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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谈起北平和平解放这段历史，人们都会联想到纪录电影《北平入城式》里那些欢腾雀跃的画面。这段影像不仅成为那个历史时刻最深刻最生动的记忆，而且也倍受电影人推崇，成为业内学习的范本。可是，当时光跨越60多年之后，社会上突然流传出一种说法：这段影像并非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时拍摄的，而是一个月后重新组织补拍的!甚至还说，在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那天，并没出现北平民众激动热烈的场面，纪录片中热情的民众都是后来组织的!这种说法让我们感到深深的疑惑，难道胶片上那欢庆的场面都是假的吗?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为了弄清事实，2006年12月，我们来到北京档案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宣传北平和平解放的展板，它翔实记录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前后后。但解放军入城时的情景，究竟是如图片上所表现出来的这般热烈，还是像传闻所言北平市民“默无一言旁观”呢?对此，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所用的图片，有的就是从纪录电影上翻拍的。但他们对当时究竟拍没拍电影，也持怀疑态度，认为解放军正式入城时只拍了照片，没拍电影。后来为了拍电影，又补了一次入城式。这种回答显然不仅未能解开我们的疑惑，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难道传言是真?幸运的是，工作人员又提供了一条线索，曾听档案馆的王局长说，当年有一个东北电影厂接收了日本电影厂的设备，用摄影机拍了活动的片子，后来因失火损毁，第二年又进行了补拍。
不久，我们又在一个刊物上查到另外一条线索：在《从白山黑水到南海天涯》这篇文章中，作者驳斥了关于《北平入城式》是组织补拍的说法，认为那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文章署名刘德源，他是何许人?他用什么来证明《北平入城式》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呢?
为了弄清其中的玄机，我们想办法找到了刘德源的工作单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希望当面了解清楚情况。可惜的是，刘德源已于2004年去世，采访他本人的希望宣告破灭。但是，我们在制片厂看到了刘德源的照片和他反驳文章的手稿。在老资料员的帮助下，我们还在存放大量历史影片资料的影片资料处找到了1949年出品的纪录电影《北平入城式》，从中得知，刘德源就是影片的摄影师!另外，片头上赫然写着东北电影制片厂。了解后得知，原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就是东北电影制片厂。
当我们提出《北平人城式》是否为组织补拍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感到很惊讶，很肯定地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是组织拍摄的，它是真实的，是当时摄影师亲自拍摄的!这是我们自采访以来得到的最肯定的回答。当年的拍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为此，我们通过《北平入城式》职员表，找到了几位尚健在的当时参与拍摄的摄影师和摄影助理，他们是石益民、李华、赵化、苏忠义、盛玉增等人。从他们口中，我们一步步接触到拍摄北平和平解放的真实过程。
实拍防务交接
1948年11月18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放弃休整，大举入关，在华北军区主力协同下提前发起平津战役。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从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发，隐蔽向北平、天津等地区开进。在大军入关的路途上，有9个看上去比较特殊的人，他们日夜兼程，以每天行军30公里的速度赶往北平。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怀里还抱着3个沉甸甸的铁疙瘩，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何马不停蹄赶往北平呢?
原来几天前，东北电影制片厂突然接到东北局命令，要派出摄影队拍摄解放全中国的纪录影片，向全国报道。于是先后派出5批摄影队，跟随入关大军前往各个解放战场。那9个神秘的年轻人正是第二批入关的摄影师，他们的任务是跟随第四野战军拍摄解放北平和天津的过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平津战役。他们分成3个小组，每组1个摄影师、2个摄影助理，携带1台摄影机、5000英尺胶片，日夜兼程赶赴北平。这时的北平城被数十万解放大军包围，剑拔弩张，形势非常紧张，摄影队前往北平的行程紧张而充满危险。1949年1月6日上午，摄影队准备向北平军管会所在地良乡进发，险情出现了。摄影队的赵化、苏忠义回忆：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南苑机场附近，发现大晴天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再往前走，就到了南苑前线。突然，一个解放军战士站出来拦住我们说，站住!去哪儿?我们回答说去良乡。“你们不要命了!这是前线，前面200米就是敌人!”不由分说，战士就把我们撵跑了。脱离危险后，1月6日晚上，摄影队终于来到良乡。可是，为了节省胶卷，摄影队没有拍下良乡的情景，所以我们在查找影片资料时，并没有找到有关良乡的画面，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1月12日晚，摄影队正在吃晚饭，突然接到攻打天津的命令。原来，为了保护古城北平免遭战火破坏，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但久谈不下。为了切断傅作义海上撤退之路，中共中央决定攻打天津。1月14日下午，摄影队赶到天津，用胶卷真实记录了解放天津的全过程。随后，他们又马不停蹄赶回良乡，准备拍摄解放军进入北平城。
