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白人文化冲击不仅造成了《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黑人文化的迷失以及心灵的扭曲，也最终导致了佩科拉精神分裂的悲剧。它告诫读者：如果以白人文化作为价值取向，迷失黑人自身文化，只能造成人生的悲剧，对深受白人文化标准戕害的人们来说，佩科拉的悲剧迄今仍具有极为深刻的教育意义。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 文化冲击 黑人心灵 探析
《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的问世，是黑人女性作家作品题材一个新的突破：这部小说史无前例地用黑人小女孩作故事的主角，把关注点落到以前从不为人所重视的边缘地带一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小女孩。小说以黑人女孩佩科拉渴望拥有一双蓝眼睛而最终陷入疯狂状态，展示了白人文化冲击所造成的黑人心灵文化迷失的悲剧；同时也探讨了抵抗白人文化冲击、保持黑人文化的途径。莫里森开创了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同一国家内部种族不平等的深层原因，这一具有人类民族共性的研究使她的作品在思想深度上远远的超越了其同时代的黑人作家。在美国国内，以泰勒为代表的《托妮·莫里森访谈录》(Taylor，1994)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莫里森在对待黑人文化流失以及白人文化冲击问题上的基本看法。而在我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从近年来以王守仁、吴新云(1997)主编的《性别·种族·文化》为伊始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本文拟就《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悲剧产生的原因进行探析，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一、佩科拉悲剧产生的民族历史根源
在莫里森看来，佩科拉以“蓝眼睛”(白人文化)来界定美丑，这种自我厌恶和自我否定情结实际上源于黑白两种文化冲突中黑人心灵的困惑、错乱、扭曲与迷失。它突出表现了黑人在融入白人社会时遭到白人文化的深刻冲击，其民族文化正在流失，其民族意识也在逐渐淡化。莫里森以其独到的敏锐眼光觉察出文化流失是造成黑人政治、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改变了传统黑人作家单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来分析黑白两个民族的简单二元对立。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佩科拉悲剧的产生有其民族的历史根源。黑人自从被贩运到美国就开始了非人的生活。他们不仅在身体上受尽了压迫，在思想意识上也被任意操纵。奴隶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从开始就向黑人奴隶灌输“低人一等”的思想，甚至将黑人奴隶和动物等同起来，进行“物化”教育。尽管黑人奴隶在美国内战中获得自由，但从内战重建时期到20世纪，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由此，长期受歧视和受压迫的经历已经在黑人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民族的历史在黑人群体中产生了种族自我否定心理，对他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处于白人主宰的世界中，在白人审美标准的压力下，他们失去了自我，已在无意识中形成了“黑即丑”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他们以白人的审美标准来界定自己，来评判自己民族的善恶和美丑，他们以模仿白人的行为为荣，而以保持自己的黑人性为耻。他们内心深处已失去了黑人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同样，受社会种族歧视和物化的生存完成了佩科拉的自我否定过程，最终使她深深地陷入到白人文化的深渊，令人可悲地成为白人审美价值观的牺牲品。
二、佩科拉悲剧产生的外部因素
如果说黑人群体中的种族自我否定心理是佩科拉悲剧产生的历史根源的话，那么白人文化的冲击则直接造成佩科拉黑人文化的迷失以及心灵的扭曲。生存在白人审美标准下的佩科拉已完全失去了自我，只能随波逐流。别无选择。
