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物简介
庄则栋，1940年生于扬州，2013年去世。中国乒坛宿将，曾连续三届获得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1971年开展“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的大门。1973-1976年任国家体委主任，后任北京市少年宫乒乓球教练。
佐佐木敦子，1944年生于沈阳，后返回日本。1987年，加入中国国籍，并与庄则栋结婚。
我最依赖、最离不开的他——庄则栋先生走了。他走的时候还那么年轻，才刚刚73岁。结婚后，他管外，我主内。他离开之后这一年多，所有内外事均需我一个人来挑。《庄则栋自述》一书，是庄先生在癌症晚期生命微弱之时，断断续续完成的。他走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整理书稿，最终出版了。从1987年开始，庄先生组织了“庄则栋杯”全国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每年一次。他去世后，我要筹集资金确保比赛正常举行。经历了这些事，我才知道世事艰难。为了壮胆，每次外出时，我总会在提包里装上庄先生的头发做伴。
对我来说，继续活在这世上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希望能尽全力，完成庄先生的所有未竟之愿。
相识，排除万难见到庄先生
关于我和庄先生的相识，网络上流传着很多版本，甚至有人说我是1971年中国代表团参加日本名古屋世乒赛时的翻译，其实不是的。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迷，但我这个“粉丝”也的确不太一样。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的父亲原来在中国东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援华专家留下来，被派到西北兽医研究所。我在中国读完了高中，毕业后又在兰州第一毛纺厂当了两年工人。1962年，父亲患直肠癌去世。1967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6个（我是老三）回了老家日本岛根县。
在中国，我都是说中文，只有回到家和母亲说话时才用日语。回到日本之后，我虽然顺利在一家贸易公司找到工作，但根本听不太懂同事们说话，只好重新学。周围人也都知道我们是“从红色中国来的”，接触起来总有些小心翼翼。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并不能够百分之百融入日本社会，可能兄弟姐妹中最难融入的就是我，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固执，总是怀念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因此，1971年，听说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我心里就特别想去见他们，排除万难也要去见。从我内心的感受来说，就是一种要去见亲人的感觉。
我找了一个女伴陪我一起坐了七八个小时的卧铺车到了名古屋，下了火车就直奔中国代表团驻地。但接待组的人劝我说，他们就快比赛了，比较紧张，你还是回去吧，一个星期以后比赛结束再来。那一次，我无功而返，还花了将近1个月的工资。
一周之后，我又去了。刚好，代表团的领导在开会，没空见我们，又不想冷落了日本友人。团长就跟庄先生说：“小庄，你替我们去看看那两个姑娘。”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庄先生，他很高大，说话很有礼貌。我们聊了大概10分钟，就是互相介绍，说了些表示“希望能为中日交流做贡献”之类的话。庄先生送了我一个代表团专用的胸针做纪念品，我说：“我不要。”他很奇怪，问：“为什么，你需要什么？”我一抬头看见他胸前带了个国徽，我就说：“你这个国徽能不能给我？”但庄先生拒绝了：“这不可以。我们每次出场的时候都要戴着，代表中国嘛。”所以，那一次，我仍然是带着遗憾回去了。
1972年，庄先生率青少年乒乓球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我又去看过他一次，也是没说几句话就走了。他拿起房间里的一个花篮，说：“送给你吧。”后来，我把一枝枝的花摆在公司最显眼的地方，说这是中国代表团的庄先生送的。
那时，我没想着会和庄先生有交集。现在想想，当初如果不是庄先生出来见我们，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这可能就是我和庄先生之间的缘分吧。
相爱，我们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过后很多年，我和庄先生都没再联系过。大概是在1982年，我从日本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只有豆腐块那么大的一条，上面写着“庄则栋自杀未遂”。庄先生的遭遇，我也有耳闻。他在“文革”期间做了体委主任，犯了一些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庄先生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了4年，之后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论。我挺同情他的，想着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去安慰安慰他。
