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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铭先生的力作《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2012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06BZS009）的最终成果，其出版得到“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社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资助。
一、主要观点鲜明且深刻
杨铭先生《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一书认为：我国的西北地区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东邻华夏文明，西接中亚文化，北连塞外高原，历来是多种文化相交冲突之地。汉、匈奴、氐、羌、鲜卑、敕勒、柔然、吐蕃、吐谷浑、回纥、突厥等民族相继进入这块宝地，在这里交往、冲突、调适。公元7世纪初，雅隆悉补野部落联盟松赞干布承袭赞普，先后征服了苏毗、羊同等部，建立吐蕃政权，统一青藏高原。吐蕃继而向东北部、天山南北、河西走廊扩展，不可避免地与多弥、白兰、党项、东女、西山、吐谷浑、大小勃律、突厥、突骑施、沙陀、回纥、鄯善、于阗、汉人、南山、嗢末、粟特等当地民族发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全方面的交往联系。
杨铭先生提出：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的形式主要有二，一是政治军事交往，互派使节、缔结婚姻、联合行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二是经济文化交往，物质、制度、文化、精神方面的交流。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的三种类型：一是与青藏高原民族的关系类型，包括征服与被征服、融合与被融合；二是与河西走廊民族的关系类型，并未完全地、长期地占有，而仅是在某一个时期，对上述某个民族或一些民族实行过统治；三是与天山南北民族的关系类型，有交使、联姻，也有联合、对抗。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的历史作用有三：一是雅隆悉补野部的兴起打破青藏高原小邦并立、强者争雄的局面，逐步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政权；二是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的交往，促进了一部分青藏高原民族“吐蕃化”，逐步融入了吐蕃乃至后来的藏族；三是居于今天山南北与河西走廊的民族，在与吐蕃的交往中，其语言文字、服饰习俗、文化艺术等受到了“吐蕃化”的影响。
作者在全书的结语中鲜明地指出：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的历史意义在于，吐蕃与西北诸族在相互借鉴、吸取对方先进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同时，自然就为促进本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增添了新的元素，而这一历史进程又揭示出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今天的藏族在其发展的初期——吐蕃时代，就已经将其演进的轨迹融入到了多源一体的中华民族之中来了。
二、引用文献广泛，考证深入精当
首先，该书在编撰过程中引用各种文献十分广泛。杨铭先生立足于基本的汉、藏文献，并大量引用敦煌西域古藏文文书及外文文献，在充分掌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深入系统地考述了吐蕃与西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为了编写该书，作者除了引用已经刊布的史料以外，还从《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中挑选出一部分以前尚未翻译过的古藏文契约、书信等，与研究古藏文文献的专家一起进行翻译和注释，并将这些新鲜的史料引用于本书之中。此外，作者还引用了近年才出土或问世的文物资料，如《大唐天竺使出铭》《巴尔蒂斯坦的古藏文石刻》等，为该书的诸种崭新论点从史料的角度作了支撑。
该书还大量采纳中外学者研究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的诸多观点，使本书更具系统性、包容性。国外学者托马斯、戴密微、山口瑞凤、乌瑞，以及国内学者王尧、周伟洲、巴桑旺堆、张云、陆离等人的研究成果，均在作者的书中有所引述。从这一点看，该书可谓是一部博采众家之长又不乏自主观点的严谨之作。
其次，《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一书，对学术界尚存的一些争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据和分析，得出了新的观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该书在讨论唐代吐蕃及其他民族的名称、地望时，凡属于记载模糊、不全的，或当前学术界存有争议的，皆一一列举，详细考辨。比如，对“羊同”地望的考据就列举了伯希和、杜奇、张琨、佐藤长、山口瑞凤、周伟洲、霍巍、黄胜璋、张云等学者所持的不同观点，其后以《大唐天竺使出铭》《释迦方志》《通典》等为据，分析考证，最后才得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小羊同国在大羊同国东南，而大羊同国东接吐蕃；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吐蕃的扩展，小羊同被迁到大羊同之西。
又如，对于敦煌藏文文书中常见的“mthong khyab”一词，自日本学者山口瑞凤将其译为“通颊”之后，学术界并未对其深入研究。杨铭先生依据《贤者喜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通鉴考异》以及新疆出土的吐蕃简牍考证，“通颊”早先实为一种驻守唐蕃边界的斥候军，而后又移植于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和南疆地区，演变成一种包含有多民族成分的部落组织。作者通过考证文献，梳理线索，考证出吐蕃在河西走廊的凉州、甘州、沙州、瓜州和南疆的鄯善等地创设了多个通颊部落，其中包含有吐蕃人、汉人、粟特人、突厥人等。
总之，该书坚持实事求是、论从史出的方法，从纵横两个方面，客观、真实地论述了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的历史进程，以及双方在军事、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相互交流的概貌，并专题分析了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的类型、历史作用等。这无疑对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而该书设计的吐蕃与某族关系的开放式篇章结构，为作者日后对该书的修订，以及其他学者的跟进或商榷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讲师