2.1语言与思想意识的控制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它本身也是文化的载体。美国黑人原本非洲语的丧失以及黑人英语的出现。就是白人强行推行语言霸权主义的例证。由于黑人生活在以白人为主导的世界中，所以被迫地接受了白人的语言。而语言又总是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当黑人使用英语作为交流工具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用英语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按英语语言所折射出来的文化看待事物。这样在与英语语言的耳濡目染中。黑人就不自觉地接受了英语语言文化。此外，白人还利用自己在教育方面的优势，强行黑人学习英语语言，这样就使黑人从小就被灌输、移植白人文化，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处处接触白人文化。由于长期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黑人自然也就忘掉了自己的文化，转而向白人文化靠拢，白人也因此实现了对黑人语言与思想意识的控制。白人的这种语言和文化的控制是极具毁灭性的，尤其是对不成熟心灵的影响甚至摧残作用都是无法估量的。
2.2白人文化的冲击
在美国社会，白人在政治经济上处于绝对优势，上层建筑、经济领域以及意识形态完全处在白人的控制之中，审美标准自然也就由他们来定。白人凭借他们在媒体上的强势，大肆宣扬白人文化，并通过电影、电视、广告等大众媒体以及音乐、服装、杂志等宣传工具，推行白人文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向黑人及其它少数民族显示其优越性，扭曲黑人的心灵，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同化他们，抹平所谓的文化差异。人们通常可以看到，白人在电影屏幕上刻画的黑人多是傻子、仆人、小捣乱之类的形象，而白人多是英雄、主人、大善人之类的角色，这种虽带有娱乐性的媒体却实际上强化了白人虚假的优越感和黑人不应有的自卑感，对黑人的心灵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最蓝的眼睛》中，上帝是白人：“上帝是个很好的白人老头，留着长长的白发，飘着白胡子，那对蓝色的小眼睛会在人们死亡时露出伤心的神色。在人们做坏事时会表现出气愤。”上帝也长着一双蓝眼睛，所以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期盼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见，白人文化已深深地根植于黑人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他们的心灵深处已无形中被白人文化渗透和控制了。
三、佩科拉悲剧产生的内部因素
佩科拉悲剧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多方面内因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她的自我厌恶情结和唯“白”是美的审美意识以及整个黑人社区责任感的失落才是其最主要的和本质性的因素。
3.1自我厌恶和唯“白”是美
在黑人社区内部，黑人们普遍存在一种自我厌恶情结。他们觉得自己天生就丑陋。“那丑陋来自于一种确信。他们自己的确信。仿佛一个神秘的、无事不晓的主人已给他们每人发放了一件丑陋的外衣来穿，他们一个个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下来。那主人说，‘你们是些丑人。’……”受黑人社区的影响，佩科拉从一出生就被认为是丑陋的。随着她不断的成长，这种看法加深了她认为自己丑陋的信念，“她发现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潜伏着这种神色。毫无疑问，这厌恶是冲着她来的，是冲着她的黑皮肤来的”(Morrison，1970：40)。她从潜意识里把自己的丑陋与黑皮肤联系了起来。从而把所有的罪恶也都归结为她的黑皮 肤。然而，佩科拉的自我厌恶情结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她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把黑人降为物体，并通过各种途径来强化他们的这种“物化”意识，然后让他们自己感到黑皮肤确实是丑陋、低人一等。但在《最蓝的眼睛》中，种族歧视不只是来自白人。还来自黑人种族内部根据肤色深浅而定的种族层次观念。实际上，在整个黑人社区，如果哪个黑人出生时皮肤是浅色的。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高人一等。另外，她所看到的广告中小女孩都是金发、碧眼、白皮肤。对佩科拉来说，蓝眼睛意味着家庭幸福和周围人的喜爱，这正是她生活中缺乏的东西：当她从别人的眼神中得不到肯定时，她原有的自我厌恶发展成为彻底的自我否定。以此同时，她也就完全丧失了自己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
