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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主体为了取得更高的政治地位，使用最阴暗和狠毒的做法，这是通俗意义上的权术。同样，谈到政治必然联想到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政治斗争，权术的运用也发生在斗争之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争权夺利。政治很多时候与政治斗争相混淆，政治与权术也由政治斗争链接到一起，而权术就变成了政治生活的伴生品。本文从动乱、规则的角度讨论权术存在的客观性，最后讨论权术是一个历史范畴，最终将走向消亡。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 权术 政治斗争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4-0010-02
马基雅维利讨论君主对待臣下和朋友应该采取的方法和行动，着眼于君主专政权力的巩固中，所以他眼中权术可以理解为无所不用的，用以加强君权的方法和行动的总和。而近代以来民主与共和成为主流，独裁者作为大多数国家斗争的对象，其政治地位和实际作用都不像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令人拥有狂热追随的欲望。所以，现代国家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斗争，其在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无论对内对外，孰好孰坏皆可概括为权术，即权谋之术。
一、动乱之于权谋之术
政客往往人前“狮子”，人后“狐狸”，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滴水不漏，方可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为这圆滑老道和谨言慎行，民众眼中的政客常常是“扮猪吃老虎”一般阴险狡诈的角色。在意大利的邻国，路易十一作为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运用他与生俱来的声望与地位，成为“法兰西领土的凑合者”，吞并了勃艮第公国、安茹公国、普罗旺斯伯国和曼恩伯国等，基本统一了法兰西全境。相比之下，恺撒·博尔吉亚没有与生俱来的声望，只有“宁静的面孔和天使般清澈的双眼”，对权力和财富不择手段，以及残酷贪婪的本性。回观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公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统治者争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最终目的是统一意大利。受到目的的影响，过程与路径的选择变得不是那么受到重视，政治生活长期表现为权利争夺与流血冲突，权术活动成为使得这些斗争和冲突作用最大化的快捷方式。
从意大利的历史看，没有得到统一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公国都有可能成为统一它的候选人，他们也都将统一意大利作为政治目的。在不断的战争和冲突中，恺撒·博尔吉亚作为教皇的私生子去承担这样一份家族任务，他的谋略与胆识不光获得了父亲的青睐，同时也征服了他的追随者。将瓦伦蒂诺公爵的本性抛开，他不能寄希望于其他人，其种种恶行其实可以称为有卓越才智和宏远抱负的人开辟前路所必将采取的一切手段。马基雅维利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并且将之作为文献流传下去，揭开政治斗争过程表面光鲜靓丽、客气雍容的外表，抛弃道德约束，赤裸裸地将阴谋和流血这样的客观存在描述成一种现象而不是避之不谈，歌功颂德。那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君主论》遭受的非议，并非来自那无所不用的权术理论，而是把在残忍冷酷的政治斗争中取得成功最为便捷的途径公诸于众并且加以歌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它顶礼膜拜的原因，也同样源自于此。
如上所述，在政治斗争中运用权术，为取得政治地位而不择手段，看似是那么自然。但那是在政治斗争约等于全部政治生活的时期，是战乱与掠夺被称为家常便饭的岁月，视生命如同草芥的年代。谋求政治利益的手段在这个时间段内，没有是非标准，合法性更是无从谈起，权术的运用也没有约束，谋权害命的做法十分普遍。也正因为这样的做法泛滥到人尽皆知，在当时也就成为了一种病态的默许。
二、规则之于权谋之术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求民主的脚步渐渐加快，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议会和有任期限制的总统（总理），代替了世袭君主的独裁专政。而在这个崭新的时代，政治不光只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双方竞争的焦点也不仅仅局限于对方，来自第三方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此时不禁想起马基雅维利在谈到瓦伦蒂诺公爵时，对他的赞美：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消灭掉。