当时，公司派我常驻北京。我也认识了好多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个女孩子曾经打过乒乓球。我就说我认识庄则栋，她说：“庄则栋已经从太原回到北京了，在北京市少年宫当教练，如果想见的话我给你引见一下。”
两三个月后的一个周六，那个女孩来电话说去见见庄则栋吧。其实那天，庄先生正在家休息，辅导员把他叫到办公室，他挺不乐意的，头也没抬，进去以后就问：“你们干吗的？”辅导员说：“你仔细看看，其中一个不是中国人。”他才抬起头来看了一下，觉得眼熟，后来突然想起来，问我：“是不是敦子？”庄先生就这样叫出了我的名字。
后来，我们3个就经常约着打保龄球、逛公园。一开始，庄先生不会打保龄球，我是他的教练，打了几次之后，他的水平就超过我了。我原本以为，经历了那么多坎坷之后，又离了婚，庄先生一定有很多委屈和抱怨。没想到，庄先生还像以前那么健谈、阳光、单纯。他会给我们讲很多有趣的事，甚至是一些脑筋急转弯。每次，我都会被庄先生逗得哈哈大笑，觉得他是那么睿智、幽默，我们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庄先生做人有两点特别让我敬佩，他从来不愿意让别人为一件事脸红，宁愿自己吃亏；别人的好坏他心里很清楚，但态度上不表露，有些人对他很不好，他也不吭声。
那时我已经40岁了，还没有结婚，家里人经常给我介绍朋友，但都没有中意的。我和庄先生接触越来越多，每次见面都很高兴，但谁都没捅破那层窗户纸。1985年冬天，我哥哥到北京出差，见了庄先生之后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我妹妹很爱你，希望你们能结为连理。”庄先生听后很高兴，说他非常愿意。
相守，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 我和庄先生要结婚的时候，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庄先生给上级打报告要求结婚，得到的回答是：“你掌握国家机密，不同意结婚。”庄先生不断地向北京市教委、市政府，中日友协等单位反映情况，但都没有得到解决。到了1986年年底，我的签证到期了，公安局不给我续签证，也不给庄先生办护照，我们实际上就要面临生离死别。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半年以后我一定回来。走的时候，东西我一件都没拿，全搁在庄先生的家里。庄先生送我到机场的时候，叮嘱我千万别哭，不能在别人面前显出软弱。我就一直强忍着，还笑着跟他挥手告别。到了日本，见到家人，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哭不止。回到家，我就给庄先生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种伤心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之后的10个月，我的人生好像驶入了一条暗无天日的隧道，看不到尽头。我尝试通过旅行社到中国大使馆办签证，结果其他人的签证都办下来了，就我的那个护照给退回来了，说这个人不能发签证。幸亏我二弟刚好在济南搞项目，我就托他带信、带东西给庄先生，然后再把庄先生的信带给我。我们俩给二弟起了一个名字，叫“运输大队长”。
这期间，庄先生也一直在为我们俩的事想办法。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信，请求批准我们组织一个家庭。终于有一天，庄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小平同志已经批准我们结婚了，但有两个条件：一是我必须自愿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二是今后回日本只能我一个，庄先生不能出国。我当即表示同意，并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办理了相关手续。
从日本飞回北京的当天，天气特别晴朗。飞越富士山的时候，我从飞机上往下看，想到这么漂亮的地方，今后将不再属于我了，心里还是挺伤感的。不过想到能和庄先生在一起了，我觉得做什么都是值得的。拿到中国国籍的当天，我就和庄先生办理了结婚证。那是1987年12月19日。
相伴，25年恩爱如初
婚后，我放弃了日本公司的高薪，全心全意在家照顾庄先生。我一直称呼他为“庄先生”，他曾让我改口，但我觉得如果称呼他“则栋”就抹杀了他的伟大。我们住在北京的老胡同里，那时物资供应还很困难，每到冬天，我都要排队买一大堆大白菜。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好多地方请庄先生去指导乒乓球，我就随着他去，帮他洗衣服。我还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移动式洗衣机”。
我和庄先生几乎没有分开过一天，我们走到哪里都手拉着手。每天晚上吃过饭，庄先生总喜欢和我出去散步。朋友见了我们总是问寒问暖，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会亲切地对我说：“敦子，你爱中国，我们都爱你！”我们常去看电影，庄先生喜欢骑自行车带着我，我坐在车后座上，觉得幸福无比。