当她的心灵在这种文化冲突与碰撞中自我扭曲之后。佩科拉就开始自觉地以白人的审美标准来审视自己。她彻底地否定了自己黑人文化的审美标准，唯“白”是美，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最能说明这一点。她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能长出一双蓝眼睛，“如果她的眼睛，那些摄入图像富有视觉的眼睛——如果她的那双眼睛不一样，也就是说，美丽的话，她自己就会不一样了。”(Morrison，1970：40)对蓝眼睛的期盼，表明她在白人主流文化的社会中，“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了扭曲，她要用一双白人的眼睛去观察周围社会，她鄙视自己的肤色，更鄙视自己的眼睛。”(毛信德，2006：21)佩科拉喜欢用有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的杯子喝牛奶，喜欢吃印有玛丽·简包装纸的糖果都显示了像她这样一个黑人小女孩已彻彻底底的被白人的审美标准同化了。佩科拉的母亲波琳。她的心灵也同样地被白人的审美意识扭曲。她迷上了电影，把白人女演员基尼·哈罗当成偶像。模仿她的发型，羡慕电影中的白人生活，把自己打扮得荒谬可笑。“当把形体美丽等同于美德之时，她(波琳)把心灵剥夺了，禁锢了，同时收集了大量的自我贬低。”(Morrison，1970：97)她在白人家庭做工，把白人家庭布置得干净整洁，而自己的家庭却杂乱无章。在她看来，收拾白人的清洁家庭更能找到无限乐趣，她的早出晚归与丈夫孩子的家居生活形成了“她一日中清晨和深夜的两个暗黑的边线”，而这道暗黑的边线衬得她在主人家里的白昼时光“更明亮，更可贵，更怡人。”当佩科拉和白人女孩并立在波琳面前时，波琳更偏爱后者，因为社会告诉她这一个更有价值。佩科拉父亲乔利对母亲波琳的人格分裂不仅无能为力，而且他本人的经历使他比波琳更具人格分裂的潜质，他对女儿欲爱不能以至于强奸女儿便是人格分裂的极端表现形式。可以说。父母亲分裂的人格对她的心理造成了严重影响，更加促使了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也是导致她精神分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
3.2社区黑人互助精神的失落
佩科拉的自我厌恶和唯“白”是美的审美意识固然造成了她自身的文化迷失，但“社区黑人从总体上不伸出援助的手，不露出宽容的笑容，也是佩科拉最终落得如此可怜可悲的原因。”(王守仁，1997：46)他们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下，已表现出了一种落井下石、麻木不仁的心态。“他们对这故事(佩科拉为生父强奸)感到恶心，有趣，震惊，愤慨，甚至兴奋。我们想听人说，‘可怜的女孩’或‘可怜的孩子’之类的话，但这些话没有听到，只见摇头。我们想找双盈满关怀的眼睛，却只见邪恶。”(Morrison，1970：148)可见，黑人社区责任感的缺乏进一步加深了佩科拉的悲剧。白人们以黑人的贫穷和丑陋来陪衬自己的富贵和欢乐：肤色较浅的黑人又以本民族的可怜人来显示自己的健康和优越。而且，这种做法还不只限于佩科拉生活的小镇，小说在开头就点出那年秋天全国各地的金盏花都没长出来：在结尾时又说，“那年全国的土地都对金盏花满是敌意。”(Morrison，1970：160)可想而知，生命力虽然顽强但却微贱如金盏花的佩科拉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社区中。这样一个缺乏责任感的社区对佩科拉的悲剧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由此，小说结尾克劳蒂亚对社区黑人互助精神的失落发出了深深地哀叹：“至少在我们小镇的边缘，在我们镇的垃圾和向日葵之间，一切都太迟太迟太迟了啊。”(Morrison，1970：160)
综上所述，白人文化的冲击不仅造成了《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黑人文化的迷失以及心灵的扭曲，也最终导致了佩科拉精神分裂的悲剧。虽然，“最蓝的眼睛”的梦想随着佩科拉的发疯而消失了，作品是在告诫有类似梦想的黑人女同胞：醒来吧，去寻找自我，黑人妇女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切!但据社会学家考查，一些肤色浅的黑人还是感到优越，还喜欢与外貌相近的人交往：同时那些肤色深黑者有着某些群体强加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因此，莫里森几十年前就写成的《最蓝的眼睛》，迄今仍具有重大的现时意义。她通过自己的小说，号召黑人唱“自己之歌”。强调黑人坚持自我和社区团结的必要性。对那些目前仍深受白人文化标准戕害的人们来说。佩科拉的悲剧有着极为深刻的教育意义。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 文化冲击 黑人心灵 探析
