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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贵粟疏》作为西汉早期著名的一篇政论文，其经济思想可谓是儒法并包，苛缓有度。适应了黄老思想为主导下既休养生息，又富国强兵的双重现实需求。它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军功阶层对权力的垄断，缓和了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矛盾，并形成了人们追逐财富的社会风气。但对于这篇名文后世学者评判不一。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没有专门单独为其立章节，而仅仅是在《法家思想之余波》中简要提及，并以“无创新之见”做出了结论。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有《晃错的尚法与重农战思想》一节，对晁错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说明。本文将根据《论贵粟疏》中的阐述，联系汉初思想界的发展变化状况，结合晁错本人的经历，对晁错的经济思想以及对军工阶层的冲击加以分析。
【关键词】论贵粟疏；经济；法家；晁错；军功阶层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一、“劝农”是晁错《论贵粟疏》经济思想的核心
从《论贵粟疏》中我们不难发现，晁错的核心主要是围绕着“劝农、归农”这个核心。其开篇就论述道：“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劝农、归农，这是针对当时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聚敛财物，致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的社会矛盾和匈奴屡屡违背和亲之约，多次侵扰，边境不宁而发出的声音。因此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认为最重要的是务农：“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而所提到的举措，都是为了应对当时民众主要矛盾和日趋紧张的边患问题，以求做到让人们回归农业、安心生产，“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同时，《论贵粟疏》也有比较明显的法家“重农抑商思想”。他写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这有着朝代更替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实际的。
第一、汉初出于安定人心、稳固新政权统治的需要，“过秦”已经成为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和风尚。从政治架构来说，汉朝时继承了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制度。相应地在对待商业的政策上也有一定的延续性，比如主要是政治上实行贱商，禁止商贾子弟做官，不准商人衣丝乘车等。当然刘邦时代对商人的限制更多还是从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出发，《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当时的富商大贾却囤积居奇操控物价，以至于一石米一万钱，一匹马一百金，物价的飞涨与民生的凋敝使得当时的刘邦认识到商人的出现是不利于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因此，刘邦对于商人所采取的态度与政策既是秦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一种自然延续，又是处于解决现实弊病而采取的解决方案。
第二、汉初虽然采用的无为而治，但无为而治并不能不为不治，实际上，在经历反秦争斗与楚汉相争这一所谓的“后战国时代”后，原本禁锢的思想界已经逐渐开始趋于松弛，汉惠帝四年（前191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后，开放宽容的政策促进思想繁荣，于是儒、道、法诸家竞起。陆贾兼取百家、贾谊儒荀并用、晁错以儒入法，都说明了黄老思想并没有在此时一家独大。而无为思想也纵容诸侯骄横不法，听任豪强地主兼并不轨，忍受匈奴人不时入寇。面对着当时已经存在的社会危机，要求统治者必须有所作为，只是这种有所作为是在尽量不伤害或者少伤害平民利益的条件下进行的。汉朝皇帝沿袭秦法，大肆削弱功臣的权力，压制同姓诸侯王势力，加强统治，大有法家一手遮天的气氛。
二、晁錯的经济思想与之前法家经济思想的区别
第一、最大的不同在于融合了儒家思想。与法家单纯的以国家本位，剥削农民压制商业以保证财政收入与军队开销相比，很明显要更侧重保障人民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引进了儒家“仓凛实而知礼节” 的“仁义”思想，便有儒家先富而后教的意思；
第二、晁错同时开始将土地兼并问题与商人发财致富联系起来，寻找农商之间的规律和关系，认为正是由于商人的富裕，占有了农民的资源，使商人有了兼并农民的资本，使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具有儒家的“仁政”色彩；
第三、更为可贵的是晁错并没有刻意建议去压制商人，相反面对商人已富贵、农夫已贫贱的社会现实，晁错也明白商人之富裕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国家富裕的表现，毕竟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与进步、粮食产量的增长，粮价不可能会降低，如果没有粮价的下降又何谈商人以低价收购粮食？商人手头上所掌握的巨额财富也是国家巩固边防、饲养马匹抵御匈奴所需要的钱财。
因此面对商人财富与地位不成正比的社会现实，晁错让商业资本和农业生产直接挂钩。商人用部分资金买粮、人粟边郡，将流通领域中积累的资本投入到简单再生产过程之中。这种以疏代堵的独创方案，能够充分利用商人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并将其转化为对粮食的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农民与政府收人均得以提高、商人社会作用明显的三赢局面。