解放天津是用胶卷真实记录了，那北平和平解放呢?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摄影队的摄影师，健在的已为数不多，而年近80高龄的石益民当时就是摄影师中的一位。通过与石老的交谈，我们惊喜地发现，北平入城式的防务交接不仅被胶片真实记录下来，而且拍摄者就有他!石益民回忆说：“我们当时把入城式如实拍下来，咱们没布置，也没权力布置，没人会听咱的。纪录电影的生命不就是真实吗?纪录电影没有真实性就全完了!”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的防务交接在西直门进行。为了防务交接能够顺利进行，1月30日下午，负责接管北平防务的四野四十一军一二一师决定到西直门进行实地勘察，摄影师石益民也跟着到现场看看。石益民说，弄清楚双方交接部署以及进城和撤退路线，摄影队才好预先考虑和安排拍摄方案。
“解放军下午1点钟进城!”这是1月31日上午传遍北平城的消息。就在北平市民为解放军进城奔走相告的时候，摄影队一大早就在进行拍摄准备，随先头部队向西直门进发。当时四野第四十一军政委莫文骅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49年1月31日，是平津战役胜利结束的日子，也是北平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这天，我带领一二一师的干部和战士，从西直门进入北平，与原在城内值勤的傅军交接防务。
防务交接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工作也开始了!石益民、李华等人回忆说：“一切都按前一天商定的进行，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各自集合，解放军进去，国民党部队‘让位’。因为是和平解放，所以互相还有一定的礼遇。如果是真枪真炮打进来，抓了俘虏就不一样了!我们在外面摆好角度，通过摄影机将交接的历史瞬间记录了下来。”石益民他们拍摄的交接仪式，成为日后被使用最多的反映北平和平解放的经典镜头之一。不过，让他们觉得有点遗憾的是，当时 没想起拍照留念。石益民感叹道：“当时就一门心思想着集中精力完成拍摄任务，也不知道拍个照以为纪念，留做历史资料也好啊!”
热烈欢迎还是“默无一言旁观”
防务交接顺利完成后，解放军开始进入北平城。摄影队的小伙子们也随同解放军一起入城，他们中间年龄小的十五六岁，大的也就20来岁，第一次来到北平城，北平究竟给了他们什么印象，他们所看到的民众是否像传闻所言“默无一言旁观”呢?
李华感叹道：“一进北平城，看到天安门，看到印象中古老的都城，觉得能打到这儿来，能解放这儿，实在太令人兴奋。”赵化说：“道路两边好多群众在看部队进城，其中有些群众还拿着脸盆在我们车前浇水，就是免得解放军战士吃到尘土。”石益民回忆：“越往里走，人就越多，扭着秧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来欢迎，非常热闹!我们在车上拍了镜头，没有下车。”
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北平学生们的热情欢迎给摄影队留下了深刻印象。赵化回忆：“因为我们在队伍最前头，慢慢的，我们周边就有好多跑着的、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说我是北大的，我是清华的，或者我是哪个中学的，并迫不及待地问：‘解放军，解放军，你们到哪儿，你们到哪儿?我好回去召集同学欢迎你们。’”在解放军入城的同时，国民党部队还在继续外撤，到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入城的解放军和出城的国民党部队相遇时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对此，赵化回忆说：“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些国民党兵，七八上十个一排，在马巷胡同东那一带喊，欢迎解放军来解放我们，欢迎解放军来解放我们!”苏忠义说：“因为我要拍电影，走在前面，在路上碰到傅作义部约一个团的军队正在准备撤离。他们在路上搭起锅灶做饭，我们在车上互相打招呼。我现在想，如果是前几天入城，那只有刀枪相见了，哪会招手互相致意呢!”
1949年2月3日上午10点，组成强大阵容的解放军队伍从永定门进入北平城。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登上箭楼，检阅入城部队，摄影师郝玉生和摄影助理也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工作。盛玉增回忆：“2月3日，我和周振声给郝玉生当助理。我们刚进城的时候，就在前门楼子上拍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那些首长。”周振声补充说：“在北京这几十年，一过前门箭楼，我就回头看箭楼主席台。2月3日那天，主席台站满解放军高级军官，如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等，从全国各地赶到的民主人士也上了前门箭楼，大家互相打招呼，握手聊天。那时我很年轻，还不到20岁，这种大场面第一回见着，那个印象一生都不会忘。入城式真是非常热烈，人山人海，欢呼声不断，万岁声也不断。”李振羽回忆：“2月3日，群众的情绪特别高涨。我们到的时候，军队还没来，道路两边的人已挤得满满的。在前门，在西四，整个街道全是人。”
解放军进城后群众又是如何欢迎的呢?李振羽、李华回忆道：“群众打旗子、跳秧歌、上汽车贴标语、和战士握手拥抱欢迎的，各种形式都有，将整个前门街道灌满了。特别是青年学生，有的爬到大炮上去写字，还有的往自己背上写字，特别有意思。”当年坐上坦克的学生王昭钺回忆说：“当时，我看见有的炮车上坐着学生，我那时候年轻，看有人上去了，就想咱们也上去，我们几个同学就爬上了炮车。车上的解放军战士非常和蔼，并没有把我们赶下去。”后来曾任北京市丰台区委书记的李英威，在当时是扭秧歌的主角，回想那段经历，他十分兴奋：“一听解放了，就去扭秧歌。我们学生积极，刚开始不会，就现学现练。当时扭秧歌，我们谁也不怕累。我们还喊口号，后来嗓子都喊哑了。解放了，我们学生真是激动啊!”
