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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功夫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唐德刚的唐氏散文,真的可以说是“无人可仿,无人可冒”,仿也仿不到筋骨,冒也冒不到神髓。
年轻时的唐德刚教授自诩体壮如牛,常常夜以继日整理口述材料,第二天一大早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如此不知疲倦,也许暗暗地为他晚年的生涯埋下了忧患的伏笔。晚年的他体弱多病,日日夜夜承受着肾病的折磨,直到2009年10月26日,89岁一向乐观开朗的唐德刚先生,终于可以和他的师友们——胡适、李宗仁、顾维钧……一起在天堂会聚,坐而论史,彻夜长谈。
胡适最好的学生
记得和胡适先生的一张合影中,唐德刚站在胡适的身后,还很年轻,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很瘦,面带青涩,略显拘谨,脸上没有皱纹,也还没有多少名气。自从195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34岁),旋即开始在大学教授历史以来,至今已经55年过去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他十之八九的时间都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他的第一身份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门教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7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对于史料的热衷让他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车的“史料”进入教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40年,前20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20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做专任。其中12年还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师训练班中,他也曾担纲教授多种课目。总之,40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课目几近20种之多。在美国大学中,作为一个“课目设计”的负责人,就算不是亲自上课,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彻底的、深入的研究。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繁重的教学工作迫使唐德刚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不知的大杂家”。
虽然耳濡目染的是欧风美雨,但唐德刚似乎并没有忘了中国文人的处世和治学态度,这当然和他的老师胡适有关。唐德刚是胡适一生中最失意、最穷困的时候收下的弟子。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相遇时胡适正在纽约当寓公,大陆正在掀起轰轰烈烈的批胡适运动,而台湾对这位民主斗士也有点头大,胡适只能寄居海外,盖世才华,却只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表面上云淡风轻,其实内心如何孤寂人们可想而知。
和唐德刚的相遇给胡适带来了一点慰藉,唐德刚和胡适是安徽同乡,这时也家道中落,却又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在哥大,胡适常来唐德刚处,因为后者是这里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胡适托他为自己找书。对于胡适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唐德刚自然乐意为其跑腿,有时还为胡适开开车,而他的“报酬”就是到胡适东城八十一街的简陋公寓里,品尝师母技术精湛的“安徽菜”。
也许正因为都是性情中人,又是同乡,两人的关系才分外地“铁”,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就曾对人说:“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
最“好”之说,关系好大约也可以归入“好”的程度之列。正因为信任唐德刚,师徒二人才合作《胡适口述自传》,这部书以胡适的英语录音整理而成的,为使英译准确,师生二人字斟句酌,对每一个单词都反复推敲,真是“一字千钧,半句不苟”。20年后,此书再由英文转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在学术界广受好评。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朱旭强是唐德刚的书迷,他对唐先生著作印象最深的,就是唐德刚在记述其师的口述自传时,又能不为尊者讳,对于不同的观点,唐德刚在注释中也一一道来:“比如对于胡适的《水浒传》英文译名,唐德刚就直言‘不甚妥当’。又在谈到胡适所谓的‘自由’时,唐德刚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不同意见:胡适之先生生前所倡导的‘自由’是直觉上的‘为自由而自由’的‘自由’;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孤立价值的‘自由’。孤立的‘自由’自有其哲学上和宗教上的情趣;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上便完全失其意义了。”
这样一部书,它的客观性自然毋庸置疑。在《史学与文学》一书中,连唐德刚本人也“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起来:“关于了解胡适——尤其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
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
《胡适口述自传》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项目之一种,这个历史学部后来成就斐然,但事实上,当时在哥大,这实在是个不起眼的小部门,自始至终的全职研究员,也就只有唐德刚和夏连荫两人而已。夏女士最早访问的是孔祥熙和陈立夫,唐德刚最早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
迁居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和胡老夫子差不多,虽然曾经一度是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此时却只能与寂寞相伴,天天以搓广东麻将为乐,幸有哥大和唐德刚这样“历史嗅觉敏锐”的学者发现了李宗仁一生所负载的中国历史。
那是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唐德刚开着车子在李氏住宅附近寻找门牌号码,正巧碰上一位中年妇女开着一辆黑色林肯牌轿车在他的车对面平行停下。对方微笑着问:“你是来找我先生的吗?”听闻此言,唐德刚意识到面前这位面容清秀的妇人即为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而李宗仁已在门口含笑相迎。
在李宗仁那幢朴素的平房里,唐德刚和“绝不搔首弄姿”的李氏夫妇共进了168顿午餐或晚宴,主厨是心灵手巧的郭德洁夫人本人,以至于唐德刚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郭德洁原来还是位好主妇!”
