,结果给敌人可乘之机。我军在14日战斗开始时没能回过手来给敌沉重打击,从而拉长了战斗持续时间。”《解密上甘岭》一书的作者张嵩山在秦基伟的阵中日记里看到了这样的话:“14日那一天,是我生命中又一个焦急如焚的日子。”张嵩山觉得,秦基伟之所以“焦急如焚”就是因为那天晚上他还不知道敌人的企图是什么。
张嵩山在档案资料中找到了佐证,14、15日两天,十五军的作战方针没有任何的调整;志愿军司令部和第三方面军也没有任何关于上甘岭战斗的明确指示。上甘岭所在地的十五军四十五师只是在防御,也只能够防御。
此后的4天里,597.9和537.7两块高地上的阵地就在联合国军和志愿军的手中夺来夺去,范弗里特也很吃惊,他完全没料到在上甘岭这个小地方,志愿军的抵抗会如此地强烈。最终在18日,由于伤亡太大,表面阵地全部失守。
同样是15日这天下午两点,美军在三八线以北一个叫库底的小渔村附近,发起了一场百多条舰艇参加的佯动登陆作战行动,比两年前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规模还庞大。这又是一场迷惑志愿军的行动。
张嵩山经过采访多位朝鲜战场上的师级指挥员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至少在两天之后,志愿军才断定美军的攻击重点在上甘岭。
第6天,血染的阵地,血染的胜利
19日夜,四十五师倾力发动了一次反击,夜战是熟悉地形的志愿军的强项。
597.9高地9号阵地上,19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目击者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个地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隔出四五十米吧。看着龙世昌是拖条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给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抵住往里压,压进去就炸了。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乱飞,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0号阵地上,135团六连仅存16个人,在对4个子母堡的爆破中,3个爆破组都没能接近地堡,在途中伤亡殆尽。营讯员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的时候全身也已经七处负伤。他爬起来,用力支起上身,向战友们说了句什么,只有指导员冯玉庆省悟了:“快,黄继光要堵枪眼。”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迹——血都在路途上流尽了。
由于伤亡很大,作战科长向秦基伟汇报时已然痛哭,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对军长秦基伟说:“一号,请你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
《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说道:“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第7天,坑道战赢得时间
21日左右,志愿军在上甘岭地区的表面阵地全部丢失,战士转入坑道防御作战。战场上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平静气氛。
志愿军的坑道入口在反斜面,虽有后方火力掩护,但在联军地空火力封锁下,人员物资补给严重困难。只能不惜代价,在夜间抢运少量兵力弹药和给养。20余名军人在断水情况下仍互相谦让“一个苹果”的故事,就发生在某坑道驻守分队中。志愿军后勤人员冒着敌炮火,付出巨大伤亡,基本保证了坑道驻守分队进行坚守战斗。
当时是四十五师摄影员的高亚雄回忆说:“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对15军坑道采取筑垒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断绝水源、施放毒剂和烟熏等毒辣手段,妄图消灭坑道中的志愿军。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只好用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官兵们还戏称为‘光荣茶’。战士们把饼干放入嘴里能把舌头割破,仁丹放在嘴里竟化不了。由于医疗条件差,许多伤员牺牲在坑道中。有一个坑道,10多名战士直到饿死,还端着冲锋枪守在坑道口。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派去一个班,活着进坑道的只有1/3,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
第12天,美国人悄悄撤走了
10月25日,志愿军第3兵团经过讨论,决定加大力量夺回597.9高地和537.7高地,并尽可能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根据决定,志愿军命令15军29师87团,第12军31师91/92/93团和34师106团共5个团增援上甘岭,同时增援了140门大口径火炮、24门火箭炮和67门高射炮。