《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的问世，是黑人女性作家作品题材一个新的突破：这部小说史无前例地用黑人小女孩作故事的主角，把关注点落到以前从不为人所重视的边缘地带一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小女孩。小说以黑人女孩佩科拉渴望拥有一双蓝眼睛而最终陷入疯狂状态，展示了白人文化冲击所造成的黑人心灵文化迷失的悲剧；同时也探讨了抵抗白人文化冲击、保持黑人文化的途径。莫里森开创了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同一国家内部种族不平等的深层原因，这一具有人类民族共性的研究使她的作品在思想深度上远远的超越了其同时代的黑人作家。在美国国内，以泰勒为代表的《托妮·莫里森访谈录》(Taylor，1994)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莫里森在对待黑人文化流失以及白人文化冲击问题上的基本看法。而在我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从近年来以王守仁、吴新云(1997)主编的《性别·种族·文化》为伊始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本文拟就《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悲剧产生的原因进行探析，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一、佩科拉悲剧产生的民族历史根源
在莫里森看来，佩科拉以“蓝眼睛”(白人文化)来界定美丑，这种自我厌恶和自我否定情结实际上源于黑白两种文化冲突中黑人心灵的困惑、错乱、扭曲与迷失。它突出表现了黑人在融入白人社会时遭到白人文化的深刻冲击，其民族文化正在流失，其民族意识也在逐渐淡化。莫里森以其独到的敏锐眼光觉察出文化流失是造成黑人政治、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改变了传统黑人作家单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来分析黑白两个民族的简单二元对立。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佩科拉悲剧的产生有其民族的历史根源。黑人自从被贩运到美国就开始了非人的生活。他们不仅在身体上受尽了压迫，在思想意识上也被任意操纵。奴隶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从开始就向黑人奴隶灌输“低人一等”的思想，甚至将黑人奴隶和动物等同起来，进行“物化”教育。尽管黑人奴隶在美国内战中获得自由，但从内战重建时期到20世纪，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由此，长期受歧视和受压迫的经历已经在黑人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民族的历史在黑人群体中产生了种族自我否定心理，对他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处于白人主宰的世界中，在白人审美标准的压力下，他们失去了自我，已在无意识中形成了“黑即丑”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他们以白人的审美标准来界定自己，来评判自己民族的善恶和美丑，他们以模仿白人的行为为荣，而以保持自己的黑人性为耻。他们内心深处已失去了黑人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同样，受社会种族歧视和物化的生存完成了佩科拉的自我否定过程，最终使她深深地陷入到白人文化的深渊，令人可悲地成为白人审美价值观的牺牲品。
二、佩科拉悲剧产生的外部因素
如果说黑人群体中的种族自我否定心理是佩科拉悲剧产生的历史根源的话，那么白人文化的冲击则直接造成佩科拉黑人文化的迷失以及心灵的扭曲。生存在白人审美标准下的佩科拉已完全失去了自我，只能随波逐流。别无选择。
