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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是世界1/3人口的主粮，在我国，稻年产量接近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
提起水稻种植技术，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袁隆平，在20世纪70年代他成功研制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面对世界性的饥荒，袁隆平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的课题……随着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在全国大面积的推广，袁隆平名声大震。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当代神农氏”“米神”等。他解决了几亿人的温饱问题。
但是，在袁隆平之前，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是谁培育的水稻良种养活了那一代人？答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丁颖，中国科学院院士，1933年，他选育的 “中山Ⅰ号”创下了世界上第一个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的成功先例。1936年，他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他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选育出60多个优良品种应用于生产中，对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作出了贡献。他还创立了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为开展品种选育和繁种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因此，他被称为“中国稻作之父”。今年10月正值丁颖逝世50周年，我们在此缅怀他。
中国稻种的来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产稻国之一，国内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证实中国的稻作历史有将近万年之久，然而关于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和演变，直到半个多世纪前，还没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科学的厘清和论证。
1884年，瑞士的康多勒（Candolle）提出，普通栽培稻起源于中国至孟加拉一带；苏联的瓦维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曾认为中国水稻起源于印度；1944年日本的宇野园空在《马来稻作之仪记》中表示，他也支持稻种起源于印度的学说。多年来，各国研究人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于栽培稻种的来源问题的探究，不但涉及稻种演化、传播、系统发育等理论问题，同时也决定了对中国稻作文化认识的正确与否的问题。丁颖根据古籍记载和出土遗踪，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植物学以及籼粳稻种的地理分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论证了中国水稻起源于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神农时代，扩展于公元前26世纪～公元前22世纪的黄帝与禹稷的时代。稻作栽培奠定于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274年间的周代。中国古代夏殷、百越等民族，同属夏族，史前时代已分布在我国境内，所以中国稻种不可能来自印度。从植物学方面分析，在中国迄今已发现的三种野生稻为：普遍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野生稻种广泛分布于云南、广西、台湾等省（自治区）的江河流域和沼泽地带，纵观史料可以推断中国稻作文化有其独立的演变系统。丁颖还从古人类的迁徙等角度提出栽培稻种的传播途径为：一是由中国传至东南亚与日本等地；二是由印度经伊朗传入巴比仑，再传至欧美等国；三是南岛民族（Austronesian，是使用南岛语的族群，其分布范围东达南美洲的复活岛，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南抵纽西兰，北至台湾）从大陆传至南洋。他认为，中国稻种不仅起源于中国的野生稻，而且是世界稻种传播中心之一。
中山Ⅰ号
今天广州的农林下路已成为市内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或许会偶然想弄清楚这条路名的由来，但你应该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商铺林立的闹市中心会与“农”“林”有什么联系。
在20世纪20年代初，这里是广州东郊，如今农林路、犀牛路西侧石马岗有一所名为“广东农林试验场”的学校，后来改名“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而以东则有个“第一农场”，是连片的田野、树林和沼泽。
丁颖便是在这片土地最先开始他的农学家之路的。他与青年教师谢申在这里辟出了一块一亩多的试验田，进行水稻的肥效等试验。
1926年，丁颖在犀牛路末端的一个水塘里发现了一棵野生水稻，他把这棵水稻命名为“犀牛尾”。他随即采集犀牛尾的根珠，按单株种植于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农场水塘。经过播种、选种、试验，丁颖在育种植株中发现了表现较好的性状稳定株系。他在育种的过程中，还意识到，野生稻可用于改良栽培稻品种，克服其不良特性，从而获得一些新的优良品系。最终，丁颖用犀牛尾与农家品种“竹粘”杂交育成“中山Ⅰ号”新品种，开创了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
试验阶段，中山Ⅰ号就表现出了对于不良环境的强大抵抗力。在8月间气温持续在26℃以上，9月末气温骤降至14℃左右，对于一般栽培稻品种在这种天气状况下均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中山Ⅰ号的受害程度微小。同时，中山Ⅰ号还能够抵御由于土壤的强酸性而引起的稻品萎黄病。中山Ⅰ号凭借着其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特性，曾在华南地区种植了半个世纪。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是丁颖的名言。无论是在试验田中进行水稻栽培试验，还是在广东各地办育种试验，丁颖总是身先士卒亲自下田劳作。“甚至到1963年，他已是75岁的老人，作为中国农科院院长这样的部级‘高官’，在考察西北稻区时，仍不顾年迈体衰，坚持赤足下田，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育的影响。”由于长期在田间的风吹日晒，再加上丁颖教授在衣着、生活上看起来都与普通农夫无异，以致外人到中山大学看到戴着白通帽，穿着旧皮鞋、旧唐装（他是解放前中山大学里仅有的穿唐装的两个教授之一）的他，都以为是普通园艺工。而事实上，他也喜欢学生们称呼自己为“丁师傅”，而不是叫“丁教授”。吴维光教授曾说：“‘师傅’这个词在当时一般是对工人、农民或者武林中人的称呼，但大家对丁老这位名教授这样叫，可能是因为丁老一直很和蔼可亲的缘故，叫惯了就有一份特殊的亲切感，但大家对他是十分敬重的。”