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研究生
一、主要观点鲜明且深刻
杨铭先生《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一书认为：我国的西北地区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东邻华夏文明，西接中亚文化，北连塞外高原，历来是多种文化相交冲突之地。汉、匈奴、氐、羌、鲜卑、敕勒、柔然、吐蕃、吐谷浑、回纥、突厥等民族相继进入这块宝地，在这里交往、冲突、调适。公元7世纪初，雅隆悉补野部落联盟松赞干布承袭赞普，先后征服了苏毗、羊同等部，建立吐蕃政权，统一青藏高原。吐蕃继而向东北部、天山南北、河西走廊扩展，不可避免地与多弥、白兰、党项、东女、西山、吐谷浑、大小勃律、突厥、突骑施、沙陀、回纥、鄯善、于阗、汉人、南山、嗢末、粟特等当地民族发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全方面的交往联系。
杨铭先生提出：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的形式主要有二，一是政治军事交往，互派使节、缔结婚姻、联合行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二是经济文化交往，物质、制度、文化、精神方面的交流。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的三种类型：一是与青藏高原民族的关系类型，包括征服与被征服、融合与被融合；二是与河西走廊民族的关系类型，并未完全地、长期地占有，而仅是在某一个时期，对上述某个民族或一些民族实行过统治；三是与天山南北民族的关系类型，有交使、联姻，也有联合、对抗。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的历史作用有三：一是雅隆悉补野部的兴起打破青藏高原小邦并立、强者争雄的局面，逐步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政权；二是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的交往，促进了一部分青藏高原民族“吐蕃化”，逐步融入了吐蕃乃至后来的藏族；三是居于今天山南北与河西走廊的民族，在与吐蕃的交往中，其语言文字、服饰习俗、文化艺术等受到了“吐蕃化”的影响。
作者在全书的结语中鲜明地指出：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的历史意义在于，吐蕃与西北诸族在相互借鉴、吸取对方先进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同时，自然就为促进本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增添了新的元素，而这一历史进程又揭示出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今天的藏族在其发展的初期——吐蕃时代，就已经将其演进的轨迹融入到了多源一体的中华民族之中来了。
二、引用文献广泛，考证深入精当
首先，该书在编撰过程中引用各种文献十分广泛。杨铭先生立足于基本的汉、藏文献，并大量引用敦煌西域古藏文文书及外文文献，在充分掌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深入系统地考述了吐蕃与西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为了编写该书，作者除了引用已经刊布的史料以外，还从《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中挑选出一部分以前尚未翻译过的古藏文契约、书信等，与研究古藏文文献的专家一起进行翻译和注释，并将这些新鲜的史料引用于本书之中。此外，作者还引用了近年才出土或问世的文物资料，如《大唐天竺使出铭》《巴尔蒂斯坦的古藏文石刻》等，为该书的诸种崭新论点从史料的角度作了支撑。
该书还大量采纳中外学者研究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的诸多观点，使本书更具系统性、包容性。国外学者托马斯、戴密微、山口瑞凤、乌瑞，以及国内学者王尧、周伟洲、巴桑旺堆、张云、陆离等人的研究成果，均在作者的书中有所引述。从这一点看，该书可谓是一部博采众家之长又不乏自主观点的严谨之作。
其次，《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一书，对学术界尚存的一些争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据和分析，得出了新的观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该书在讨论唐代吐蕃及其他民族的名称、地望时，凡属于记载模糊、不全的，或当前学术界存有争议的，皆一一列举，详细考辨。比如，对“羊同”地望的考据就列举了伯希和、杜奇、张琨、佐藤长、山口瑞凤、周伟洲、霍巍、黄胜璋、张云等学者所持的不同观点，其后以《大唐天竺使出铭》《释迦方志》《通典》等为据，分析考证，最后才得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小羊同国在大羊同国东南，而大羊同国东接吐蕃；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吐蕃的扩展，小羊同被迁到大羊同之西。
又如，对于敦煌藏文文书中常见的“mthong khyab”一词，自日本学者山口瑞凤将其译为“通颊”之后，学术界并未对其深入研究。杨铭先生依据《贤者喜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通鉴考异》以及新疆出土的吐蕃简牍考证，“通颊”早先实为一种驻守唐蕃边界的斥候军，而后又移植于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和南疆地区，演变成一种包含有多民族成分的部落组织。作者通过考证文献，梳理线索，考证出吐蕃在河西走廊的凉州、甘州、沙州、瓜州和南疆的鄯善等地创设了多个通颊部落，其中包含有吐蕃人、汉人、粟特人、突厥人等。
总之，该书坚持实事求是、论从史出的方法，从纵横两个方面，客观、真实地论述了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的历史进程，以及双方在军事、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相互交流的概貌，并专题分析了吐蕃与西北民族交往的类型、历史作用等。这无疑对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而该书设计的吐蕃与某族关系的开放式篇章结构，为作者日后对该书的修订，以及其他学者的跟进或商榷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讲师
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