2.1语言与思想意识的控制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它本身也是文化的载体。美国黑人原本非洲语的丧失以及黑人英语的出现。就是白人强行推行语言霸权主义的例证。由于黑人生活在以白人为主导的世界中，所以被迫地接受了白人的语言。而语言又总是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当黑人使用英语作为交流工具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用英语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按英语语言所折射出来的文化看待事物。这样在与英语语言的耳濡目染中。黑人就不自觉地接受了英语语言文化。此外，白人还利用自己在教育方面的优势，强行黑人学习英语语言，这样就使黑人从小就被灌输、移植白人文化，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处处接触白人文化。由于长期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黑人自然也就忘掉了自己的文化，转而向白人文化靠拢，白人也因此实现了对黑人语言与思想意识的控制。白人的这种语言和文化的控制是极具毁灭性的，尤其是对不成熟心灵的影响甚至摧残作用都是无法估量的。
2.2白人文化的冲击
在美国社会，白人在政治经济上处于绝对优势，上层建筑、经济领域以及意识形态完全处在白人的控制之中，审美标准自然也就由他们来定。白人凭借他们在媒体上的强势，大肆宣扬白人文化，并通过电影、电视、广告等大众媒体以及音乐、服装、杂志等宣传工具，推行白人文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向黑人及其它少数民族显示其优越性，扭曲黑人的心灵，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同化他们，抹平所谓的文化差异。人们通常可以看到，白人在电影屏幕上刻画的黑人多是傻子、仆人、小捣乱之类的形象，而白人多是英雄、主人、大善人之类的角色，这种虽带有娱乐性的媒体却实际上强化了白人虚假的优越感和黑人不应有的自卑感，对黑人的心灵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最蓝的眼睛》中，上帝是白人：“上帝是个很好的白人老头，留着长长的白发，飘着白胡子，那对蓝色的小眼睛会在人们死亡时露出伤心的神色。在人们做坏事时会表现出气愤。”上帝也长着一双蓝眼睛，所以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期盼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见，白人文化已深深地根植于黑人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他们的心灵深处已无形中被白人文化渗透和控制了。
三、佩科拉悲剧产生的内部因素
佩科拉悲剧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多方面内因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她的自我厌恶情结和唯“白”是美的审美意识以及整个黑人社区责任感的失落才是其最主要的和本质性的因素。
3.1自我厌恶和唯“白”是美
在黑人社区内部，黑人们普遍存在一种自我厌恶情结。他们觉得自己天生就丑陋。“那丑陋来自于一种确信。他们自己的确信。仿佛一个神秘的、无事不晓的主人已给他们每人发放了一件丑陋的外衣来穿，他们一个个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下来。那主人说，‘你们是些丑人。’……”受黑人社区的影响，佩科拉从一出生就被认为是丑陋的。随着她不断的成长，这种看法加深了她认为自己丑陋的信念，“她发现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潜伏着这种神色。毫无疑问，这厌恶是冲着她来的，是冲着她的黑皮肤来的”(Morrison，1970：40)。她从潜意识里把自己的丑陋与黑皮肤联系了起来。从而把所有的罪恶也都归结为她的黑皮 肤。然而，佩科拉的自我厌恶情结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她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把黑人降为物体，并通过各种途径来强化他们的这种“物化”意识，然后让他们自己感到黑皮肤确实是丑陋、低人一等。但在《最蓝的眼睛》中，种族歧视不只是来自白人。还来自黑人种族内部根据肤色深浅而定的种族层次观念。实际上，在整个黑人社区，如果哪个黑人出生时皮肤是浅色的。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高人一等。另外，她所看到的广告中小女孩都是金发、碧眼、白皮肤。对佩科拉来说，蓝眼睛意味着家庭幸福和周围人的喜爱，这正是她生活中缺乏的东西：当她从别人的眼神中得不到肯定时，她原有的自我厌恶发展成为彻底的自我否定。以此同时，她也就完全丧失了自己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