很快,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唐德刚告诉这位昔日的长官,他曾经是五战区的小兵,在其麾下效力,这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李宗仁将自己的早年业绩、蒋桂之争以及丢掉大陆的一腔苦水全都向唐德刚一一吐露。当年前呼后拥的桂系首脑,如今在美国却门可罗雀,李宗仁不懂英文,自然无法与洋人打得火热。其结果是唐德刚几乎成了李宗仁晚年唯一可以陪伴唠嗑的朋友。
世人以为口述之书,撰稿者不过负责一个记录员的工作,对方说什么,你就记录什么即可,事实却非如此,至少在唐德刚这里,他的口述绝非那么容易。一周三天,每次都是从上午10点谈至深夜,唐德刚回去之后,在三两天之内,要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然后再经李宗仁审读改动,再由唐德刚增删润色,然后完成缩译的英文版,以便向校方报告“进度”,经过四五道工序方能有所进展,常常令唐德刚工作至深夜甚至通宵只能小睡片刻。再加上此项浩大工程因李宗仁夫妇秘密返回中国后,哥大封存20多年,唐德刚版权无得,以至于唐德刚每每回想起当年披星戴月的日子就要大叹苦经:“为此我也曾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而安于这项默默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更不知道这项苦差做久了,在这个商业习气极大的社会里,由于为人作嫁,后来几陷我于衣食难周、啖饭全无的难堪绝境!”
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张念对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赞不绝口:“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是我最喜欢的唐德刚的著作之一,李宗仁的故事由唐德刚这样的学者来记述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但同时又非常有趣,读来可以说一气呵成。这本书能够成功,唐德刚的润色可以说居功甚伟,这样的口述书绝对是唐德刚文才的体现,它开创了历史写作的新方法和新时代。”唐德刚和李宗仁一起断断续续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的最完备的记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往事历历在目,李宗仁在经历了北伐、中原大战、“剿匪”、抗战和内战的峥嵘岁月之后,如今面对这样一个倾听者,将时间跨度近70年的个人史娓娓道来,洋洋近70万言,几乎将民国重大历史事件一网打尽,美国柏克莱的加州大学政治系主任查穆斯·约翰生教授拜读之后也为之倾倒,评价其为:“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
唐氏散文,无人可仿
夏志清认为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不如《胡适杂忆》写得好,无法施展自己一流的散文才华,不免可惜。事实上也有客观原因。倘若加以进一步的润色,李宗仁1967年去世后已无法再看唐德刚的修改稿,出于对口述作者的尊重,唐德刚在李宗仁去世后对原稿未易一字,这正是史家本色。
唐德刚因为家庭渊源,幼年时就饱读诗书,古文功底极佳,行文如银珠走盘,流畅之极,一时间,唐氏散文的名头在文坛早已不胫而走、名动江湖。有一回,唐德刚用了化名在香港写文章,文风幽默佻达,评点锐如刀锋,气象磅礴,理路森然,唐德刚的友人历史学家周策纵一看就看出门道,到纽约遇到唐德刚时,遂以自家项上人头作为赌注:“必是你写的,难逃老夫法眼,我敢以性命人头来打赌!”
即使在严肃的口述史著作中,唐德刚也千方百计要吸引眼球。原本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的序言,因一发不可收,最后竟写成了一本比《胡适口述自传》还厚一倍的《胡适杂忆》。即使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唐德刚也按捺不住,常常跳出来要让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注释的形式和胡适捆绑在一起。
虽然天资聪颖,但唐德刚刻苦耐劳也是出了名的。他特别注意对史料的搜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和教学的时候,因职司图书管理,对国史资料曾作有系统之累集与编纂,他也常常练笔,每有所感,就写下只言片语,最后竟“积跬步以成千里”。在《晚清七十年》的自序中,唐德刚写道:“究竟寄身象牙塔内数十年,纵系至愚,能无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于数十箱旧稿中,略检其尚可用者,编缀成篇,多半寄呈刘绍唐先生于《传记文学》中酌量选用。随意涂鸦付邮,数年来,竟至百余万言。日积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笔者于60年代之初尝与美国出版商麦克米蓝公司订约撰写,总揽20世纪中国之《民国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页。”
两种功夫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唐德刚的唐氏散文,真的可以说是“无人可仿,无人可冒”,仿也仿不到筋骨,冒也冒不到神髓。胡菊人说唐德刚的“《梅兰芳传稿》比谁都写得好,”是因为“运用文学笔法,像太史公为古人立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为唐德刚的史学文章,最大的特色是文中有史,史中有文,唐德刚在他的《史学与红学》中,用了十六个字来涵盖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就像周策纵在给唐德刚《胡适杂忆》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笔下的胡适是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做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
只是,这样一位风格独特的历史学家,如今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生前一直希望能完成的民国史如今也已成了镜花水月(《袁氏当国》只是这部未完成民国史中的一章而已),纵使有心者意欲为唐公续貂,但唐氏的文风,将是他们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年轻时的唐德刚教授自诩体壮如牛,常常夜以继日整理口述材料,第二天一大早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如此不知疲倦,也许暗暗地为他晚年的生涯埋下了忧患的伏笔。晚年的他体弱多病,日日夜夜承受着肾病的折磨,直到2009年10月26日,89岁一向乐观开朗的唐德刚先生,终于可以和他的师友们——胡适、李宗仁、顾维钧……一起在天堂会聚,坐而论史,彻夜长谈。
胡适最好的学生