我们还采访了四位当年站在北京街头迎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的北京八中的学生，虽然现在都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他们说起入城式的场景，依然很兴奋，觉得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他们回忆说：“解放军举行入城式那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初六，唱的、敲锣打鼓的合成一片。然后还有军乐队，骑兵倍儿齐，都戴着皮帽子，特别是大炮车，威武雄壮，那个劲头可真不一样，咱们第一次见军队。”
从摄影人员的所见所闻和欢迎群众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准确地获知所谓北平民众默无一言旁观、对解放军入城很漠然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是实的。
不是补拍而是没有导演的实拍
北平入城式已经过去60多年了，当年的摄影师大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健在的也都已是耄耋之年。当我们向他们求证《北平入城式》是否为后来补拍时，老人们表现出了少有的激动：“那都是瞎说八道，根本没那么回事”；“我就是亲自参加拍电影的”；“那扯淡，到哪儿调动部队去，到哪儿调动群众去”；“部队正在南下，最后将革命进行到底，你在那儿进行补拍，那不瞎扯吗?没这回事儿”……
1949年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仪式。这时，除了跟随第四野战军拍摄平津战役的摄影队外，分布在其他战场的摄影师在完成拍摄任务后，也迅速集中到北平，拍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北平和平解放。根据摄影师的回忆，当年有三个单位拍摄了北平入城式。他们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队、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和北平原国民党中电三厂。而《北平入城式》这部纪录影片则是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华北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
拍摄北平入城式对于摄影队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在2月2日那天，摄影队领导对各个摄影队分配了任务，将他们安排在部队经过的不同地点。李华说：“我们摄影队就在城门楼下头拍，其他有的在城门楼上头拍，有的在大栅栏拍，有的拍部队进城市、郊区的，都是分散的。”为了能更好地完成拍摄任务，摄影队的年轻人做了充分的准备。李振羽说：“首先把摄影机擦拭好，要使用的胶片整理好，机器应该处在最佳状态下，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使用。”
虽然城墙已然消失，但如今的前门大街依然是北京城最繁华的地方之一。60多年前的北平入城式，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入北平城，来到前门大街。所有参加入城式的部队都要从前门大街经过，接受检阅，而这里正是石益民这个摄影队的拍摄位置，工作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石益民回忆：“当时到处走，没有固定地点，为了抓住好镜头，来回跑，幸亏那时才20多岁，体力好，跑得动。”李华说：“我们的位置就在城门楼下，最热闹的地方，因为城门楼上有首长，群众看见后就更热闹。当时群众非常自由，贴标语、爬上车、和解放军握手都行，真是群情沸腾，我们拍的画面特好!看到老百姓往大车和大炮上贴‘解放军万岁’，我就对小伙子们说，上去，上去，上牵引车和大炮，然后赶紧叫石益民拍摄。”
中国军队和警察不得进入东交民巷的屈辱历史，也正是在1949年2月3日这一天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改写的，这是值得一提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刻。为了记录下这个难忘的历史瞬间，摄影队十分重视，特意派摄影队领队刘德源完成这项任务。虽然刘德源的摄影助理苏忠义现在听 力几乎完全丧失，但我们借助纸笔采访他的时候，他依然激动地谈起当年拍摄解放军通过东交民巷时的情景：“在拍摄解放军通过东交民巷时，碰到了一个难题：为了拍摄部队通过的全景，想找一个制高点拍俯瞰镜头，结果找不到。刘德源的另一个助手庄威就蹲在地上，让刘德源登着他肩膀站起来。在庄威这架‘梯子’的帮助下，刘德源成功拍下解放军入城式的远景和大场面。庄威虽然帮摄影师拍下了精彩的历史瞬间，但忙中生乱，拍摄中发生的一个插曲给他带来了麻烦：当时大家都带着手枪，结果庄威回去以后才发现手枪丢了，这可糟了!人那么多，根本就没法找。最后，他写了三次检讨，才终于获得通过。”
在影片《北平入城式》中有这样一个镜头，画面左边是入城的解放军战士，右边是正在撤出北平城的国民党军队，这个富有戏剧性的镜头正是摄影师韩丙信和助理李振羽在西四牌楼附近拍摄的。李振羽回忆说：“我们在中间，一边是解放军，一边是国民党军。我看着国民党军低着头，有点灰溜溜的，和解放军形成鲜明对比，就提醒摄影师说，你看国民党军队……我们那个摄影师个儿比较矮小，怎么办?赶紧到老百姓家去借椅子，让他站在椅子上拍下这个镜头。”
拍摄北平入城式时，困扰摄影师们最大的问题还是缺少胶片。摄影队从东北入关开始到拍摄天津解放、北平解放等所使用的胶片都是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带来的，一个摄影小队也就约5000英尺胶片，合计50分钟左右，中途再也没有补充，所以摄影队在使用胶片时十分谨慎。石益民说：“胶片很紧张，拍不拍，拍多少，得经过头脑选择，不能漏了大的某个方面，比如有步兵的，没有骑兵、炮兵、装甲兵的不行啊!”