现在，利用现代法治国家的观点，重新分析这段话：“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武力即是军队，军队是国家的军队，现代国家的军队不可能为个人的权力欲望所服务，而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存在。领导者想要调集军队，必须事出有因且理由合法。以美国为例，参众两院必须同时同意总统的军事行动，总统才能够发起对外战争，领导者随心所欲的时代已经结束。“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这里在过去是指民众在政治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对待统治者只能以一种敬畏的心态去接受，并且对其专政保持克制，在没有侵犯到根本利益的情况下选择被动的接受。但是以德国为例，在二战结束后，德国作为二战发起与战败国，对于其犯下的罪行，德国民众和世界人民一直保持克制。在1970年，刚刚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同时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消息传来，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拍手称赞。勃兰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举动，使得德国从二战的阴影中慢慢走出，德国人民渐渐找回生活的自信，同时勃兰特也赢得了声望和荣誉。不可否认，这一做法是一种权谋之术，但这是一种双赢的权术，在使用手段和方法的时候，其重心已经从直接获得利益转变为通过为民众争取利益而获得支持，间接实现个人利益。合法化的目的就是要使国民形成这样一种广泛的认识，那就是民族国家制度的归属感和他对其他组织的感情纽带一样强大，甚至更为强大。法治社会不再像人治社会那样，权术的使用也必须优先考虑民众的意愿，否则个人政治生涯也不会如意。“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在政治斗争过程中，排除异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同阵营为了夺取领导地位所引发的血案也不绝于耳。在现代法律至上的时代，政治斗争必须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瓦伦蒂诺公爵对那些被废黜的统治者，只要他能杀多少就已经杀多少了，这样随心的时期在现代不可能发生。国家设立法院、监狱、警察等国家机器，违法证据和个人丑闻变成政客之间斗争的焦点，美国的“水门”事件，使得本来政治前途一片大好的尼克松，成为美国迄今史上唯一一个辞职的总统。 如上所述，权谋之术在现代并非没有人使用，只是其手段和方法必须符合现代政治规则，就是合法性。在权力的诱惑下，超过规则允许范围内的权术，只会变成众叛亲离的下场。现代与过去相比，不仅仅只关注政治斗争的结果，政治斗争的过程是否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规则，成为考量一个统治者或者说领导者最重要的标准。瓦伦蒂诺公爵的手段，马基雅维利对权术的理解，必须在法治前提下再加以考虑。
三、消亡之于权谋之术
人和动物的区别，不仅仅只在于人类的大脑容量和利用、制作工具，也区别于人类的欲望往往是无穷无尽的，是很难得到满足的。恺撒·博尔吉亚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作为教皇，声望和财富已经达到了时代巅峰，但是他依然希望将自己的长子胡安培养成军事家，私生子恺撒培养成宗教家。教皇的欲望没有尽头，甚至还将这些欲望转嫁给了自己的儿子恺撒，公爵的欲望在他父亲的耳濡目染下也愈发膨胀，这就是一种权力欲。权术的产生，究根结底是人对权力的渴望，不同人对占有权力的方法不一致，因为对权力的爱好是人类最强烈的动机之一，但表现在各人身上的程度却很不一致，它为其他动机所限制，表现为爱安逸、爱享乐以及有时爱表扬等。
权力对人的诱惑，从动机来说是一种人内心的怯懦性，这种怯懦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权力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相较于有权力的人，获得的尊敬（可以解释为声望和关注度）不及有权力的人，对满足个人欲望的可能性也不及有权力的人，自然就希望获得权力；二是，有权力的人在满足了欲望和获得声望之后，更加害怕失去这样的可能性，从而也就使得权力欲膨胀，追求更大的权力来保证满足个人欲望的可能性。权术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一种伴生的角色，人的情感中的妒忌、猜疑、好胜等，都会刺激权力欲的产生，随着人权力欲的产生，在无法获得自己期望的权力时，运用一些方法和手段就在所难免，为了满足权力欲而使用的方法手段，就是权谋之术了。那是否可以这样猜测，如果人的内心摒弃了权力欲，那么权术也就会随之消失？
回到权术起源的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的出现，就是在这样的集体事业的进行时，需要有某种管理机构的指导才能实现，集体事业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命令。权术就是让服从命令的人变成发号施令的人，那么可以假设，在国家范畴内必须有发号施令和执行命令的人的，同时又要避免权术运用带来的“任人不为贤”和专制主义的出现，使得这个假设成立的结果让每个人出生即安排好在社会中的位置，剔除权力分配的过程。但是，现阶段不可能做到这个假设，所以只能让占绝对多数的人变成发号施令的人，让少部分人变成服从命令的人，而服从命令的人不能够很好地执行命令的时候，需要社会无处不在的监督和谴责，这就是现在一直倡导的民主和自由。
撰写了《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被认为是邪恶的导师，他将动乱年代不得已而为之的权谋之术，用赞美的语气描写出来，但是回到他那个分裂的意大利和动乱的佛罗伦萨，他的主张其实正是那个国家缺少的声音。而现在的日常生活中，统一的国家主权下，民众的生活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政府所从事的工作围绕民众而非领导者个人，权利分配极度不平衡的时代已经过去。政治的天平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随人类认知的进化，也会在政府和民众之间逐渐均衡，权术也会随之变成一个历史范畴。
【参考文献】
