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长期供职于安徽农大，与笔者共事多年，如今年逾八十的黄萍老师写信给我，说她中学时代的同学想编一本同学录，除了照片、电话与通信地址，每个同学还得有一句话以言心志。她想了八个字，“一世从教，毕生育才”，问我是否恰当。我回信说，就改一个字吧，把“育才”改成“育人”。
　　 育才与育人有什么区别吗？我以为无论是从“量”的角度，还是从“质”的角度，二者都有差异。
　　 先说“量”的差异。育人之数比育才大，育人之面比育才广，尤其是对中小学教育而言。
　　 中小学教育如今被称为基础教育、普及教育甚至义务教育，不管学生天资高低，都有权利接受普及教育;无论学生未来成就大小，都不能缺了基础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出于《孟子·尽心上》，是孟子说的“君子有三乐”之第三“乐”，把它从那段话中摘出来，说着朗朗上口，置于具体的语境之中，却往往有其片面性。对中小学教育者来说，就远不如“教书育人”来得贴切。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或许有不少可取之处，有一块短板却不容忽略：那个时候的教育绝不是大众教育，那个时候大多数民众，恰如鲁迅先生所说，是“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的。我父母那一代人，生长在那一时期，就以文盲居多，我父亲读过几年小学，在当时已令人刮目相看。
　　 再说“质”的区别。无论是“英”是“才”，首先都得是“人”。只有在育人的基础上，方才谈得上育英或育才。
　　 育人必须德才兼育，既育才，也育德，甚至德在才先。育才重在一个“才”字，却容易忽略了育“德”。“教书育人”之人，尤其应当懂得“立人”二字的含意。所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是孟子所说的“君子有三乐”之第二“乐”——他们所“立”之人，应当堂堂正正，不搞歪门邪道;脚踏实地，不乏独立人格。如此“立人”，方是教育之根本。
　　 育人与育才之细微的区别，贯穿于教育的整个过程，包括教育的目标、对象与内容的确定。“南郭先生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櫽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荀子·法行篇》）由此观之，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正身以俟”求学之人，想来的不拒绝，想走的不阻止，他教的学生，并非全是“天下英才”。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门中“多病人”，才需要他这样的“良医”;正是因为身旁“多枉木”，才需要他这样的“櫽栝”（即校正器）。这与孔子的“有教无类”正相吻合。子贡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将孔子比为“良医”与“櫽栝”，证之以《论语》，可知此言之不虚。孔子所教之学生，固然有不少成为“天下英才”，更多人收获的，恐怕还在于懂得了人之如何为人。
　　 黄萍老师接受了我的意见，将“毕生育才”改为“毕生育人”。她早已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她的学生中，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领导干部，更多的却是普通劳动者。当年有教无类，如今一视同仁。较之毕生育才，毕生育人更加符合她的实情。
　　 当然，我之所以会有这一字之改的建议，更是有感于當今教育工作中的某种令人忧虑的偏向。育才没有什么不好，倘若脱离了育人的大框架，却很容易迷入歧途。那些整天在“贵族学校”“重点中学”“高考状元”“北大清华”之类的关键词上转圈子，嘴上也说要搞“素质教育”，其实仍以“应试教育”为根本的人们，似乎更应好好斟酌一番育才与育人之间的差别。？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