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市场”的地位在党的理论表述中经历了多轮变迁。
　　1956：“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今天的80后、90后，大部分没有见过“粮票”的真面目，也很难想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有中国人买东西主要靠的就是这个而不是人民币。“猪肉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钱不是问题，配额才是关键。
　　这就是计划经济。每家、每户、每个人对自己所吃的、穿的、用的所有产品的需求程度，没有话语权，全部由国家来计算，然后配给。
　　“布票、肉票、糖票、肥皂票、粮票、棉花票、自行车票、煤票、牙膏票、火柴票、手表票……总之，生活上要用到的所有东西是由政府配给，都有票。”1956年出生的刘先生回忆起那段时光说。
　　在物资极度紧缺的时代，运用计划经济、政府配给和暂时取消商品贸易的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资源，保证每个人能够获得基本生存物资。
　　然而，计划经济又有着自身严重的弊病。理论上讲，政府永远无法精细地确定市场上每一件事情。
　　一个经济学家用了生动的例子来解释：“例如，当国家要求全国广种苹果时，事实是民众对芒果需求高于苹果，一、政府无法准确而迅速知道民众对芒果或苹果的正确需求；二、即使政府知道了芒果需求较高，也仍不知道应该少种多少苹果、多种多少芒果。三、即使知道了现在少种了多少芒果，多种了多少苹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后芒果成熟时，广大人民的需求有没有转变。”因此，如果市场上的一切都由政府来计算，最终浪费、短缺与低效将不可避免。
　　1978：“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文革”结束，春风徐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市场“小荷才露尖尖角”。
　　从1979年开始，中国大地上开始零零星星地出现集市、贸易、个体户——这些原本为计划经济所不容，渐渐有了存活之所和喘息的机会。
　　70年代生于福建的吴小姐回忆说，“我的爸爸1982年做木材生意发财了，是村里最早的一批万元户。算起来，我早期还是个小小的富二代呢。”
　　社会微观末梢的变化，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动息息相关。1979年，陈云同志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商品贸易破开了一道缺口。从南到北，个体户、集市、小作坊开始涌现。
　　1992：“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仍然有强大的声音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十年间，“计划”始终与“市场”进行博弈和拉锯，“市场”虽节节取胜，却尚未被彻底正名。
　　转折点在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话语一出，全国震动，市场欢腾。
　　国企是计划与市场拉锯的主阵地。作为老牌国企，青岛啤酒是一个典型案例。“以前，老百姓结婚要喝啤酒，都得找厂长开票，可实际上厂长也没有权利，为什么呢？因为国家每年只给厂长100箱指标，你也结婚，他也结婚，厂长怎么顾得过来？”一位对青岛啤酒所知甚深的老记者如此说，“那会儿青啤销售由轻工部控制，譬如青啤每年生产50万吨，轻工部就规定20万吨出口，另20万吨划拨到全国各大商场、宾馆、国宴，全是国家统配，留给厂里自销的很少，导致普通人很难喝上青啤。”
　　“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呢？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青啤在香港上市，改制成了股份制企业，向国际化靠拢，这是个分水岭。实际上一切分水岭全在‘南巡’之后，这是个重要节点。”
　　1992：“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也是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础上，十四大进一步将市场经济的地位表述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此后数年，中国加入WTO，更加倒逼市场经济迅速成长与成熟。此后20年，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手段主要在于宏观调控。
　　不过，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GDP总量达到节点，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投资驱动渐现式微，政府经济职能需要进一步改革。地方政府举债投资、中央政府大规模产业振兴计划、国企甚至支柱民企陷入困顿时政府注资挽救等做法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例如，光伏产业在欧洲遇挫，表明大规模的产业投资并不一定带来转型升级实利。
　　2013：“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对市场经济形成新的表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