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姨半个妈，你们以后要记得。”四十多年前，妈妈躺在病床上讲这句话时，泪水就在眼圈里打转。
　　那是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代。五月的一天下午，患有偏头痛和心脏病的母亲，喘着粗气，把我和哥哥叫到跟前说：“孩子，吃了中午这餐饭，家里的米就没了，也不知道你爸爸出去卖面条今天会不会回来。”“没关系，我们吃红薯。”我和哥哥不约而同地答道。
　　我們母子对话过后大约一炷香的工夫，大姨还未走进我家大门，就习惯性地“嗯嗯”干咳了两声。我和哥哥应声出门，以为是大姨去赶集回家路过，像往常一样给我们兄弟姐妹送零食来了。就见大姨背着一只大花箩筐，箩筐上盖满了刚刚采摘的猪草，机织蓝布衣的背上湿淋淋的，额头上挂满了汗珠……我们的高兴劲顿时往下掉没了。
　　“玉仔，身体这几天好些吧？我给你送了些米来。”大姨跨进我家的木门槛后，放下花箩筐，就直奔到我母亲病床前问道。
　　“没事，好多了，反正老毛病，好不了，也死不了。你怎么晓得我家今天没米煮了？”母亲听说大姨给家里送了米来，心里瞬间来了神气，马上拖着病体起身移下床来。
　　“我今天一大早就心里一动，想着你这肯定没米吃了，我就用花箩筐背了些米来给你们吃。”大姨说着，眼睛在我家的大门和窗户上扫了扫，生怕让人听见，一脸神秘。
　　“大姐，你每次给我送米来，姐夫他晓得吧，要不，我给你记着数，等小孩子们做得来了，再还你。”母亲说这话时，把眼睛盯向了我。我抿着嘴，听不懂母亲和大姨在讲些什么，只知道这是母亲说的：“记数……要还……”
　　我家和大姨家相隔不到两公里，田土相依，语言相通。我妈自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后，身体就像溃了堤一样，常年四季“哎哟、哎哟”地低吟着。因为母亲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每天出工劳作记工分，尽管父亲把全身的力气都用上了，每年一到年底，经生产队盘点核算，我们家总是入不敷出，成了全村人都知晓的“老超支户”。
　　大姨命好，姨夫是大户人家，他们一家人的小日子始终比别人家要过得殷实许多。那些年里，大姨到底给我家“偷偷摸摸”送过来多少大米，后来母亲没说，也没把数目传下来。
　　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后，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给我们家的好几亩田，都在离大姨家不到五百米远的地段。每次到这里来做事，我们都会有事没事地跑去大姨家坐一下，玩一会儿。大姨见我们兄弟姐妹到来，脸上总是挂满了笑，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搜”出来，摆在桌上。到了吃饭时间，大姨会麻利地准备好饭菜，一定要留我们吃了饭才让走。
　　有年夏天，正是稻谷抽穗扬花时节，天气连续高温无雨。眼看就要收割的稻谷要被旱死，父亲心急，不分白天黑夜抗旱保苗。到了星期天，父亲让我和哥哥两人也搞起了责任承包，把我家离大姨家最近的那两丘田分给我们。
　　这天早晨，我和哥哥还没起床，父亲就爬上楼梯，把我们拖起来，说：“都什么时候了，我都已经去浇了两块菜地回来了。赶快起来，到罗家洞去提水浇田。不然，今年下半年只有喝西北风。”父亲说话的语气没有一丁点商量的余地，硬邦邦的。
　　按照父亲的安排，我和哥哥顶着烈日，卷起裤脚，双脚插入齐膝盖骨高的引水渠里，将一桶桶的水送进自家的稻田里。
　　回到家里，我笑着跟母亲说：“妈妈，中午的时候，我好想去大姨家吃饭，可是……”我没把话说完，母亲就接过了话茬：“可是什么呀，想去大姨家吃饭就去嘛，你大姨对你们比妈妈还好。”
　　次日，又是一个如火烈日。在父亲的怒视下，我和哥哥又各自提着一只水桶向着罗家洞的稻田赶去。到了引水渠边，继续重复做着昨天的事。等到太阳爬过头顶，我对着哥哥那边喊：“什么时候去大姨家吃饭？我肚子饿了。”哥哥没有回答。
　　“亮仔，亮仔，你们都过来吃饭吧。”正当我们兄弟俩为吃饭问题发愁时，大姨跟往常一样，扯起她的粗嗓门，戴着顶旧草帽，穿着大襟衣，从村口的那条小路上快步走来。
　　我见状，光着脚丫子，蹦跳而去，心里似乎注入了“核能”。等我们赶到后，大姨蹲下身，揭开盖在竹篾箩上的洁净洗脸帕，从竹篾箩里端出菜肴，提出一罐饭，随后吩咐我们自己拿碗筷吃饭。她笑着跟我们说：“外甥，你们多吃点，以后来罗家洞做事，就去大姨家吃饭，大姨一定给你们做好吃的。”哥哥抬起头，停下碗，仰视大姨。而我，仍旧只顾着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
　　次日上午，等我们赶到自家稻田边时，大姨顶着烈日，已经立在我们提水的引水渠里帮我家提水灌田了。
　　程艳霞摘自《湖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