按照现在的拍摄流程来说，入城式这么重要的活动，在拍摄之前一定要做周密部署，各个不同的机位如何调度都需听从导演安排。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北平入城式》在拍摄时并没有导演。李振羽说：“那个时候咱们没有导演之说，在现场既没有导演也没有编辑，一切都是摄影师自己做主。”解放军北平入城式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结束，在这约6个小时的时间里，摄影师们忙得不亦乐乎。虽然很累，但他们心中充满了自豪感。石益民说：“能用镜头记录下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是作为摄影人员的最大荣誉!”
苏联人的补拍
根据摄影师的上述回忆可以证实，《北平入城式》的确是1949年2月3日拍摄的，所有镜头都是当天的真实纪录。所有疑云似乎都已拨开，但我们在采访中确实也听到北平入城式曾经补拍过这样一种说法，而且还真采访到了目睹过补拍的老人——王局长。他回忆说：“当时场面很大，很多人穿上入城式时的衣服，按当时路线重新进行了一次，记得广安门、西直门都进行了布置。那时候我是学生，和很多同学一起亲眼目睹了，很多市民也在看热闹。”根据他的回忆，北平入城式曾经补拍过的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其中到底有怎样的隐情呢?为何还要补拍一次?
针对这个疑问，我们又向老摄影师们进行求证，他们也都证实北平入城式确实曾经组织过补拍，但补拍是在将近一年后，而且和纪录影片《北平入城式》没有关系，其中另有缘故。李振羽回忆说：“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苏联派了两个摄影队来到中国，与中方合拍了两部片子，一部叫《解放了的中国》，另一部叫《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主要讲述战争的过程，内容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苏联人没能赶上拍摄，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当时中央有一个决定，通知我们说要补拍一些东西，包括战斗场面，如北平、上海、广州等重要城市的入城式都要补拍。”
补拍是一项烦琐的工程，既然东北摄影队已实拍了大量影像资料，苏联摄影队为什么不直接拿去使用呢?对此，李华解释说：“苏联人拍摄的影片是彩色的，那时候我们只有黑白的，他们不能用，所以只能补拍。”
至此，我们终于弄清了实拍与补拍之争的玄机。北平入城式的确曾经补拍过，但补拍的人不是中国摄影师，而是苏联人，补拍的画面也并没出现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纪录片《北平入城式》当中，而是用于制作苏联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
通过进一步调查，我们了解到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的底片现存于俄罗斯，送给中国的拷贝存放于中国电影资料馆。由于年代久远，《中国人民的胜利》的彩色拷贝已经褪去了颜色，但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北平防务交接、入城式等一系列补拍的画面。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发现了一段活捉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的画面。而在采访石益民的时候，他说曾经拍摄过陈长捷被俘的画面。
1949年1月15日清晨，东北摄影队进入天津，跟随部队拍摄天津巷战。当部队攻打到天津警备司令部大门口时，摄影师刘德源的摄影机突然出现故障。正当大家忙着修理摄影机时，意外情况出现了，在石益民、李华等人背后，“砰、砰!”突然响起两声枪响。一看楼里还有敌人，李华急忙去找回解放军，说警备司令部还在往外打枪，请火速支援!解放军进入警备司令部大院后，朝天打了几枪。不久，楼里敌人举起白旗投降。解放军战士就一层楼一层楼地把俘虏押出来。最后，有几个俘虏被从地下室押出，石益民觉得其中一个俘虏有些异样，胖乎乎的，不像其他士兵那么年轻，就对助手李华说，那个人不像战士，问问他是谁，一问才发现他就是陈长捷。就这样，石益民拍到了活捉陈长捷的真实镜头。
那么时过境迁，苏联摄影队要补拍活捉陈长捷这个场面怎么办呢?当年曾经跟随苏联人拍摄的李华给我们描述了拍摄过程：我们通过监狱部门找到陈长捷，明确跟他讲，现在有个任务交给你，苏联要在中国拍一部电影，要求你从防空洞里再出来一次，你要好好配合，这样也算是为人民做点事情。那时防空洞已经有点破烂不堪，就事先把它整修整修，搞好一点。又让陈长捷穿上被活捉时的衣服爬进防空洞，然后拿着枪从里面出来……
虽然苏联摄影队对解放军入城式是补拍，但也是有原则的。李振羽回忆：“对于补拍，中央要求哪一个军队参加了入城式，就把哪一个军队调回来，从原地再走一次。”赵化说：“补拍不能说是假的，补拍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条件将事件摄入电影镜头，事后用真人、真事、真实地点重新补拍一下，尽量不失去历史的真实。”
所有疑团终于都被解开!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过去60多年，《北平入城式》这部纪录影片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北平入城式场景，是永远清晰而又真实的。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重访》栏目提供，节目播出时间：CCTV-10每周日8:15，次周六8:15重播)
(责任编辑 文世芳)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为了弄清事实，2006年12月，我们来到北京档案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宣传北平和平解放的展板，它翔实记录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前后后。但解放军入城时的情景，究竟是如图片上所表现出来的这般热烈，还是像传闻所言北平市民“默无一言旁观”呢?对此，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所用的图片，有的就是从纪录电影上翻拍的。但他们对当时究竟拍没拍电影，也持怀疑态度，认为解放军正式入城时只拍了照片，没拍电影。后来为了拍电影，又补了一次入城式。这种回答显然不仅未能解开我们的疑惑，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难道传言是真?幸运的是，工作人员又提供了一条线索，曾听档案馆的王局长说，当年有一个东北电影厂接收了日本电影厂的设备，用摄影机拍了活动的片子，后来因失火损毁，第二年又进行了补拍。
不久，我们又在一个刊物上查到另外一条线索：在《从白山黑水到南海天涯》这篇文章中，作者驳斥了关于《北平入城式》是组织补拍的说法，认为那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文章署名刘德源，他是何许人?他用什么来证明《北平入城式》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呢?