面对志愿军的增兵,美军第八集团军军长范弗里特却决定,让南朝鲜的第二师来接替美军的防务,美军第七师撤出战斗,美国人溜了。
战争进行到此时此刻,作战目标已然发生了变化。因为早在上甘岭战役发生之前,彭德怀曾经对保卫五圣山的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必保之地,所以十五军的四十五师才会死守上甘岭,因为害怕丢掉上甘岭就会丢掉五圣山。
但《解密上甘岭》的作者张嵩山认为,在五圣山和上甘岭之间还隔着好几块高地,即便是丢掉了上甘岭,也不一定就会丢掉五圣山,固守就是本着“寸土不让”的原则,在停战“就地停火”时为朝鲜多争取一些国土。
另一个意义,在志愿军第三兵团1952年10月27日的那份作战指示中说得很明确:“朝鲜战场上敌二线目前仅有第四十师可机动使用,如果我们能把美第七师打残,迫使美第四十师接替其防务,那就再没有部队来接替了,这样就会使敌人逐步转入被动。因此,这一战斗对朝鲜战局意义很大。”
第17天,志愿军大反击
10月30日晚9时,志愿军104门火炮齐吼,炮弹暴风般飞向597.9高地和敌军炮兵阵地,开始了决定性反击的直接炮火准备。
美七师上尉尼基惊恐地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每秒钟一发美军就受不了了,殊不知我们的战士在10月14日面对的是每秒钟六发的狂轰。
一直打到11月15日下午3点多,连长赵黑林趴在敌人尸体上写了个条子派人后送:我巩固住了主峰,敌人上不来了。但战斗仍然在继续:18日,3营8连打光了;19日,7连打光了;20日,最后一个9连拿上去也打光了。
11月25日,南朝鲜第2师撤出,第9师接替,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胜利告终,美军“摊牌行动”也随之结束。
美军第五集团军司令马克·克拉克回忆说,由于联合国军在上甘岭战役中伤亡过重,指挥部停止了所有动用超过一个营的战斗,迫使联合国军停止了任何针对志愿军的大规模进攻,上甘岭战役也完全破灭了联合国军希望在相持阶段反扑的信念,最终走向板门店的谈判桌。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解密上甘岭》(张嵩山著)、《世界王牌败兵录》(陈辉著)、《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院编写)、韩国《朝鲜战争》、朝鲜战场摄影师高亚雄回忆录《烙刻:记忆中的影像》(高亚雄著,作家出版社)、《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大卫·哈伯斯塔姆著,重庆出版社)等书中的史料,一并致谢!
美国人不愿意提起朝鲜战争,因为那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挫折,而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战局走向的战役,就是被美国人称之为“三角山战役”的上甘岭战役。看过电影《上甘岭》的人会知道坑道里分苹果的故事,上甘岭的志愿军战士缺少包括水在内的所有给养。但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出,这个短短43天的战役究竟有多么残酷。
又一支川军的故事
彭德怀指着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这场战争分为两个阶段,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为战略反攻阶段;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为战略防御阶段,上甘岭的43天就是处于这第二阶段中,从1952年10月14日至12月15日。
1950年10月29日,中央军委决定从西南军区抽调3个军,组成第二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其中,十五军从四川的泸州、内江和宜宾开拔,赶到朝鲜北部集结,并立即投入了第五次战役。在第五次战役后,战场的双方基本在三八线附近进入了相持阶段。
五圣山的确是朝鲜中线的门户,美军恰是看到了这一点,对五圣山周围地区发起了代号为“摊牌行动”的猛攻,并以几千人的惨重代价拿下了五圣山旁边的“喋血岭”和“伤心岭”,矛头直指五圣山。
第1天,美军的障眼法
因为志愿军的任务是保卫五圣山要地,这种战略防御的角色使得志愿军从上甘岭战役一开始就显得有几分被动,他们甚至有点被美军的障眼法给蒙住了。
在10月10日至13日期间,美军就用炮击加空袭做掩护,偷偷地向阵地运送兵力和弹药。可十五军的主力和炮兵却按原计划调往了其他方向,最后,保卫五圣山的就只是十五军的第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
10月14日凌晨5点44分,战斗打响。联合国大会也在这天开幕,除了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外,范弗里特还动用了加拿大旅、菲律宾营、哥伦比亚营等力量,或许他想以联合国军的名义拿下五圣山,给联大一个礼物,但他失算了。
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计划用一天时间夺下五圣山前的两个小山包——597.9和537.7北山高地。这两个高地背后的洼地里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做上甘岭。
此时,十五军参谋长对军长秦基伟说:“前面仍然情况不明。”秦基伟决定,让五圣山侧翼的观察所,每隔半小时报告一次敌情。崔建功到底在干嘛?