记得和胡适先生的一张合影中,唐德刚站在胡适的身后,还很年轻,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很瘦,面带青涩,略显拘谨,脸上没有皱纹,也还没有多少名气。自从195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34岁),旋即开始在大学教授历史以来,至今已经55年过去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他十之八九的时间都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他的第一身份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门教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7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对于史料的热衷让他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车的“史料”进入教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40年,前20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20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做专任。其中12年还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师训练班中,他也曾担纲教授多种课目。总之,40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课目几近20种之多。在美国大学中,作为一个“课目设计”的负责人,就算不是亲自上课,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彻底的、深入的研究。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繁重的教学工作迫使唐德刚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不知的大杂家”。
虽然耳濡目染的是欧风美雨,但唐德刚似乎并没有忘了中国文人的处世和治学态度,这当然和他的老师胡适有关。唐德刚是胡适一生中最失意、最穷困的时候收下的弟子。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相遇时胡适正在纽约当寓公,大陆正在掀起轰轰烈烈的批胡适运动,而台湾对这位民主斗士也有点头大,胡适只能寄居海外,盖世才华,却只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表面上云淡风轻,其实内心如何孤寂人们可想而知。
和唐德刚的相遇给胡适带来了一点慰藉,唐德刚和胡适是安徽同乡,这时也家道中落,却又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在哥大,胡适常来唐德刚处,因为后者是这里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胡适托他为自己找书。对于胡适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唐德刚自然乐意为其跑腿,有时还为胡适开开车,而他的“报酬”就是到胡适东城八十一街的简陋公寓里,品尝师母技术精湛的“安徽菜”。
也许正因为都是性情中人,又是同乡,两人的关系才分外地“铁”,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就曾对人说:“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
最“好”之说,关系好大约也可以归入“好”的程度之列。正因为信任唐德刚,师徒二人才合作《胡适口述自传》,这部书以胡适的英语录音整理而成的,为使英译准确,师生二人字斟句酌,对每一个单词都反复推敲,真是“一字千钧,半句不苟”。20年后,此书再由英文转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在学术界广受好评。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朱旭强是唐德刚的书迷,他对唐先生著作印象最深的,就是唐德刚在记述其师的口述自传时,又能不为尊者讳,对于不同的观点,唐德刚在注释中也一一道来:“比如对于胡适的《水浒传》英文译名,唐德刚就直言‘不甚妥当’。又在谈到胡适所谓的‘自由’时,唐德刚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不同意见:胡适之先生生前所倡导的‘自由’是直觉上的‘为自由而自由’的‘自由’;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孤立价值的‘自由’。孤立的‘自由’自有其哲学上和宗教上的情趣;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上便完全失其意义了。”
这样一部书,它的客观性自然毋庸置疑。在《史学与文学》一书中,连唐德刚本人也“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起来:“关于了解胡适——尤其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
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
《胡适口述自传》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项目之一种,这个历史学部后来成就斐然,但事实上,当时在哥大,这实在是个不起眼的小部门,自始至终的全职研究员,也就只有唐德刚和夏连荫两人而已。夏女士最早访问的是孔祥熙和陈立夫,唐德刚最早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
迁居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和胡老夫子差不多,虽然曾经一度是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此时却只能与寂寞相伴,天天以搓广东麻将为乐,幸有哥大和唐德刚这样“历史嗅觉敏锐”的学者发现了李宗仁一生所负载的中国历史。
那是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唐德刚开着车子在李氏住宅附近寻找门牌号码,正巧碰上一位中年妇女开着一辆黑色林肯牌轿车在他的车对面平行停下。对方微笑着问:“你是来找我先生的吗?”听闻此言,唐德刚意识到面前这位面容清秀的妇人即为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而李宗仁已在门口含笑相迎。
在李宗仁那幢朴素的平房里,唐德刚和“绝不搔首弄姿”的李氏夫妇共进了168顿午餐或晚宴,主厨是心灵手巧的郭德洁夫人本人,以至于唐德刚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郭德洁原来还是位好主妇!”