为了弄清其中的玄机，我们想办法找到了刘德源的工作单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希望当面了解清楚情况。可惜的是，刘德源已于2004年去世，采访他本人的希望宣告破灭。但是，我们在制片厂看到了刘德源的照片和他反驳文章的手稿。在老资料员的帮助下，我们还在存放大量历史影片资料的影片资料处找到了1949年出品的纪录电影《北平入城式》，从中得知，刘德源就是影片的摄影师!另外，片头上赫然写着东北电影制片厂。了解后得知，原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就是东北电影制片厂。
当我们提出《北平人城式》是否为组织补拍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感到很惊讶，很肯定地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是组织拍摄的，它是真实的，是当时摄影师亲自拍摄的!这是我们自采访以来得到的最肯定的回答。当年的拍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为此，我们通过《北平入城式》职员表，找到了几位尚健在的当时参与拍摄的摄影师和摄影助理，他们是石益民、李华、赵化、苏忠义、盛玉增等人。从他们口中，我们一步步接触到拍摄北平和平解放的真实过程。
实拍防务交接
1948年11月18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放弃休整，大举入关，在华北军区主力协同下提前发起平津战役。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从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发，隐蔽向北平、天津等地区开进。在大军入关的路途上，有9个看上去比较特殊的人，他们日夜兼程，以每天行军30公里的速度赶往北平。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怀里还抱着3个沉甸甸的铁疙瘩，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何马不停蹄赶往北平呢?
原来几天前，东北电影制片厂突然接到东北局命令，要派出摄影队拍摄解放全中国的纪录影片，向全国报道。于是先后派出5批摄影队，跟随入关大军前往各个解放战场。那9个神秘的年轻人正是第二批入关的摄影师，他们的任务是跟随第四野战军拍摄解放北平和天津的过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平津战役。他们分成3个小组，每组1个摄影师、2个摄影助理，携带1台摄影机、5000英尺胶片，日夜兼程赶赴北平。这时的北平城被数十万解放大军包围，剑拔弩张，形势非常紧张，摄影队前往北平的行程紧张而充满危险。1949年1月6日上午，摄影队准备向北平军管会所在地良乡进发，险情出现了。摄影队的赵化、苏忠义回忆：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南苑机场附近，发现大晴天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再往前走，就到了南苑前线。突然，一个解放军战士站出来拦住我们说，站住!去哪儿?我们回答说去良乡。“你们不要命了!这是前线，前面200米就是敌人!”不由分说，战士就把我们撵跑了。脱离危险后，1月6日晚上，摄影队终于来到良乡。可是，为了节省胶卷，摄影队没有拍下良乡的情景，所以我们在查找影片资料时，并没有找到有关良乡的画面，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1月12日晚，摄影队正在吃晚饭，突然接到攻打天津的命令。原来，为了保护古城北平免遭战火破坏，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但久谈不下。为了切断傅作义海上撤退之路，中共中央决定攻打天津。1月14日下午，摄影队赶到天津，用胶卷真实记录了解放天津的全过程。随后，他们又马不停蹄赶回良乡，准备拍摄解放军进入北平城。
解放天津是用胶卷真实记录了，那北平和平解放呢?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摄影队的摄影师，健在的已为数不多，而年近80高龄的石益民当时就是摄影师中的一位。通过与石老的交谈，我们惊喜地发现，北平入城式的防务交接不仅被胶片真实记录下来，而且拍摄者就有他!石益民回忆说：“我们当时把入城式如实拍下来，咱们没布置，也没权力布置，没人会听咱的。纪录电影的生命不就是真实吗?纪录电影没有真实性就全完了!”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的防务交接在西直门进行。为了防务交接能够顺利进行，1月30日下午，负责接管北平防务的四野四十一军一二一师决定到西直门进行实地勘察，摄影师石益民也跟着到现场看看。石益民说，弄清楚双方交接部署以及进城和撤退路线，摄影队才好预先考虑和安排拍摄方案。
“解放军下午1点钟进城!”这是1月31日上午传遍北平城的消息。就在北平市民为解放军进城奔走相告的时候，摄影队一大早就在进行拍摄准备，随先头部队向西直门进发。当时四野第四十一军政委莫文骅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49年1月31日，是平津战役胜利结束的日子，也是北平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这天，我带领一二一师的干部和战士，从西直门进入北平，与原在城内值勤的傅军交接防务。
防务交接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工作也开始了!石益民、李华等人回忆说：“一切都按前一天商定的进行，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各自集合，解放军进去，国民党部队‘让位’。因为是和平解放，所以互相还有一定的礼遇。如果是真枪真炮打进来，抓了俘虏就不一样了!我们在外面摆好角度，通过摄影机将交接的历史瞬间记录了下来。”石益民他们拍摄的交接仪式，成为日后被使用最多的反映北平和平解放的经典镜头之一。不过，让他们觉得有点遗憾的是，当时 没想起拍照留念。石益民感叹道：“当时就一门心思想着集中精力完成拍摄任务，也不知道拍个照以为纪念，留做历史资料也好啊!”