有时候我们也拌嘴，多半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庄先生总把说最后一句话的权力留给我。他总说夫妻好像齿轮，互相推动才能运转起一个家。他还说：“你孤身一人放弃一切从日本来这里，与我一起生活，我一定要让你安心地生活。”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结婚25年感情一直这么好，我觉得是感恩吧。他感激我在他失意时放弃一切陪伴他，而我也感激他能接纳43岁的我。
这么多年，庄先生一直很健康，吃饭、睡觉都挺好的，再加上他有两道长寿眉，所以我一直坚信他不会得什么大病。我曾经问过庄先生：“如果有一天你先走了，我可怎么办呢？”庄先生说：“不会的，不会的。”所以庄先生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的时候，我真是不能接受。
病榻上，庄先生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他说：“敦子来中国后没有工作，直到现在她也没有社保和医保，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他还嘱咐要把他的书法拍卖了，用来保障我今后的生活。
他走后这一年多，因为太想念庄先生，我好像得了抑郁症，只想每天在家端详着他的照片，和他说话。直到现在，我也不太相信他真的走了。仔细想想，要跟他聊的事情太多，要为他做的事情也太多。所以人呐，每件事、每分钟都要尽心尽力做，才能不留下遗憾。不然的话，想起来，这个也没做完，那个也没做好，太可惜了！
记者手记
2014年6月，新华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庄则栋口述》一书出版了，里面透露了大量“乒乓外交”的内幕，包括周恩来对庄则栋的嘱托，等等。这些确实都是一手资料，而我更感兴趣的却是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的爱情故事。
他们初次见面时，一个是万众瞩目的明星球员，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女子；再相逢，庄则栋仕途失意，又离了婚，和老母亲挤在祖传的四合院里，而敦子却已经是日本公司里少有的女性课长，月工资高达1万元人民币。采访中，我一直试图探究是什么力量让敦子做出这么多牺牲，又是什么能让他们的感情保持长青？
敦子没有给我答案。反而是采访结束后，她无意中说起，庄则栋有一次郑重其事跟她道歉，理由是20年前敦子曾用蔬菜沙拉招呼客人，而那时候中国还不流行吃生菜。20年之后，西餐已经走进了普通人的餐桌，庄则栋才告诉敦子，自己当时曾经为此生过气。
“他虽然很生气，却因为爱护我，一点都不表露。”敦子甜蜜地回忆起庄则栋对她的爱。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们的爱是无私和包容，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真正拥有。
庄则栋，1940年生于扬州，2013年去世。中国乒坛宿将，曾连续三届获得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1971年开展“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的大门。1973-1976年任国家体委主任，后任北京市少年宫乒乓球教练。
佐佐木敦子，1944年生于沈阳，后返回日本。1987年，加入中国国籍，并与庄则栋结婚。
我最依赖、最离不开的他——庄则栋先生走了。他走的时候还那么年轻，才刚刚73岁。结婚后，他管外，我主内。他离开之后这一年多，所有内外事均需我一个人来挑。《庄则栋自述》一书，是庄先生在癌症晚期生命微弱之时，断断续续完成的。他走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整理书稿，最终出版了。从1987年开始，庄先生组织了“庄则栋杯”全国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每年一次。他去世后，我要筹集资金确保比赛正常举行。经历了这些事，我才知道世事艰难。为了壮胆，每次外出时，我总会在提包里装上庄先生的头发做伴。
对我来说，继续活在这世上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希望能尽全力，完成庄先生的所有未竟之愿。
相识，排除万难见到庄先生
关于我和庄先生的相识，网络上流传着很多版本，甚至有人说我是1971年中国代表团参加日本名古屋世乒赛时的翻译，其实不是的。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迷，但我这个“粉丝”也的确不太一样。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的父亲原来在中国东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援华专家留下来，被派到西北兽医研究所。我在中国读完了高中，毕业后又在兰州第一毛纺厂当了两年工人。1962年，父亲患直肠癌去世。1967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6个（我是老三）回了老家日本岛根县。
在中国，我都是说中文，只有回到家和母亲说话时才用日语。回到日本之后，我虽然顺利在一家贸易公司找到工作，但根本听不太懂同事们说话，只好重新学。周围人也都知道我们是“从红色中国来的”，接触起来总有些小心翼翼。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并不能够百分之百融入日本社会，可能兄弟姐妹中最难融入的就是我，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固执，总是怀念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因此，1971年，听说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我心里就特别想去见他们，排除万难也要去见。从我内心的感受来说，就是一种要去见亲人的感觉。