综上来看，晁错的《论贵粟疏》目的是要针对当时存在的阶级矛盾激化与日益严重的边境问题所提出来的。其所反映的经济理念可以追溯到先秦法家，不可避免地带有法家固有的急功近利、国家本位与农战思想。晁错本人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无疑是大一统的强盛国家，这不仅表现在《论贵粟疏》中，也表现在他的《削藩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著作中。只是由于晁错本人儒法兼备的从政理念，更有文帝时期趋于恢复的生产力与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汉初“过秦”思想的冲击，使得晁错能更多地兼顾到商人和小农的物质利益，表现出对人民明显的同情心和“人情”味。“晁错讲法制、赏罚与法家有根本区别。法家讲法制，是为‘尊主制民’，晁错讲法制，是为‘尊主安民’；法家讲赏罚，是为驾驭臣民，晁错讲赏罚，是为劝民忠孝”。 晁错经济思想，终究还是反映了当时国家开始动用封建政权的力量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希求社会经济逐步按照他们所期望的运转而不脱轨。因此，该思想也可以说是代表统治阶级在经济领域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化。
三、入粟拜爵对军功阶层的冲击
《论贵粟疏》的意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入粟拜爵对军功阶层的冲击，在此本文结合秦汉以来军功爵制度的演变过程、汉朝军功阶层在入粟拜爵之前之后的状况等方面进行简要探讨。
（一）军功爵制度的起源和形成
第一、军功爵制度，严格意义上讲最早可以追溯到李悝在魏国的变法。西汉刘向《说苑》中记载“食有劳而禄无功”。就已经表明封赏的标准是功劳而并非血缘，这是对宗法分封制下的世卿世禄制度的否定，已经可以说是具有军功爵制度的雏形。而军功爵制度推行最彻底的是秦国，这与秦国本身地处西戎征战颇多的军事传统有关，更与商鞅变法在秦国的彻底性密不可分。商鞅出于帮助秦国富国强兵的目的，定下了二十等爵位，由此确立了以军功积功受爵的制度。
第二、军功爵制度形成军功阶层是在汉朝建立后，刘邦大致在高帝六年借韩信申军法的机会弃楚爵用秦爵利用军功爵，顺利地接收了秦朝政权，这是他第一次对军功爵所进行的变革，使军功爵由原先的激励军功，转变成安抚秦民的归降手段。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曾在西汉初年和高帝十二年两次就军功进爵下诏，其中高帝十二年的诏书内容为：“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士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诏书表明，天下乃是刘邦与刘邦集团的所有成员共同打下来，共同所有的，当然应该共同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共天下”理念。而这种共有天下的理念即表明了军功阶层已经是一个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享有诸多权益的特殊阶层。刘邦在去世前与众臣立下的白马盟誓更是通过“非有功者不得封侯”，将积功受爵这一制度正式确立下来。
第三、总体上看，军功阶层由于总体出身卑微，饱受民间疾苦，知道民间力量反抗的强大性，因此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他们在参与政事时能够比较好地贯彻无为而治的思想并保证其延续性，比较关注百姓生活，注重休养生息。惠帝、文帝、景帝推行的轻徭薄役政策，也是少不了军功集团成员参与。西汉初年，在新的选官制度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前，军功集团中的优秀人才由于经历了战争的锻炼，很快就能够胜任繁杂的国家事务，充实了官僚队伍，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尤其是在平定诸吕之乱拥立汉文帝并限制刘姓诸侯王的势力时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军功阶层带来的弊端
到了汉文帝时期，军功阶层成为瓜分中央财源的一大势力。“列侯，关内侯及诸侯王女皆能食邑”。汉文帝即位后，爵位已经不能再往上封，因此只能增加食邑。而随着食邑的增多，中央财政就相应地受到损失，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虽有所增加，但很大一部分都被诸侯王还有功臣集团所获得。有学者统计，单食邑城内之税，中央每年便需减少高达七百零八万的税收。而很多军功地主依仗权势与财富兼并土地，发展成为一方豪强地主，成为了新的剥削阶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可见作为地方豪强的灌夫已经从之前战功赫赫的军人变成一个危害一方的人物。而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是个案，因此，居功自傲的军功集团，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然成了皇权的威胁，造成了民怨，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
（三）入粟拜爵对军功阶层的冲击
军功阶层对土地的兼并、对财富的掠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汉文帝，面对着诸侯王与军功阶层两大势力的日渐壮大对本来就有限的皇权的冲击，面对长期以来军功阶层对爵位与官职垄断造成的阶层固化问题，必须在“有为”的思想指导下进行改革。