热烈欢迎还是“默无一言旁观”
防务交接顺利完成后，解放军开始进入北平城。摄影队的小伙子们也随同解放军一起入城，他们中间年龄小的十五六岁，大的也就20来岁，第一次来到北平城，北平究竟给了他们什么印象，他们所看到的民众是否像传闻所言“默无一言旁观”呢?
李华感叹道：“一进北平城，看到天安门，看到印象中古老的都城，觉得能打到这儿来，能解放这儿，实在太令人兴奋。”赵化说：“道路两边好多群众在看部队进城，其中有些群众还拿着脸盆在我们车前浇水，就是免得解放军战士吃到尘土。”石益民回忆：“越往里走，人就越多，扭着秧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来欢迎，非常热闹!我们在车上拍了镜头，没有下车。”
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北平学生们的热情欢迎给摄影队留下了深刻印象。赵化回忆：“因为我们在队伍最前头，慢慢的，我们周边就有好多跑着的、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说我是北大的，我是清华的，或者我是哪个中学的，并迫不及待地问：‘解放军，解放军，你们到哪儿，你们到哪儿?我好回去召集同学欢迎你们。’”在解放军入城的同时，国民党部队还在继续外撤，到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入城的解放军和出城的国民党部队相遇时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对此，赵化回忆说：“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些国民党兵，七八上十个一排，在马巷胡同东那一带喊，欢迎解放军来解放我们，欢迎解放军来解放我们!”苏忠义说：“因为我要拍电影，走在前面，在路上碰到傅作义部约一个团的军队正在准备撤离。他们在路上搭起锅灶做饭，我们在车上互相打招呼。我现在想，如果是前几天入城，那只有刀枪相见了，哪会招手互相致意呢!”
1949年2月3日上午10点，组成强大阵容的解放军队伍从永定门进入北平城。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登上箭楼，检阅入城部队，摄影师郝玉生和摄影助理也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工作。盛玉增回忆：“2月3日，我和周振声给郝玉生当助理。我们刚进城的时候，就在前门楼子上拍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那些首长。”周振声补充说：“在北京这几十年，一过前门箭楼，我就回头看箭楼主席台。2月3日那天，主席台站满解放军高级军官，如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等，从全国各地赶到的民主人士也上了前门箭楼，大家互相打招呼，握手聊天。那时我很年轻，还不到20岁，这种大场面第一回见着，那个印象一生都不会忘。入城式真是非常热烈，人山人海，欢呼声不断，万岁声也不断。”李振羽回忆：“2月3日，群众的情绪特别高涨。我们到的时候，军队还没来，道路两边的人已挤得满满的。在前门，在西四，整个街道全是人。”
解放军进城后群众又是如何欢迎的呢?李振羽、李华回忆道：“群众打旗子、跳秧歌、上汽车贴标语、和战士握手拥抱欢迎的，各种形式都有，将整个前门街道灌满了。特别是青年学生，有的爬到大炮上去写字，还有的往自己背上写字，特别有意思。”当年坐上坦克的学生王昭钺回忆说：“当时，我看见有的炮车上坐着学生，我那时候年轻，看有人上去了，就想咱们也上去，我们几个同学就爬上了炮车。车上的解放军战士非常和蔼，并没有把我们赶下去。”后来曾任北京市丰台区委书记的李英威，在当时是扭秧歌的主角，回想那段经历，他十分兴奋：“一听解放了，就去扭秧歌。我们学生积极，刚开始不会，就现学现练。当时扭秧歌，我们谁也不怕累。我们还喊口号，后来嗓子都喊哑了。解放了，我们学生真是激动啊!”