四十五师的通讯系统全部瘫痪了,8个步话员喊破了嗓子却也无法联系军部。而此刻的崔建功心里更是一团乱麻。“打了好几个小时,我们连敌人主攻方向在哪儿、攻击意图是什么、投入兵力多大、战术特点如何,一概不清楚,这可不是个事啊!”崔建功只能任由战士们在阵地上各自为战。
战士们也只能各自为战,甚至有人不知道那天是阴天还是晴天,因为一天之内,30余万发各种炮弹和500余枚重磅炸弹倾泻在志愿军的两个阵地上。十五军苦心构建了4个多月的工事,刚到中午就已荡然无存。
这一天,美、韩军投入了10个连,而志愿军方面只有2个连。
第2天,被打蒙的不只是志愿军
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回忆录里沉痛地写到:“出于错觉和判断失误,我们的精力仍集中在反击注字洞南山,结果给敌人可乘之机。我军在14日战斗开始时没能回过手来给敌沉重打击,从而拉长了战斗持续时间。”《解密上甘岭》一书的作者张嵩山在秦基伟的阵中日记里看到了这样的话:“14日那一天,是我生命中又一个焦急如焚的日子。”张嵩山觉得,秦基伟之所以“焦急如焚”就是因为那天晚上他还不知道敌人的企图是什么。
张嵩山在档案资料中找到了佐证,14、15日两天,十五军的作战方针没有任何的调整;志愿军司令部和第三方面军也没有任何关于上甘岭战斗的明确指示。上甘岭所在地的十五军四十五师只是在防御,也只能够防御。
此后的4天里,597.9和537.7两块高地上的阵地就在联合国军和志愿军的手中夺来夺去,范弗里特也很吃惊,他完全没料到在上甘岭这个小地方,志愿军的抵抗会如此地强烈。最终在18日,由于伤亡太大,表面阵地全部失守。
同样是15日这天下午两点,美军在三八线以北一个叫库底的小渔村附近,发起了一场百多条舰艇参加的佯动登陆作战行动,比两年前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规模还庞大。这又是一场迷惑志愿军的行动。
张嵩山经过采访多位朝鲜战场上的师级指挥员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至少在两天之后,志愿军才断定美军的攻击重点在上甘岭。
第6天,血染的阵地,血染的胜利
19日夜,四十五师倾力发动了一次反击,夜战是熟悉地形的志愿军的强项。
597.9高地9号阵地上,19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目击者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个地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隔出四五十米吧。看着龙世昌是拖条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给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抵住往里压,压进去就炸了。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乱飞,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0号阵地上,135团六连仅存16个人,在对4个子母堡的爆破中,3个爆破组都没能接近地堡,在途中伤亡殆尽。营讯员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的时候全身也已经七处负伤。他爬起来,用力支起上身,向战友们说了句什么,只有指导员冯玉庆省悟了:“快,黄继光要堵枪眼。”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迹——血都在路途上流尽了。
由于伤亡很大,作战科长向秦基伟汇报时已然痛哭,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对军长秦基伟说:“一号,请你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
《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说道:“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第7天,坑道战赢得时间
21日左右,志愿军在上甘岭地区的表面阵地全部丢失,战士转入坑道防御作战。战场上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平静气氛。