我找了一个女伴陪我一起坐了七八个小时的卧铺车到了名古屋，下了火车就直奔中国代表团驻地。但接待组的人劝我说，他们就快比赛了，比较紧张，你还是回去吧，一个星期以后比赛结束再来。那一次，我无功而返，还花了将近1个月的工资。
一周之后，我又去了。刚好，代表团的领导在开会，没空见我们，又不想冷落了日本友人。团长就跟庄先生说：“小庄，你替我们去看看那两个姑娘。”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庄先生，他很高大，说话很有礼貌。我们聊了大概10分钟，就是互相介绍，说了些表示“希望能为中日交流做贡献”之类的话。庄先生送了我一个代表团专用的胸针做纪念品，我说：“我不要。”他很奇怪，问：“为什么，你需要什么？”我一抬头看见他胸前带了个国徽，我就说：“你这个国徽能不能给我？”但庄先生拒绝了：“这不可以。我们每次出场的时候都要戴着，代表中国嘛。”所以，那一次，我仍然是带着遗憾回去了。
1972年，庄先生率青少年乒乓球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我又去看过他一次，也是没说几句话就走了。他拿起房间里的一个花篮，说：“送给你吧。”后来，我把一枝枝的花摆在公司最显眼的地方，说这是中国代表团的庄先生送的。
那时，我没想着会和庄先生有交集。现在想想，当初如果不是庄先生出来见我们，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这可能就是我和庄先生之间的缘分吧。
相爱，我们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过后很多年，我和庄先生都没再联系过。大概是在1982年，我从日本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只有豆腐块那么大的一条，上面写着“庄则栋自杀未遂”。庄先生的遭遇，我也有耳闻。他在“文革”期间做了体委主任，犯了一些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庄先生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了4年，之后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论。我挺同情他的，想着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去安慰安慰他。
当时，公司派我常驻北京。我也认识了好多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个女孩子曾经打过乒乓球。我就说我认识庄则栋，她说：“庄则栋已经从太原回到北京了，在北京市少年宫当教练，如果想见的话我给你引见一下。”
两三个月后的一个周六，那个女孩来电话说去见见庄则栋吧。其实那天，庄先生正在家休息，辅导员把他叫到办公室，他挺不乐意的，头也没抬，进去以后就问：“你们干吗的？”辅导员说：“你仔细看看，其中一个不是中国人。”他才抬起头来看了一下，觉得眼熟，后来突然想起来，问我：“是不是敦子？”庄先生就这样叫出了我的名字。
后来，我们3个就经常约着打保龄球、逛公园。一开始，庄先生不会打保龄球，我是他的教练，打了几次之后，他的水平就超过我了。我原本以为，经历了那么多坎坷之后，又离了婚，庄先生一定有很多委屈和抱怨。没想到，庄先生还像以前那么健谈、阳光、单纯。他会给我们讲很多有趣的事，甚至是一些脑筋急转弯。每次，我都会被庄先生逗得哈哈大笑，觉得他是那么睿智、幽默，我们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庄先生做人有两点特别让我敬佩，他从来不愿意让别人为一件事脸红，宁愿自己吃亏；别人的好坏他心里很清楚，但态度上不表露，有些人对他很不好，他也不吭声。
那时我已经40岁了，还没有结婚，家里人经常给我介绍朋友，但都没有中意的。我和庄先生接触越来越多，每次见面都很高兴，但谁都没捅破那层窗户纸。1985年冬天，我哥哥到北京出差，见了庄先生之后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我妹妹很爱你，希望你们能结为连理。”庄先生听后很高兴，说他非常愿意。
相守，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 我和庄先生要结婚的时候，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庄先生给上级打报告要求结婚，得到的回答是：“你掌握国家机密，不同意结婚。”庄先生不断地向北京市教委、市政府，中日友协等单位反映情况，但都没有得到解决。到了1986年年底，我的签证到期了，公安局不给我续签证，也不给庄先生办护照，我们实际上就要面临生离死别。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半年以后我一定回来。走的时候，东西我一件都没拿，全搁在庄先生的家里。庄先生送我到机场的时候，叮嘱我千万别哭，不能在别人面前显出软弱。我就一直强忍着，还笑着跟他挥手告别。到了日本，见到家人，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哭不止。回到家，我就给庄先生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种伤心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之后的10个月，我的人生好像驶入了一条暗无天日的隧道，看不到尽头。我尝试通过旅行社到中国大使馆办签证，结果其他人的签证都办下来了，就我的那个护照给退回来了，说这个人不能发签证。幸亏我二弟刚好在济南搞项目，我就托他带信、带东西给庄先生，然后再把庄先生的信带给我。我们俩给二弟起了一个名字，叫“运输大队长”。
