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北京及周边地区乱作一团。义和团民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对在华传教士及华人教众大开杀戒，最终直接导致了八国联军进京及慈禧西逃的历史惨剧。与北方混乱的局势相比，南方则破坏较小，义和团运动之初，清政府即发出了招致义民，成团御侮，及奖励各省拳民焚毁教堂的诏旨。但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最初预见了义和团运动发展的结果，并率先视诏旨为矫诏，而山东巡抚袁世凯也由最初的奉诏，而转认为是乱命。湖广总督张之洞、刘坤一联合李鸿章、袁世凯派出盛宣怀与上海的各国领事议定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的条约，史称“东南互保”。因此，在山东及东南地方大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东南地区并未发生大规模的仇教活动，但是还是涌现出两个著名的教案——湖南衡州教案和浙江衢州教案。
　　本文要谈的灭门案即与浙江衢州教案有关，案件的主角叫吴德潚。《清史稿》记载：“吴德潚，字筱村，四川达县人。性至孝。博极群书，以进士用知县。庚子年，任浙江。西安、北京拳乱起，江山县土匪以仇教为名，连陷江山、常山，县人咸欲应之，德潚谓北事未定，洋人必不宜歼。有罗楠者，素健讼，德潚尝严惩之，久含恨。结都司周之德，挟众指德潚袒洋教，劫德潚缚道署辕门，尽镊须发，以利刃攒刺，洞腹死，德潚骂不绝口。子仲弢驰哭尸下，又杀之，并入县署杀全家四十馀口。事定，恤如例。”查阅相关文献可知，吴德潚最初曾与其长子吴铁樵（吴樵，字铁樵）客于张之洞幕府之中，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京师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锐等人结为至交，吴德潚之母做寿时，康有为曾专为老夫人题写寿联。梁启超也追忆道：“先生至性德纯孝，而学识魄力迥绝流俗，尤邃佛理。自号双遣居士。有子三人：长曰铁樵，名樵；次曰仲弢，名以棨；季曰子发，名以东。皆有过人之才。余与谭浏阳及铁樵约为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吴德潚）。”谭嗣同还直言不讳地赞誉云：“三吴，蜀之三龙也。吾国有此等人才，岂是亡国气象！”可见吴氏父子与维新党人交谊颇深。光绪二十二年（1896），吴德潚调任浙江山阴县令，并成为维新刊物《时务报》的最初发起人之一。其间他与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人来往甚密，是维新思想传播的重要人物。在《时务报》内部出现纠纷之时，吴氏父子对调解汪（汪康年）、梁（梁启超）纷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巩固了内部团结。然好景不长，吴德潚之子吴铁樵不幸暴病身故，谭嗣同以“哭之恸，常为作一传，见时务报中”的形式来纪念这位志同道合的友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爆发，慈禧太后再次垂帘，京师中四处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慈禧先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之罪名搜捕维新主使康有为等人，而后下令逮捕军机四章京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等人，并于9月28日将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康广仁问斩。除慷慨成仁的戊戌六君子和遭通缉的康有为、梁启超外，受牵连的还有李端棻、徐致靖、徐仁铸、徐仁静、陈宝箴、陈三立、张荫桓、张百熙、王锡蕃、黄遵宪、文廷式、王照、江标、端方、徐建寅、吴懋鼎、宋伯鲁、李岳瑞、张元济、洪汝冲、熊希龄、志錡、冯汝骙、容闳、刘冠雄、谭继洵、王燮、王焯、程式榖、钱惟骥等大批维新人士。他们或流亡，或罢官，有的则被遣戍边陲。在举国恐慌之时，惩治的名单上并没有吴德潚的名字，可能由于他在维新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甚是隐秘，并且是阶段性的，故暂时躲过了这场劫难。然吴德潚的命运并未因此而改变，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被放任为衢州西安县令，次年，吴氏一门惨死于任所。
　　翻阅官方资料可能很难将衢州教案和戊戌变法联系起来，但经过细心揣摩，不难发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据地方志记载，衢州教案发生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六月，衢州地区出现旱情，江山人刘家福在福建浦城发动叛乱，接连攻陷江山、常山县城，导致大量难民进入衢州，一时间流言四起，传闻刘很快即移兵衢州，然此时仇教之火也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迅速引燃。接下来便发生了吴德潚灭门之惨案。
　　据幸存者吴德潚的继配冉夫人回忆，6月25日，其夫吴德潚感于局势紧张，曾亲赴知府衙门与知府洪思亮商议对策，并约集乡绅。商议才开始，忽有人报，吴的家丁及厨伕被地方团练逮捕，并以奸细之名在全县游街。震惊之余，吴德潚及洪知府忙由知府衙门赶至团防局了解情况。不料二人刚入，与吴有隙之军官罗楠率团练武装突至，竟以“通洋”“通匪”之罪将吴德潚绑缚。吴之亲兵上前护卫，立被乱刀砍杀，洪知府却未加以制止。