提起水稻种植技术，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袁隆平，在20世纪70年代他成功研制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面对世界性的饥荒，袁隆平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的课题……随着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在全国大面积的推广，袁隆平名声大震。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当代神农氏”“米神”等。他解决了几亿人的温饱问题。
但是，在袁隆平之前，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是谁培育的水稻良种养活了那一代人？答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丁颖，中国科学院院士，1933年，他选育的 “中山Ⅰ号”创下了世界上第一个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的成功先例。1936年，他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他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选育出60多个优良品种应用于生产中，对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作出了贡献。他还创立了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为开展品种选育和繁种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因此，他被称为“中国稻作之父”。今年10月正值丁颖逝世50周年，我们在此缅怀他。
中国稻种的来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产稻国之一，国内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证实中国的稻作历史有将近万年之久，然而关于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和演变，直到半个多世纪前，还没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科学的厘清和论证。
1884年，瑞士的康多勒（Candolle）提出，普通栽培稻起源于中国至孟加拉一带；苏联的瓦维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曾认为中国水稻起源于印度；1944年日本的宇野园空在《马来稻作之仪记》中表示，他也支持稻种起源于印度的学说。多年来，各国研究人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于栽培稻种的来源问题的探究，不但涉及稻种演化、传播、系统发育等理论问题，同时也决定了对中国稻作文化认识的正确与否的问题。丁颖根据古籍记载和出土遗踪，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植物学以及籼粳稻种的地理分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论证了中国水稻起源于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神农时代，扩展于公元前26世纪～公元前22世纪的黄帝与禹稷的时代。稻作栽培奠定于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274年间的周代。中国古代夏殷、百越等民族，同属夏族，史前时代已分布在我国境内，所以中国稻种不可能来自印度。从植物学方面分析，在中国迄今已发现的三种野生稻为：普遍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野生稻种广泛分布于云南、广西、台湾等省（自治区）的江河流域和沼泽地带，纵观史料可以推断中国稻作文化有其独立的演变系统。丁颖还从古人类的迁徙等角度提出栽培稻种的传播途径为：一是由中国传至东南亚与日本等地；二是由印度经伊朗传入巴比仑，再传至欧美等国；三是南岛民族（Austronesian，是使用南岛语的族群，其分布范围东达南美洲的复活岛，西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南抵纽西兰，北至台湾）从大陆传至南洋。他认为，中国稻种不仅起源于中国的野生稻，而且是世界稻种传播中心之一。
中山Ⅰ号
今天广州的农林下路已成为市内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或许会偶然想弄清楚这条路名的由来，但你应该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商铺林立的闹市中心会与“农”“林”有什么联系。
在20世纪20年代初，这里是广州东郊，如今农林路、犀牛路西侧石马岗有一所名为“广东农林试验场”的学校，后来改名“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而以东则有个“第一农场”，是连片的田野、树林和沼泽。
丁颖便是在这片土地最先开始他的农学家之路的。他与青年教师谢申在这里辟出了一块一亩多的试验田，进行水稻的肥效等试验。
1926年，丁颖在犀牛路末端的一个水塘里发现了一棵野生水稻，他把这棵水稻命名为“犀牛尾”。他随即采集犀牛尾的根珠，按单株种植于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农场水塘。经过播种、选种、试验，丁颖在育种植株中发现了表现较好的性状稳定株系。他在育种的过程中，还意识到，野生稻可用于改良栽培稻品种，克服其不良特性，从而获得一些新的优良品系。最终，丁颖用犀牛尾与农家品种“竹粘”杂交育成“中山Ⅰ号”新品种，开创了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
试验阶段，中山Ⅰ号就表现出了对于不良环境的强大抵抗力。在8月间气温持续在26℃以上，9月末气温骤降至14℃左右，对于一般栽培稻品种在这种天气状况下均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中山Ⅰ号的受害程度微小。同时，中山Ⅰ号还能够抵御由于土壤的强酸性而引起的稻品萎黄病。中山Ⅰ号凭借着其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特性，曾在华南地区种植了半个世纪。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是丁颖的名言。无论是在试验田中进行水稻栽培试验，还是在广东各地办育种试验，丁颖总是身先士卒亲自下田劳作。“甚至到1963年，他已是75岁的老人，作为中国农科院院长这样的部级‘高官’，在考察西北稻区时，仍不顾年迈体衰，坚持赤足下田，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育的影响。”由于长期在田间的风吹日晒，再加上丁颖教授在衣着、生活上看起来都与普通农夫无异，以致外人到中山大学看到戴着白通帽，穿着旧皮鞋、旧唐装（他是解放前中山大学里仅有的穿唐装的两个教授之一）的他，都以为是普通园艺工。而事实上，他也喜欢学生们称呼自己为“丁师傅”，而不是叫“丁教授”。吴维光教授曾说：“‘师傅’这个词在当时一般是对工人、农民或者武林中人的称呼，但大家对丁老这位名教授这样叫，可能是因为丁老一直很和蔼可亲的缘故，叫惯了就有一份特殊的亲切感，但大家对他是十分敬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