当她的心灵在这种文化冲突与碰撞中自我扭曲之后。佩科拉就开始自觉地以白人的审美标准来审视自己。她彻底地否定了自己黑人文化的审美标准，唯“白”是美，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最能说明这一点。她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能长出一双蓝眼睛，“如果她的眼睛，那些摄入图像富有视觉的眼睛——如果她的那双眼睛不一样，也就是说，美丽的话，她自己就会不一样了。”(Morrison，1970：40)对蓝眼睛的期盼，表明她在白人主流文化的社会中，“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了扭曲，她要用一双白人的眼睛去观察周围社会，她鄙视自己的肤色，更鄙视自己的眼睛。”(毛信德，2006：21)佩科拉喜欢用有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的杯子喝牛奶，喜欢吃印有玛丽·简包装纸的糖果都显示了像她这样一个黑人小女孩已彻彻底底的被白人的审美标准同化了。佩科拉的母亲波琳。她的心灵也同样地被白人的审美意识扭曲。她迷上了电影，把白人女演员基尼·哈罗当成偶像。模仿她的发型，羡慕电影中的白人生活，把自己打扮得荒谬可笑。“当把形体美丽等同于美德之时，她(波琳)把心灵剥夺了，禁锢了，同时收集了大量的自我贬低。”(Morrison，1970：97)她在白人家庭做工，把白人家庭布置得干净整洁，而自己的家庭却杂乱无章。在她看来，收拾白人的清洁家庭更能找到无限乐趣，她的早出晚归与丈夫孩子的家居生活形成了“她一日中清晨和深夜的两个暗黑的边线”，而这道暗黑的边线衬得她在主人家里的白昼时光“更明亮，更可贵，更怡人。”当佩科拉和白人女孩并立在波琳面前时，波琳更偏爱后者，因为社会告诉她这一个更有价值。佩科拉父亲乔利对母亲波琳的人格分裂不仅无能为力，而且他本人的经历使他比波琳更具人格分裂的潜质，他对女儿欲爱不能以至于强奸女儿便是人格分裂的极端表现形式。可以说。父母亲分裂的人格对她的心理造成了严重影响，更加促使了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也是导致她精神分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
3.2社区黑人互助精神的失落
佩科拉的自我厌恶和唯“白”是美的审美意识固然造成了她自身的文化迷失，但“社区黑人从总体上不伸出援助的手，不露出宽容的笑容，也是佩科拉最终落得如此可怜可悲的原因。”(王守仁，1997：46)他们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下，已表现出了一种落井下石、麻木不仁的心态。“他们对这故事(佩科拉为生父强奸)感到恶心，有趣，震惊，愤慨，甚至兴奋。我们想听人说，‘可怜的女孩’或‘可怜的孩子’之类的话，但这些话没有听到，只见摇头。我们想找双盈满关怀的眼睛，却只见邪恶。”(Morrison，1970：148)可见，黑人社区责任感的缺乏进一步加深了佩科拉的悲剧。白人们以黑人的贫穷和丑陋来陪衬自己的富贵和欢乐：肤色较浅的黑人又以本民族的可怜人来显示自己的健康和优越。而且，这种做法还不只限于佩科拉生活的小镇，小说在开头就点出那年秋天全国各地的金盏花都没长出来：在结尾时又说，“那年全国的土地都对金盏花满是敌意。”(Morrison，1970：160)可想而知，生命力虽然顽强但却微贱如金盏花的佩科拉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社区中。这样一个缺乏责任感的社区对佩科拉的悲剧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由此，小说结尾克劳蒂亚对社区黑人互助精神的失落发出了深深地哀叹：“至少在我们小镇的边缘，在我们镇的垃圾和向日葵之间，一切都太迟太迟太迟了啊。”(Morrison，1970：160)
综上所述，白人文化的冲击不仅造成了《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黑人文化的迷失以及心灵的扭曲，也最终导致了佩科拉精神分裂的悲剧。虽然，“最蓝的眼睛”的梦想随着佩科拉的发疯而消失了，作品是在告诫有类似梦想的黑人女同胞：醒来吧，去寻找自我，黑人妇女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切!但据社会学家考查，一些肤色浅的黑人还是感到优越，还喜欢与外貌相近的人交往：同时那些肤色深黑者有着某些群体强加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因此，莫里森几十年前就写成的《最蓝的眼睛》，迄今仍具有重大的现时意义。她通过自己的小说，号召黑人唱“自己之歌”。强调黑人坚持自我和社区团结的必要性。对那些目前仍深受白人文化标准戕害的人们来说。佩科拉的悲剧有着极为深刻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