　　随后，众人又将吴送至金衢严道台衙门，道台鲍祖龄非但未进行弹压，反而以“西安县办理不善，贻误地方，着即撤任牌示”为名，先将吴亲兵四人、家丁一人在不问供的情况下交由都司周之德捆出处斩。值此混乱之际，握有衢州兵权的镇守使喻俊明本可加以干预，但他却隔岸观火，不发一兵相救。后罗楠与乱党更为猖獗，竟把吴德潚拖至堂外，将须髯尽镊，以利刃攒刺其腹致死。
　　吴惨死后，为了斩草除根，乱党还闯入知县衙门，将吴德潚之子吴以棨、吴以东、次孙吴恕昌，并幕友七人，官亲二人，家丁八名，凡二十人捆捉，送往道台衙门。吴之老母时年七十八岁，被乱党从床上拖下，虽未加害，却将头上金钗尽数拔去。吴之妻子及女眷因及时更衣躲入厕房而幸免，但知县衙门中账房上房的银物则被劫掠一空。
　　6月27日，鲍道台将吴德潚之子吴以棨、吴以东、次孙吴恕昌及之前所抓的吴家厨伕一并交由乱党处死，还放言道：“听汝辈惩治，吾不敢庇护罪人。”6月28日，洪知府也将吴的幕友及家丁等七人送交团防局，在府署前乱刀戮死。据统计，吴德潚一门被杀者有34人之多，更有甚者，他们的遗体还被暴尸于天主堂，以示惩戒。同时道台鲍祖龄更积极响应朝廷仇教诏旨，不顾“东南互保”之定局，包庇乱党在衢州城内肆意妄为，先于道署门前把英籍传教士“泰西汤姓一家四口，石、马、戴姑娘三口，共七人，先辱后杀”，后在衢州城内掀起了一股“大索城内传教西士，不论男女老少，尽皆杀之”的血腥狂潮，最终导致了衢州地区所有天主教堂、新教教堂被悉数焚毁，英美传教士11人被杀，教堂大司务毛理元及华籍传教士6人殉难的惨剧。 　　从教案的发展到扩大，作为吴德潚的上级，知府洪思亮、道台鲍祖龄未加以制止，镇台喻俊明也未发一兵相救。其中道台鲍祖龄最为恶劣，在吴氏一门命悬一线时，不但说出了“听汝辈惩治，吾不敢庇护罪人”之类的言语，而且纵容团练民众将吴德潚满门尽灭，充当了造成衢州惨案的重要帮凶。但他所说“罪人”一词不知从何而来，下面的几则史料或许可以解答我们的疑问。据郭则沄在“庚子诗鉴”注中记载，鲍、吴本为同乡（鲍祖龄，四川奉节人；吴德潚，四川达县人），却因小事而构衅，“鲍为春霆（湘军名将鲍超）提军子，少年袭爵得官，犹纨绔也。在官溺于声色，眷江山船中一妓，每乘夜微行就之。吴念桑梓谊，欲谏阻，又惮于犯颜，乃伺其出辄衣冠迎候，意使知媿，鲍深衔之。至是睹其被祸，且以为快”。且平日里“季清（吴德潚）于署中厅事悉悬康、梁及戊戌党人书画，因是众目之曰康党”。故事变发生时，“监司（鲍祖龄）立堂外，视公死，乃入……群贼守县门，杀公家四十余口，始定，去公箧，得康有为书，监司大喜，以为通贼情真，诛之有名”。读文至此，恍然大悟，吴德潚的灭门是由于结私怨于上宪，并与维新党人关系密切，而民间的说法则是崇洋媚外，袒护洋人（吴德潚任西安县令时，思想开明，崇尚西方文化，与传教士关系良好，以洋操训练兵丁，让其子孙学习英语接触西方思想。衢州至今还流传着一事，时任县令的吴德潚曾严令一对夫妇在街市上当众向外国传教士下跪道歉，原因在于这对夫妇的子女看见洋人后高呼“洋鬼子”来了），而官方不予深究的暗语则为勾结康党。从这些片段的记录中，我们逐渐可以了解吴德潚惨遭灭门的深层原因。试想民乱发生时，知府、道台、镇台如有一人加以弹压，可能会避免或减小这次惨剧的损失，但直至“得康有为书，监司大喜”，方洞彻这是一起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却被覆之以教案的外衣，遮住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衢州教案发生后，时值“东南互保”条约签订后不久，商务大臣盛宣怀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报告情况，并由刘坤一、刘树棠出面派兵赴衢州弹压逮捕凶犯，将相关官员撤职查办，然北方时局混乱，衢州教案暂时搁置。后经多方交涉，慑于列强的压力，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清廷始作出相关处理，涉案官员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洪知府被“革职永不叙用”，喻镇台则“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其中那位借刀杀人的鲍道员，被定为“斩监候罪名，贷其一死，发往极边充军，永不释回”（其他涉案人员，衢州城守都司周之德“斩立决”，按察使荣铨革职“发往极边”，浙江巡抚刘树棠“革职永不叙用，饬令回籍，仍交地方官管束”）。但随后的历次诏旨中却从未提及对遭灭门之吴家的抚恤情况，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吴德潚毕竟不是洋人，其次吴德潚有维新党之嫌，再者为吴德潚翻案是否值得。故吴德潚灭门案成为义和团运动中一桩被人忽视的惨案。
　　试想如没有衢州教案，吴德潚的名字很可能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也正是缘于此案，让我们重新回顾了这位鲜为人知的维新志士的一生。解密历史的同时，也可看出吴德潚在民变之时表现出的隐忍坚毅，不畏强暴，劝人为善的种种美德。虽然吴德潚之死看似无足轻重，但作为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曾经激昂慷慨，投身于创办《时务报》，传播维新思想，爱国之心发乎情合乎理，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不朽的历史篇章。
　　衢州教案发生后，吴德潚的友人纷纷撰文作诗加以追忆，让我们用其挚友黄遵宪的诗句来结束本文：“观君遭万变，已足空一切，只有黄鸟歌，哀吟代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