我们还采访了四位当年站在北京街头迎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的北京八中的学生，虽然现在都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他们说起入城式的场景，依然很兴奋，觉得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他们回忆说：“解放军举行入城式那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初六，唱的、敲锣打鼓的合成一片。然后还有军乐队，骑兵倍儿齐，都戴着皮帽子，特别是大炮车，威武雄壮，那个劲头可真不一样，咱们第一次见军队。”
从摄影人员的所见所闻和欢迎群众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准确地获知所谓北平民众默无一言旁观、对解放军入城很漠然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是实的。
不是补拍而是没有导演的实拍
北平入城式已经过去60多年了，当年的摄影师大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健在的也都已是耄耋之年。当我们向他们求证《北平入城式》是否为后来补拍时，老人们表现出了少有的激动：“那都是瞎说八道，根本没那么回事”；“我就是亲自参加拍电影的”；“那扯淡，到哪儿调动部队去，到哪儿调动群众去”；“部队正在南下，最后将革命进行到底，你在那儿进行补拍，那不瞎扯吗?没这回事儿”……
1949年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仪式。这时，除了跟随第四野战军拍摄平津战役的摄影队外，分布在其他战场的摄影师在完成拍摄任务后，也迅速集中到北平，拍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北平和平解放。根据摄影师的回忆，当年有三个单位拍摄了北平入城式。他们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队、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和北平原国民党中电三厂。而《北平入城式》这部纪录影片则是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华北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
拍摄北平入城式对于摄影队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在2月2日那天，摄影队领导对各个摄影队分配了任务，将他们安排在部队经过的不同地点。李华说：“我们摄影队就在城门楼下头拍，其他有的在城门楼上头拍，有的在大栅栏拍，有的拍部队进城市、郊区的，都是分散的。”为了能更好地完成拍摄任务，摄影队的年轻人做了充分的准备。李振羽说：“首先把摄影机擦拭好，要使用的胶片整理好，机器应该处在最佳状态下，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使用。”
虽然城墙已然消失，但如今的前门大街依然是北京城最繁华的地方之一。60多年前的北平入城式，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入北平城，来到前门大街。所有参加入城式的部队都要从前门大街经过，接受检阅，而这里正是石益民这个摄影队的拍摄位置，工作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石益民回忆：“当时到处走，没有固定地点，为了抓住好镜头，来回跑，幸亏那时才20多岁，体力好，跑得动。”李华说：“我们的位置就在城门楼下，最热闹的地方，因为城门楼上有首长，群众看见后就更热闹。当时群众非常自由，贴标语、爬上车、和解放军握手都行，真是群情沸腾，我们拍的画面特好!看到老百姓往大车和大炮上贴‘解放军万岁’，我就对小伙子们说，上去，上去，上牵引车和大炮，然后赶紧叫石益民拍摄。”
中国军队和警察不得进入东交民巷的屈辱历史，也正是在1949年2月3日这一天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改写的，这是值得一提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刻。为了记录下这个难忘的历史瞬间，摄影队十分重视，特意派摄影队领队刘德源完成这项任务。虽然刘德源的摄影助理苏忠义现在听 力几乎完全丧失，但我们借助纸笔采访他的时候，他依然激动地谈起当年拍摄解放军通过东交民巷时的情景：“在拍摄解放军通过东交民巷时，碰到了一个难题：为了拍摄部队通过的全景，想找一个制高点拍俯瞰镜头，结果找不到。刘德源的另一个助手庄威就蹲在地上，让刘德源登着他肩膀站起来。在庄威这架‘梯子’的帮助下，刘德源成功拍下解放军入城式的远景和大场面。庄威虽然帮摄影师拍下了精彩的历史瞬间，但忙中生乱，拍摄中发生的一个插曲给他带来了麻烦：当时大家都带着手枪，结果庄威回去以后才发现手枪丢了，这可糟了!人那么多，根本就没法找。最后，他写了三次检讨，才终于获得通过。”
在影片《北平入城式》中有这样一个镜头，画面左边是入城的解放军战士，右边是正在撤出北平城的国民党军队，这个富有戏剧性的镜头正是摄影师韩丙信和助理李振羽在西四牌楼附近拍摄的。李振羽回忆说：“我们在中间，一边是解放军，一边是国民党军。我看着国民党军低着头，有点灰溜溜的，和解放军形成鲜明对比，就提醒摄影师说，你看国民党军队……我们那个摄影师个儿比较矮小，怎么办?赶紧到老百姓家去借椅子，让他站在椅子上拍下这个镜头。”
拍摄北平入城式时，困扰摄影师们最大的问题还是缺少胶片。摄影队从东北入关开始到拍摄天津解放、北平解放等所使用的胶片都是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带来的，一个摄影小队也就约5000英尺胶片，合计50分钟左右，中途再也没有补充，所以摄影队在使用胶片时十分谨慎。石益民说：“胶片很紧张，拍不拍，拍多少，得经过头脑选择，不能漏了大的某个方面，比如有步兵的，没有骑兵、炮兵、装甲兵的不行啊!”
