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的稿件和我有很深的缘分。彭院士去世后，我辗转联系上一位初中同学的表哥，他在核动力所工作，本来想做采访，却因为各种事情错过。两个月后，当时没做的采访就像未竟的约定，在我回四川期间一一兑现。
　　因为这个采访，见了很多90岁上下的老人。他们都是当时和彭士禄共同工作过的“核动力人”。有一位在郫县的养老院里，一个人住一间房，据说生活方便，楼下就是医院。我们刚出现在走廊，他已经在门口等着，激动地招呼我们。桌上摆着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几瓶饮料，瓶身沁满了水滴——他已经等了很久。老人牙齿不太好，说话声音含糊，耳朵也不大好，所以大部分时间在自说自话。
　　他回忆起过去的事情，眼里放光，光里能看到一个踌躇满志少年的影子。聊完以后，老人送我们到门口，再一直目送。转弯拐进电梯时，我回头看了看，他还在那儿跟我们挥手。我忽然心里酸得很。
　　另一位老人显然要得意很多，跟我讲了很多往事。老人热衷时局，高屋建瓴地分析彭士禄本该如何，但实际上他却如何。他家墙上摆满了书，多是皇帝传记、史书、市志，密密麻麻。他红光满面，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这样的老人，我们还见了五六位。他们现在都过着平静的生活，会为彭士禄去世后受到的赞许与嘉奖由衷兴奋。
　　上世纪60年代，一批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跑到四川的山沟沟里，为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理想，没日没夜干着。他们最终在一片荒芜中建立起核工业基地。这些人最后大部分留在了四川。很多人多年没回过家，学会了说四川话。
　　一次次采访中，那个时代“哐”地砸在眼前，笨拙地、全力以赴地、没日没夜地为着一个目的往前。有股雄浑的力量打进心里，我想，为什么我们需要榜样的力量，大概是因为这些人有强大的能量，给我们带来了正向的反馈。
　　写完彭士禄之后，我又写了刘雯。当了这么多年记者，第一次遇到一个所有周边采访对象评价完全一致的人。这说明她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呈现出稳定的面目，朋友说她要么被狠狠毒打过，要么是在一些机缘下开始了修行，才能够让内心稳定到那种程度。她没有受到太多传统教育的規训，保持了性格里的纯粹和干净。这种赤诚帮她抵御了很多黑暗，也将她引向更广阔的光明。
　　作为一名人物记者，我不愿意相信一个人所呈现出的面貌，总想窥探她更深层次的内核。和同行聊天，和她节目的跟拍导演猜测，都无法勾勒出这个内核的轮廓。我们一致相信它的存在，也一致觉得它准入门槛极高，甚至刘雯自己都被排斥在外。这个内核里面藏着她的负能量：委屈、挫败、纠结、不甘心等。我又想到蔡澜了，他不是没有痛苦，而是面对痛苦，已读不回。
　　在我纠结于无法深入她内心时，《奇遇人生》副导演徐玮超的话点醒了我。他对我说：“我也想探寻她的内心，但是探寻不到。她这样一个女孩，看到她说英语时的自信，我真心为她高兴。她一个从湖南永州这么个小地方出来的姑娘，能够站上世界舞台，还能那么自信，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震撼。”这也成为了这篇稿子的主轴和角度。我想是啊，把这件事情呈现出来已经足够震撼了。震撼不是我写了她做了啥，而是她真的一步一步把这些做出来了。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奔波于一个科学家和一个明星的采访中，精神分裂，时空混乱，左支右绌，疲于奔命。但幸运的是，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同样的风骨，割裂的身份与时空因为这份风骨呈现出统一的面目。就像我从前采访过的很多人物一样，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故事讲述着同样的主旨：做自己。这很难，但他们真的认定了，“虽千万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