《论贵粟疏》道：“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这就是晁错所提倡的入粟拜爵。这个建议的推行，无疑将以前由军功阶层集团所主要把持的爵位面向更广大的群体，使富商用金钱便可换取第九等至第十八等的高爵。这项政策不仅促使地位低贱的商人，有可能迅速转成尊荣身份，原先保持尊宠的军功受益集团，也因社会上突然暴增一群财富充盈高爵者与其平起平坐，而使其原有的尊贵地位急剧滑落。爵位的受封标准不再单纯地以军功为标准而转为军功——财富双重标准；军功阶层不再是独尊受寵的特殊阶层。这种措施既让富商大贾出钱暂时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让军功集团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汉文帝和晁错将商业资本转化发展生产与投身政治的双重途径，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其所希望的“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的目标。
四、总结
通过晁错提出“拜爵入粟”的前因后果以及最后产生的诸多影响，我们可以发现，整个文景时期的经济脉络，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过渡、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过渡、由三分天下之财（汉朝政府、军功阶层以及同姓诸侯王）到尽归汉朝政府的特点。文景时期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是从“无为”出发，用“无为”中的“有为”来合理地分配国家财富、合理地切分蛋糕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政府对经济掌控能力的增强，从而结束了汉初皇权有限的局面，由共治天下转为皇帝独治天下，并最终实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这也是汉承秦制，承秦之封建制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与必然会达到的结果。在皇权专制主义的排他性逐渐强化的过程中，原有的特权阶层军功集团的消亡也是必然的。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状态下，要维持一个幅员广阔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没有这样相配套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也是难以延续长久的。
参考文献：
[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胡克森.“重农抑商”：一个儒法相融的历史案例以战国秦汉作为分析模板[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3]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1980.
[5]严可均.商君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6.
[6]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1980.
[7]周美华.晃错“纳粟授爵”与汉文帝军功爵制度改革[J].历史文献研究，2013（32）.
[8]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阶层受益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0.
[9]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10]古永继.“文景之治”非“黄老无为之治”——文景政策与思想剖析[J].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
[11]班固.汉书高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张霖坤（1995-），男，汉，陕西西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本科生。
【关键词】论贵粟疏；经济；法家；晁错；军功阶层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一、“劝农”是晁错《论贵粟疏》经济思想的核心
从《论贵粟疏》中我们不难发现，晁错的核心主要是围绕着“劝农、归农”这个核心。其开篇就论述道：“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劝农、归农，这是针对当时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聚敛财物，致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的社会矛盾和匈奴屡屡违背和亲之约，多次侵扰，边境不宁而发出的声音。因此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认为最重要的是务农：“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而所提到的举措，都是为了应对当时民众主要矛盾和日趋紧张的边患问题，以求做到让人们回归农业、安心生产，“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同时，《论贵粟疏》也有比较明显的法家“重农抑商思想”。他写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这有着朝代更替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实际的。
第一、汉初出于安定人心、稳固新政权统治的需要，“过秦”已经成为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和风尚。从政治架构来说，汉朝时继承了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制度。相应地在对待商业的政策上也有一定的延续性，比如主要是政治上实行贱商，禁止商贾子弟做官，不准商人衣丝乘车等。当然刘邦时代对商人的限制更多还是从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出发，《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当时的富商大贾却囤积居奇操控物价，以至于一石米一万钱，一匹马一百金，物价的飞涨与民生的凋敝使得当时的刘邦认识到商人的出现是不利于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因此，刘邦对于商人所采取的态度与政策既是秦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一种自然延续，又是处于解决现实弊病而采取的解决方案。