很快,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唐德刚告诉这位昔日的长官,他曾经是五战区的小兵,在其麾下效力,这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李宗仁将自己的早年业绩、蒋桂之争以及丢掉大陆的一腔苦水全都向唐德刚一一吐露。当年前呼后拥的桂系首脑,如今在美国却门可罗雀,李宗仁不懂英文,自然无法与洋人打得火热。其结果是唐德刚几乎成了李宗仁晚年唯一可以陪伴唠嗑的朋友。
世人以为口述之书,撰稿者不过负责一个记录员的工作,对方说什么,你就记录什么即可,事实却非如此,至少在唐德刚这里,他的口述绝非那么容易。一周三天,每次都是从上午10点谈至深夜,唐德刚回去之后,在三两天之内,要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然后再经李宗仁审读改动,再由唐德刚增删润色,然后完成缩译的英文版,以便向校方报告“进度”,经过四五道工序方能有所进展,常常令唐德刚工作至深夜甚至通宵只能小睡片刻。再加上此项浩大工程因李宗仁夫妇秘密返回中国后,哥大封存20多年,唐德刚版权无得,以至于唐德刚每每回想起当年披星戴月的日子就要大叹苦经:“为此我也曾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而安于这项默默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更不知道这项苦差做久了,在这个商业习气极大的社会里,由于为人作嫁,后来几陷我于衣食难周、啖饭全无的难堪绝境!”
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张念对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赞不绝口:“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是我最喜欢的唐德刚的著作之一,李宗仁的故事由唐德刚这样的学者来记述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但同时又非常有趣,读来可以说一气呵成。这本书能够成功,唐德刚的润色可以说居功甚伟,这样的口述书绝对是唐德刚文才的体现,它开创了历史写作的新方法和新时代。”唐德刚和李宗仁一起断断续续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的最完备的记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往事历历在目,李宗仁在经历了北伐、中原大战、“剿匪”、抗战和内战的峥嵘岁月之后,如今面对这样一个倾听者,将时间跨度近70年的个人史娓娓道来,洋洋近70万言,几乎将民国重大历史事件一网打尽,美国柏克莱的加州大学政治系主任查穆斯·约翰生教授拜读之后也为之倾倒,评价其为:“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
唐氏散文,无人可仿
夏志清认为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不如《胡适杂忆》写得好,无法施展自己一流的散文才华,不免可惜。事实上也有客观原因。倘若加以进一步的润色,李宗仁1967年去世后已无法再看唐德刚的修改稿,出于对口述作者的尊重,唐德刚在李宗仁去世后对原稿未易一字,这正是史家本色。
唐德刚因为家庭渊源,幼年时就饱读诗书,古文功底极佳,行文如银珠走盘,流畅之极,一时间,唐氏散文的名头在文坛早已不胫而走、名动江湖。有一回,唐德刚用了化名在香港写文章,文风幽默佻达,评点锐如刀锋,气象磅礴,理路森然,唐德刚的友人历史学家周策纵一看就看出门道,到纽约遇到唐德刚时,遂以自家项上人头作为赌注:“必是你写的,难逃老夫法眼,我敢以性命人头来打赌!”
即使在严肃的口述史著作中,唐德刚也千方百计要吸引眼球。原本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的序言,因一发不可收,最后竟写成了一本比《胡适口述自传》还厚一倍的《胡适杂忆》。即使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唐德刚也按捺不住,常常跳出来要让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注释的形式和胡适捆绑在一起。
虽然天资聪颖,但唐德刚刻苦耐劳也是出了名的。他特别注意对史料的搜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和教学的时候,因职司图书管理,对国史资料曾作有系统之累集与编纂,他也常常练笔,每有所感,就写下只言片语,最后竟“积跬步以成千里”。在《晚清七十年》的自序中,唐德刚写道:“究竟寄身象牙塔内数十年,纵系至愚,能无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于数十箱旧稿中,略检其尚可用者,编缀成篇,多半寄呈刘绍唐先生于《传记文学》中酌量选用。随意涂鸦付邮,数年来,竟至百余万言。日积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笔者于60年代之初尝与美国出版商麦克米蓝公司订约撰写,总揽20世纪中国之《民国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页。”
两种功夫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唐德刚的唐氏散文,真的可以说是“无人可仿,无人可冒”,仿也仿不到筋骨,冒也冒不到神髓。胡菊人说唐德刚的“《梅兰芳传稿》比谁都写得好,”是因为“运用文学笔法,像太史公为古人立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为唐德刚的史学文章,最大的特色是文中有史,史中有文,唐德刚在他的《史学与红学》中,用了十六个字来涵盖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就像周策纵在给唐德刚《胡适杂忆》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笔下的胡适是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做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
只是,这样一位风格独特的历史学家,如今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生前一直希望能完成的民国史如今也已成了镜花水月(《袁氏当国》只是这部未完成民国史中的一章而已),纵使有心者意欲为唐公续貂,但唐氏的文风,将是他们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