[1]（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美）罗伯特·杰克曼.不需要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英）博兰特·罗素.权力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法）约瑟夫·德·迈斯特.论法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张丽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 权术 政治斗争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4-0010-02
马基雅维利讨论君主对待臣下和朋友应该采取的方法和行动，着眼于君主专政权力的巩固中，所以他眼中权术可以理解为无所不用的，用以加强君权的方法和行动的总和。而近代以来民主与共和成为主流，独裁者作为大多数国家斗争的对象，其政治地位和实际作用都不像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令人拥有狂热追随的欲望。所以，现代国家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斗争，其在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无论对内对外，孰好孰坏皆可概括为权术，即权谋之术。
一、动乱之于权谋之术
政客往往人前“狮子”，人后“狐狸”，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滴水不漏，方可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为这圆滑老道和谨言慎行，民众眼中的政客常常是“扮猪吃老虎”一般阴险狡诈的角色。在意大利的邻国，路易十一作为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运用他与生俱来的声望与地位，成为“法兰西领土的凑合者”，吞并了勃艮第公国、安茹公国、普罗旺斯伯国和曼恩伯国等，基本统一了法兰西全境。相比之下，恺撒·博尔吉亚没有与生俱来的声望，只有“宁静的面孔和天使般清澈的双眼”，对权力和财富不择手段，以及残酷贪婪的本性。回观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公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统治者争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最终目的是统一意大利。受到目的的影响，过程与路径的选择变得不是那么受到重视，政治生活长期表现为权利争夺与流血冲突，权术活动成为使得这些斗争和冲突作用最大化的快捷方式。
从意大利的历史看，没有得到统一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公国都有可能成为统一它的候选人，他们也都将统一意大利作为政治目的。在不断的战争和冲突中，恺撒·博尔吉亚作为教皇的私生子去承担这样一份家族任务，他的谋略与胆识不光获得了父亲的青睐，同时也征服了他的追随者。将瓦伦蒂诺公爵的本性抛开，他不能寄希望于其他人，其种种恶行其实可以称为有卓越才智和宏远抱负的人开辟前路所必将采取的一切手段。马基雅维利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并且将之作为文献流传下去，揭开政治斗争过程表面光鲜靓丽、客气雍容的外表，抛弃道德约束，赤裸裸地将阴谋和流血这样的客观存在描述成一种现象而不是避之不谈，歌功颂德。那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君主论》遭受的非议，并非来自那无所不用的权术理论，而是把在残忍冷酷的政治斗争中取得成功最为便捷的途径公诸于众并且加以歌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它顶礼膜拜的原因，也同样源自于此。
如上所述，在政治斗争中运用权术，为取得政治地位而不择手段，看似是那么自然。但那是在政治斗争约等于全部政治生活的时期，是战乱与掠夺被称为家常便饭的岁月，视生命如同草芥的年代。谋求政治利益的手段在这个时间段内，没有是非标准，合法性更是无从谈起，权术的运用也没有约束，谋权害命的做法十分普遍。也正因为这样的做法泛滥到人尽皆知，在当时也就成为了一种病态的默许。
二、规则之于权谋之术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求民主的脚步渐渐加快，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议会和有任期限制的总统（总理），代替了世袭君主的独裁专政。而在这个崭新的时代，政治不光只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双方竞争的焦点也不仅仅局限于对方，来自第三方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此时不禁想起马基雅维利在谈到瓦伦蒂诺公爵时，对他的赞美：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消灭掉。
现在，利用现代法治国家的观点，重新分析这段话：“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武力即是军队，军队是国家的军队，现代国家的军队不可能为个人的权力欲望所服务，而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存在。领导者想要调集军队，必须事出有因且理由合法。以美国为例，参众两院必须同时同意总统的军事行动，总统才能够发起对外战争，领导者随心所欲的时代已经结束。“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这里在过去是指民众在政治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对待统治者只能以一种敬畏的心态去接受，并且对其专政保持克制，在没有侵犯到根本利益的情况下选择被动的接受。但是以德国为例，在二战结束后，德国作为二战发起与战败国，对于其犯下的罪行，德国民众和世界人民一直保持克制。