第二、汉初虽然采用的无为而治，但无为而治并不能不为不治，实际上，在经历反秦争斗与楚汉相争这一所谓的“后战国时代”后，原本禁锢的思想界已经逐渐开始趋于松弛，汉惠帝四年（前191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后，开放宽容的政策促进思想繁荣，于是儒、道、法诸家竞起。陆贾兼取百家、贾谊儒荀并用、晁错以儒入法，都说明了黄老思想并没有在此时一家独大。而无为思想也纵容诸侯骄横不法，听任豪强地主兼并不轨，忍受匈奴人不时入寇。面对着当时已经存在的社会危机，要求统治者必须有所作为，只是这种有所作为是在尽量不伤害或者少伤害平民利益的条件下进行的。汉朝皇帝沿袭秦法，大肆削弱功臣的权力，压制同姓诸侯王势力，加强统治，大有法家一手遮天的气氛。
二、晁錯的经济思想与之前法家经济思想的区别
第一、最大的不同在于融合了儒家思想。与法家单纯的以国家本位，剥削农民压制商业以保证财政收入与军队开销相比，很明显要更侧重保障人民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引进了儒家“仓凛实而知礼节” 的“仁义”思想，便有儒家先富而后教的意思；
第二、晁错同时开始将土地兼并问题与商人发财致富联系起来，寻找农商之间的规律和关系，认为正是由于商人的富裕，占有了农民的资源，使商人有了兼并农民的资本，使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具有儒家的“仁政”色彩；
第三、更为可贵的是晁错并没有刻意建议去压制商人，相反面对商人已富贵、农夫已贫贱的社会现实，晁错也明白商人之富裕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国家富裕的表现，毕竟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与进步、粮食产量的增长，粮价不可能会降低，如果没有粮价的下降又何谈商人以低价收购粮食？商人手头上所掌握的巨额财富也是国家巩固边防、饲养马匹抵御匈奴所需要的钱财。
因此面对商人财富与地位不成正比的社会现实，晁错让商业资本和农业生产直接挂钩。商人用部分资金买粮、人粟边郡，将流通领域中积累的资本投入到简单再生产过程之中。这种以疏代堵的独创方案，能够充分利用商人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并将其转化为对粮食的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农民与政府收人均得以提高、商人社会作用明显的三赢局面。
综上来看，晁错的《论贵粟疏》目的是要针对当时存在的阶级矛盾激化与日益严重的边境问题所提出来的。其所反映的经济理念可以追溯到先秦法家，不可避免地带有法家固有的急功近利、国家本位与农战思想。晁错本人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无疑是大一统的强盛国家，这不仅表现在《论贵粟疏》中，也表现在他的《削藩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著作中。只是由于晁错本人儒法兼备的从政理念，更有文帝时期趋于恢复的生产力与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汉初“过秦”思想的冲击，使得晁错能更多地兼顾到商人和小农的物质利益，表现出对人民明显的同情心和“人情”味。“晁错讲法制、赏罚与法家有根本区别。法家讲法制，是为‘尊主制民’，晁错讲法制，是为‘尊主安民’；法家讲赏罚，是为驾驭臣民，晁错讲赏罚，是为劝民忠孝”。 晁错经济思想，终究还是反映了当时国家开始动用封建政权的力量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希求社会经济逐步按照他们所期望的运转而不脱轨。因此，该思想也可以说是代表统治阶级在经济领域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化。
三、入粟拜爵对军功阶层的冲击
《论贵粟疏》的意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入粟拜爵对军功阶层的冲击，在此本文结合秦汉以来军功爵制度的演变过程、汉朝军功阶层在入粟拜爵之前之后的状况等方面进行简要探讨。
（一）军功爵制度的起源和形成
第一、军功爵制度，严格意义上讲最早可以追溯到李悝在魏国的变法。西汉刘向《说苑》中记载“食有劳而禄无功”。就已经表明封赏的标准是功劳而并非血缘，这是对宗法分封制下的世卿世禄制度的否定，已经可以说是具有军功爵制度的雏形。而军功爵制度推行最彻底的是秦国，这与秦国本身地处西戎征战颇多的军事传统有关，更与商鞅变法在秦国的彻底性密不可分。商鞅出于帮助秦国富国强兵的目的，定下了二十等爵位，由此确立了以军功积功受爵的制度。
第二、军功爵制度形成军功阶层是在汉朝建立后，刘邦大致在高帝六年借韩信申军法的机会弃楚爵用秦爵利用军功爵，顺利地接收了秦朝政权，这是他第一次对军功爵所进行的变革，使军功爵由原先的激励军功，转变成安抚秦民的归降手段。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曾在西汉初年和高帝十二年两次就军功进爵下诏，其中高帝十二年的诏书内容为：“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士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诏书表明，天下乃是刘邦与刘邦集团的所有成员共同打下来，共同所有的，当然应该共同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共天下”理念。而这种共有天下的理念即表明了军功阶层已经是一个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享有诸多权益的特殊阶层。刘邦在去世前与众臣立下的白马盟誓更是通过“非有功者不得封侯”，将积功受爵这一制度正式确立下来。