志愿军的坑道入口在反斜面,虽有后方火力掩护,但在联军地空火力封锁下,人员物资补给严重困难。只能不惜代价,在夜间抢运少量兵力弹药和给养。20余名军人在断水情况下仍互相谦让“一个苹果”的故事,就发生在某坑道驻守分队中。志愿军后勤人员冒着敌炮火,付出巨大伤亡,基本保证了坑道驻守分队进行坚守战斗。
当时是四十五师摄影员的高亚雄回忆说:“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对15军坑道采取筑垒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断绝水源、施放毒剂和烟熏等毒辣手段,妄图消灭坑道中的志愿军。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只好用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官兵们还戏称为‘光荣茶’。战士们把饼干放入嘴里能把舌头割破,仁丹放在嘴里竟化不了。由于医疗条件差,许多伤员牺牲在坑道中。有一个坑道,10多名战士直到饿死,还端着冲锋枪守在坑道口。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派去一个班,活着进坑道的只有1/3,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
第12天,美国人悄悄撤走了
10月25日,志愿军第3兵团经过讨论,决定加大力量夺回597.9高地和537.7高地,并尽可能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根据决定,志愿军命令15军29师87团,第12军31师91/92/93团和34师106团共5个团增援上甘岭,同时增援了140门大口径火炮、24门火箭炮和67门高射炮。
面对志愿军的增兵,美军第八集团军军长范弗里特却决定,让南朝鲜的第二师来接替美军的防务,美军第七师撤出战斗,美国人溜了。
战争进行到此时此刻,作战目标已然发生了变化。因为早在上甘岭战役发生之前,彭德怀曾经对保卫五圣山的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必保之地,所以十五军的四十五师才会死守上甘岭,因为害怕丢掉上甘岭就会丢掉五圣山。
但《解密上甘岭》的作者张嵩山认为,在五圣山和上甘岭之间还隔着好几块高地,即便是丢掉了上甘岭,也不一定就会丢掉五圣山,固守就是本着“寸土不让”的原则,在停战“就地停火”时为朝鲜多争取一些国土。
另一个意义,在志愿军第三兵团1952年10月27日的那份作战指示中说得很明确:“朝鲜战场上敌二线目前仅有第四十师可机动使用,如果我们能把美第七师打残,迫使美第四十师接替其防务,那就再没有部队来接替了,这样就会使敌人逐步转入被动。因此,这一战斗对朝鲜战局意义很大。”
第17天,志愿军大反击
10月30日晚9时,志愿军104门火炮齐吼,炮弹暴风般飞向597.9高地和敌军炮兵阵地,开始了决定性反击的直接炮火准备。
美七师上尉尼基惊恐地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每秒钟一发美军就受不了了,殊不知我们的战士在10月14日面对的是每秒钟六发的狂轰。
一直打到11月15日下午3点多,连长赵黑林趴在敌人尸体上写了个条子派人后送:我巩固住了主峰,敌人上不来了。但战斗仍然在继续:18日,3营8连打光了;19日,7连打光了;20日,最后一个9连拿上去也打光了。
11月25日,南朝鲜第2师撤出,第9师接替,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胜利告终,美军“摊牌行动”也随之结束。
美军第五集团军司令马克·克拉克回忆说,由于联合国军在上甘岭战役中伤亡过重,指挥部停止了所有动用超过一个营的战斗,迫使联合国军停止了任何针对志愿军的大规模进攻,上甘岭战役也完全破灭了联合国军希望在相持阶段反扑的信念,最终走向板门店的谈判桌。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解密上甘岭》(张嵩山著)、《世界王牌败兵录》(陈辉著)、《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院编写)、韩国《朝鲜战争》、朝鲜战场摄影师高亚雄回忆录《烙刻:记忆中的影像》(高亚雄著,作家出版社)、《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大卫·哈伯斯塔姆著,重庆出版社)等书中的史料,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