这期间，庄先生也一直在为我们俩的事想办法。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信，请求批准我们组织一个家庭。终于有一天，庄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小平同志已经批准我们结婚了，但有两个条件：一是我必须自愿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二是今后回日本只能我一个，庄先生不能出国。我当即表示同意，并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办理了相关手续。
从日本飞回北京的当天，天气特别晴朗。飞越富士山的时候，我从飞机上往下看，想到这么漂亮的地方，今后将不再属于我了，心里还是挺伤感的。不过想到能和庄先生在一起了，我觉得做什么都是值得的。拿到中国国籍的当天，我就和庄先生办理了结婚证。那是1987年12月19日。
相伴，25年恩爱如初
婚后，我放弃了日本公司的高薪，全心全意在家照顾庄先生。我一直称呼他为“庄先生”，他曾让我改口，但我觉得如果称呼他“则栋”就抹杀了他的伟大。我们住在北京的老胡同里，那时物资供应还很困难，每到冬天，我都要排队买一大堆大白菜。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好多地方请庄先生去指导乒乓球，我就随着他去，帮他洗衣服。我还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移动式洗衣机”。
我和庄先生几乎没有分开过一天，我们走到哪里都手拉着手。每天晚上吃过饭，庄先生总喜欢和我出去散步。朋友见了我们总是问寒问暖，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会亲切地对我说：“敦子，你爱中国，我们都爱你！”我们常去看电影，庄先生喜欢骑自行车带着我，我坐在车后座上，觉得幸福无比。
有时候我们也拌嘴，多半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庄先生总把说最后一句话的权力留给我。他总说夫妻好像齿轮，互相推动才能运转起一个家。他还说：“你孤身一人放弃一切从日本来这里，与我一起生活，我一定要让你安心地生活。”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结婚25年感情一直这么好，我觉得是感恩吧。他感激我在他失意时放弃一切陪伴他，而我也感激他能接纳43岁的我。
这么多年，庄先生一直很健康，吃饭、睡觉都挺好的，再加上他有两道长寿眉，所以我一直坚信他不会得什么大病。我曾经问过庄先生：“如果有一天你先走了，我可怎么办呢？”庄先生说：“不会的，不会的。”所以庄先生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的时候，我真是不能接受。
病榻上，庄先生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他说：“敦子来中国后没有工作，直到现在她也没有社保和医保，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他还嘱咐要把他的书法拍卖了，用来保障我今后的生活。
他走后这一年多，因为太想念庄先生，我好像得了抑郁症，只想每天在家端详着他的照片，和他说话。直到现在，我也不太相信他真的走了。仔细想想，要跟他聊的事情太多，要为他做的事情也太多。所以人呐，每件事、每分钟都要尽心尽力做，才能不留下遗憾。不然的话，想起来，这个也没做完，那个也没做好，太可惜了！
记者手记
2014年6月，新华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庄则栋口述》一书出版了，里面透露了大量“乒乓外交”的内幕，包括周恩来对庄则栋的嘱托，等等。这些确实都是一手资料，而我更感兴趣的却是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的爱情故事。
他们初次见面时，一个是万众瞩目的明星球员，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女子；再相逢，庄则栋仕途失意，又离了婚，和老母亲挤在祖传的四合院里，而敦子却已经是日本公司里少有的女性课长，月工资高达1万元人民币。采访中，我一直试图探究是什么力量让敦子做出这么多牺牲，又是什么能让他们的感情保持长青？
敦子没有给我答案。反而是采访结束后，她无意中说起，庄则栋有一次郑重其事跟她道歉，理由是20年前敦子曾用蔬菜沙拉招呼客人，而那时候中国还不流行吃生菜。20年之后，西餐已经走进了普通人的餐桌，庄则栋才告诉敦子，自己当时曾经为此生过气。
“他虽然很生气，却因为爱护我，一点都不表露。”敦子甜蜜地回忆起庄则栋对她的爱。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他们的爱是无私和包容，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真正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