第三、总体上看，军功阶层由于总体出身卑微，饱受民间疾苦，知道民间力量反抗的强大性，因此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他们在参与政事时能够比较好地贯彻无为而治的思想并保证其延续性，比较关注百姓生活，注重休养生息。惠帝、文帝、景帝推行的轻徭薄役政策，也是少不了军功集团成员参与。西汉初年，在新的选官制度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前，军功集团中的优秀人才由于经历了战争的锻炼，很快就能够胜任繁杂的国家事务，充实了官僚队伍，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尤其是在平定诸吕之乱拥立汉文帝并限制刘姓诸侯王的势力时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军功阶层带来的弊端
到了汉文帝时期，军功阶层成为瓜分中央财源的一大势力。“列侯，关内侯及诸侯王女皆能食邑”。汉文帝即位后，爵位已经不能再往上封，因此只能增加食邑。而随着食邑的增多，中央财政就相应地受到损失，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虽有所增加，但很大一部分都被诸侯王还有功臣集团所获得。有学者统计，单食邑城内之税，中央每年便需减少高达七百零八万的税收。而很多军功地主依仗权势与财富兼并土地，发展成为一方豪强地主，成为了新的剥削阶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可见作为地方豪强的灌夫已经从之前战功赫赫的军人变成一个危害一方的人物。而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是个案，因此，居功自傲的军功集团，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然成了皇权的威胁，造成了民怨，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
（三）入粟拜爵对军功阶层的冲击
军功阶层对土地的兼并、对财富的掠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汉文帝，面对着诸侯王与军功阶层两大势力的日渐壮大对本来就有限的皇权的冲击，面对长期以来军功阶层对爵位与官职垄断造成的阶层固化问题，必须在“有为”的思想指导下进行改革。
《论贵粟疏》道：“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这就是晁错所提倡的入粟拜爵。这个建议的推行，无疑将以前由军功阶层集团所主要把持的爵位面向更广大的群体，使富商用金钱便可换取第九等至第十八等的高爵。这项政策不仅促使地位低贱的商人，有可能迅速转成尊荣身份，原先保持尊宠的军功受益集团，也因社会上突然暴增一群财富充盈高爵者与其平起平坐，而使其原有的尊贵地位急剧滑落。爵位的受封标准不再单纯地以军功为标准而转为军功——财富双重标准；军功阶层不再是独尊受寵的特殊阶层。这种措施既让富商大贾出钱暂时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让军功集团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汉文帝和晁错将商业资本转化发展生产与投身政治的双重途径，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其所希望的“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的目标。
四、总结
通过晁错提出“拜爵入粟”的前因后果以及最后产生的诸多影响，我们可以发现，整个文景时期的经济脉络，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过渡、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过渡、由三分天下之财（汉朝政府、军功阶层以及同姓诸侯王）到尽归汉朝政府的特点。文景时期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是从“无为”出发，用“无为”中的“有为”来合理地分配国家财富、合理地切分蛋糕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政府对经济掌控能力的增强，从而结束了汉初皇权有限的局面，由共治天下转为皇帝独治天下，并最终实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这也是汉承秦制，承秦之封建制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与必然会达到的结果。在皇权专制主义的排他性逐渐强化的过程中，原有的特权阶层军功集团的消亡也是必然的。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状态下，要维持一个幅员广阔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没有这样相配套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也是难以延续长久的。
参考文献：
[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胡克森.“重农抑商”：一个儒法相融的历史案例以战国秦汉作为分析模板[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3]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1980.
[5]严可均.商君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6.
[6]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1980.
[7]周美华.晃错“纳粟授爵”与汉文帝军功爵制度改革[J].历史文献研究，2013（32）.
[8]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阶层受益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0.
[9]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10]古永继.“文景之治”非“黄老无为之治”——文景政策与思想剖析[J].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
[11]班固.汉书高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张霖坤（1995-），男，汉，陕西西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