在1970年，刚刚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同时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消息传来，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拍手称赞。勃兰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举动，使得德国从二战的阴影中慢慢走出，德国人民渐渐找回生活的自信，同时勃兰特也赢得了声望和荣誉。不可否认，这一做法是一种权谋之术，但这是一种双赢的权术，在使用手段和方法的时候，其重心已经从直接获得利益转变为通过为民众争取利益而获得支持，间接实现个人利益。合法化的目的就是要使国民形成这样一种广泛的认识，那就是民族国家制度的归属感和他对其他组织的感情纽带一样强大，甚至更为强大。法治社会不再像人治社会那样，权术的使用也必须优先考虑民众的意愿，否则个人政治生涯也不会如意。“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在政治斗争过程中，排除异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同阵营为了夺取领导地位所引发的血案也不绝于耳。在现代法律至上的时代，政治斗争必须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瓦伦蒂诺公爵对那些被废黜的统治者，只要他能杀多少就已经杀多少了，这样随心的时期在现代不可能发生。国家设立法院、监狱、警察等国家机器，违法证据和个人丑闻变成政客之间斗争的焦点，美国的“水门”事件，使得本来政治前途一片大好的尼克松，成为美国迄今史上唯一一个辞职的总统。 如上所述，权谋之术在现代并非没有人使用，只是其手段和方法必须符合现代政治规则，就是合法性。在权力的诱惑下，超过规则允许范围内的权术，只会变成众叛亲离的下场。现代与过去相比，不仅仅只关注政治斗争的结果，政治斗争的过程是否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规则，成为考量一个统治者或者说领导者最重要的标准。瓦伦蒂诺公爵的手段，马基雅维利对权术的理解，必须在法治前提下再加以考虑。
三、消亡之于权谋之术
人和动物的区别，不仅仅只在于人类的大脑容量和利用、制作工具，也区别于人类的欲望往往是无穷无尽的，是很难得到满足的。恺撒·博尔吉亚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作为教皇，声望和财富已经达到了时代巅峰，但是他依然希望将自己的长子胡安培养成军事家，私生子恺撒培养成宗教家。教皇的欲望没有尽头，甚至还将这些欲望转嫁给了自己的儿子恺撒，公爵的欲望在他父亲的耳濡目染下也愈发膨胀，这就是一种权力欲。权术的产生，究根结底是人对权力的渴望，不同人对占有权力的方法不一致，因为对权力的爱好是人类最强烈的动机之一，但表现在各人身上的程度却很不一致，它为其他动机所限制，表现为爱安逸、爱享乐以及有时爱表扬等。
权力对人的诱惑，从动机来说是一种人内心的怯懦性，这种怯懦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权力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相较于有权力的人，获得的尊敬（可以解释为声望和关注度）不及有权力的人，对满足个人欲望的可能性也不及有权力的人，自然就希望获得权力；二是，有权力的人在满足了欲望和获得声望之后，更加害怕失去这样的可能性，从而也就使得权力欲膨胀，追求更大的权力来保证满足个人欲望的可能性。权术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一种伴生的角色，人的情感中的妒忌、猜疑、好胜等，都会刺激权力欲的产生，随着人权力欲的产生，在无法获得自己期望的权力时，运用一些方法和手段就在所难免，为了满足权力欲而使用的方法手段，就是权谋之术了。那是否可以这样猜测，如果人的内心摒弃了权力欲，那么权术也就会随之消失？
回到权术起源的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的出现，就是在这样的集体事业的进行时，需要有某种管理机构的指导才能实现，集体事业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命令。权术就是让服从命令的人变成发号施令的人，那么可以假设，在国家范畴内必须有发号施令和执行命令的人的，同时又要避免权术运用带来的“任人不为贤”和专制主义的出现，使得这个假设成立的结果让每个人出生即安排好在社会中的位置，剔除权力分配的过程。但是，现阶段不可能做到这个假设，所以只能让占绝对多数的人变成发号施令的人，让少部分人变成服从命令的人，而服从命令的人不能够很好地执行命令的时候，需要社会无处不在的监督和谴责，这就是现在一直倡导的民主和自由。
撰写了《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被认为是邪恶的导师，他将动乱年代不得已而为之的权谋之术，用赞美的语气描写出来，但是回到他那个分裂的意大利和动乱的佛罗伦萨，他的主张其实正是那个国家缺少的声音。而现在的日常生活中，统一的国家主权下，民众的生活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政府所从事的工作围绕民众而非领导者个人，权利分配极度不平衡的时代已经过去。政治的天平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随人类认知的进化，也会在政府和民众之间逐渐均衡，权术也会随之变成一个历史范畴。
【参考文献】
[1]（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美）罗伯特·杰克曼.不需要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英）博兰特·罗素.权力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法）约瑟夫·德·迈斯特.论法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