按照现在的拍摄流程来说，入城式这么重要的活动，在拍摄之前一定要做周密部署，各个不同的机位如何调度都需听从导演安排。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北平入城式》在拍摄时并没有导演。李振羽说：“那个时候咱们没有导演之说，在现场既没有导演也没有编辑，一切都是摄影师自己做主。”解放军北平入城式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结束，在这约6个小时的时间里，摄影师们忙得不亦乐乎。虽然很累，但他们心中充满了自豪感。石益民说：“能用镜头记录下这个重要历史时刻，是作为摄影人员的最大荣誉!”
苏联人的补拍
根据摄影师的上述回忆可以证实，《北平入城式》的确是1949年2月3日拍摄的，所有镜头都是当天的真实纪录。所有疑云似乎都已拨开，但我们在采访中确实也听到北平入城式曾经补拍过这样一种说法，而且还真采访到了目睹过补拍的老人——王局长。他回忆说：“当时场面很大，很多人穿上入城式时的衣服，按当时路线重新进行了一次，记得广安门、西直门都进行了布置。那时候我是学生，和很多同学一起亲眼目睹了，很多市民也在看热闹。”根据他的回忆，北平入城式曾经补拍过的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其中到底有怎样的隐情呢?为何还要补拍一次?
针对这个疑问，我们又向老摄影师们进行求证，他们也都证实北平入城式确实曾经组织过补拍，但补拍是在将近一年后，而且和纪录影片《北平入城式》没有关系，其中另有缘故。李振羽回忆说：“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苏联派了两个摄影队来到中国，与中方合拍了两部片子，一部叫《解放了的中国》，另一部叫《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主要讲述战争的过程，内容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苏联人没能赶上拍摄，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当时中央有一个决定，通知我们说要补拍一些东西，包括战斗场面，如北平、上海、广州等重要城市的入城式都要补拍。”
补拍是一项烦琐的工程，既然东北摄影队已实拍了大量影像资料，苏联摄影队为什么不直接拿去使用呢?对此，李华解释说：“苏联人拍摄的影片是彩色的，那时候我们只有黑白的，他们不能用，所以只能补拍。”
至此，我们终于弄清了实拍与补拍之争的玄机。北平入城式的确曾经补拍过，但补拍的人不是中国摄影师，而是苏联人，补拍的画面也并没出现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纪录片《北平入城式》当中，而是用于制作苏联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
通过进一步调查，我们了解到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的底片现存于俄罗斯，送给中国的拷贝存放于中国电影资料馆。由于年代久远，《中国人民的胜利》的彩色拷贝已经褪去了颜色，但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北平防务交接、入城式等一系列补拍的画面。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发现了一段活捉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的画面。而在采访石益民的时候，他说曾经拍摄过陈长捷被俘的画面。
1949年1月15日清晨，东北摄影队进入天津，跟随部队拍摄天津巷战。当部队攻打到天津警备司令部大门口时，摄影师刘德源的摄影机突然出现故障。正当大家忙着修理摄影机时，意外情况出现了，在石益民、李华等人背后，“砰、砰!”突然响起两声枪响。一看楼里还有敌人，李华急忙去找回解放军，说警备司令部还在往外打枪，请火速支援!解放军进入警备司令部大院后，朝天打了几枪。不久，楼里敌人举起白旗投降。解放军战士就一层楼一层楼地把俘虏押出来。最后，有几个俘虏被从地下室押出，石益民觉得其中一个俘虏有些异样，胖乎乎的，不像其他士兵那么年轻，就对助手李华说，那个人不像战士，问问他是谁，一问才发现他就是陈长捷。就这样，石益民拍到了活捉陈长捷的真实镜头。
那么时过境迁，苏联摄影队要补拍活捉陈长捷这个场面怎么办呢?当年曾经跟随苏联人拍摄的李华给我们描述了拍摄过程：我们通过监狱部门找到陈长捷，明确跟他讲，现在有个任务交给你，苏联要在中国拍一部电影，要求你从防空洞里再出来一次，你要好好配合，这样也算是为人民做点事情。那时防空洞已经有点破烂不堪，就事先把它整修整修，搞好一点。又让陈长捷穿上被活捉时的衣服爬进防空洞，然后拿着枪从里面出来……
虽然苏联摄影队对解放军入城式是补拍，但也是有原则的。李振羽回忆：“对于补拍，中央要求哪一个军队参加了入城式，就把哪一个军队调回来，从原地再走一次。”赵化说：“补拍不能说是假的，补拍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条件将事件摄入电影镜头，事后用真人、真事、真实地点重新补拍一下，尽量不失去历史的真实。”
所有疑团终于都被解开!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过去60多年，《北平入城式》这部纪录影片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北平入城式场景，是永远清晰而又真实的。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重访》栏目提供，节目播出时间：CCTV-10每周日8:15，次周六8:15重播)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