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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4年上映的《孕城》给长期低迷的湖北电影带来了一点不一样的色彩。本文将从结构主义学史学的角度，分别采用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和A·J·格雷马斯在叙事学的符号学的方法对电影文本进行分析。
关键词：《孕城》；结构主义；符号矩阵
作者简介：肖梓泉（1993.9-），男，土家族，湖北省宜昌市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2
一、叙事学分析
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长期以来有各种角度可以切入，其中，结构主义是从“公式化”的角度来分析文学作品。从结构主义者的角度看，相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其内部公式都是固定的，文学作品的结构是定量，人物、背景、情节的要素是变量。普罗普认为人物本身在民间故事中的作用不是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故事中的各种功能。他说，“我们将功能理解为一个人物的行为，该行为是根据其在情节展开之中的意旨来决定的。”在普罗普的眼中，故事由不同的“功能”通过一种固定的模式组成，人们在创作过程中对不同的人物赋予相同的行为（“功能”）。角色只承担这些“功能”，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小故事”。
在普罗普的观点中，将叙事作品看作陈述句的扩展是一个核心，在对小说进行语法分析时，他和巴特都认为小说的基本结构和陈述句的基本结构类似，在“主语 谓语 宾语”的标准句中，小说人物对应主语，人物的动作对应谓语，行为的受者对应宾语。小说里人物的行为随着情节推进会产生“桥接”和“转化”，在起着不同作用的同时，改变原本情节的平衡，在失衡中构建出一个新的秩序，他称其为叙事化。
笔者对电影《孕城》的故事情节做了一个陈述性的叙述，即：《孕城》讲述的是清末年间，汉口地皮大王刘宗祥在得知朝廷想要修筑后湖大堤的消息后，各方运作，顶住各方压力从总督张之洞手中取得了修堤权，却在外国侵略者和本土社会帮派的联手设计下酿出大祸，但是最终还是洗脱罪名，完成了“张公堤”的建造，为汉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們将这段叙述加以分析，可以将情节浓缩为如下五个单元：
（1）起初的平衡状态
（2）刘宗祥得到修堤消息，平衡状态被打破
（3）敌对势力想要竞争，联手施压
（4）刘宗祥及家人多方运作战胜对手
（5）最终修堤完成，回归平衡
在上面几个单元之间，各单元在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方面是“连接”的，但在内部逻辑中又存在转换关系。在故事的开端，刘宗祥拥有的平静生活，在“修堤消息”这一外来者进入后被打破，至此一个平衡的破裂成为了故事上升的支撑。随着刘宗祥和管家八面玲珑的运作，刘宗祥初步取得了修堤权，悬念进一步被打破，而外国殖民者和本地黑帮的敌对和各种陷害导致修堤出现事故，刘宗祥被捕，故事渐渐达到高潮，最后刘宗祥在家人各种辛苦奔走相求下洗脱罪名，重新获得修堤权，故事的情感达到最高峰，而后，在排除敌对势力的干扰后，修堤完成，生活又恢复到从前的平静，建立起一个新的平衡。
二、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分析
在格雷马斯的文学符号学理论中，“符号矩阵”是其中最著名的理论，它来源于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解释，格雷马斯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意义只有通过二项对立才能存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拓展和提出了对文本解读的矩阵模式。该矩阵模式可以用一个关系图直观地表现出来。
符号矩阵基本模式如图（一）：
上图中，A是被设立为主要元素，与其相对立的为反A，与A矛盾但不对立的为非A，与反A矛盾但不对立的为非反A，通过二元对立的行动元来解读叙述的普遍模型和语法内含，“由此产生的行动素的矩阵模式虽很简单，但可以在‘增补投资’的压力下生成任何可以想象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固定的叙述模式，即开始于A与反A的对立，在情节推动的作用下，非A与非反A相继出现，A、反A、非A、非反A这几要素交织碰撞，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电影《孕城》中我们首先来界定一下符号结构中的四项行动素。首先是刘宗祥。他在开始时就是事业有成，是汉口有名的地皮大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但是他一直觉得汉口应该有更好的发展。他在得知朝廷为汉口修堤的消息后，十分激动，认为不管是对个人还是汉口来说，这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汉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段，外国殖民者也想要在修堤权上分一杯羹，于是在对待修堤事宜这个问题上，两者形成了对立。刘宗祥开始寻求总督的帮助，殖民者开始联合本地青帮的力量，二者产生了冲突，开始正面交锋，三者关系的张力变大，再细细品味就能从中发现，贯穿这三者的因素就是利益。于是我们可以将故事中的要素组成下面一个矩阵：
影片表面上是在讲一个“争夺利益”的故事，抛开蕴含的其他要素：人性中善恶的较量；大爱与私利的冲突。刘宗祥是正义的一方，暂且设他为A项，他对于“修堤权”争夺的出发点是为国为民，当然也为了自身利益，“修堤权”的争夺，会给刘宗祥带来伤害和压力，以及个人利益的损失，这从礼仪角度来说于刘宗祥是不利的，但是“修堤权”又关系着国民之大利，所以“修堤权”可以和刘宗祥在上面的矩阵中形成一种联系，既不对立又不相同，于是成了非A项。殖民者和青帮在片中是恶的一方，不管是殖民侵略还是卖国求荣从常理上说都属于邪恶的一方，在争夺“修堤权”这件事上，他们和刘宗祥有着鲜明的对立关系，这样在矩阵中的冲突就更加明显，殖民者是本能地想要抢夺这个利润，青帮则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也成了殖民者的助手，这正是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提出的一个模式，即包含了六个行动元的模式。主体、客体、对手、助手、发者以及受者这六个行动元在某个事件中构成两条主轴，一条主轴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核心，另一条主轴是以对手和助手的关系为主。在这个系统当中利益成为了事情冲突的总对象，在这场利益的争夺中大家都付出的太多。
参考文献：
[1]托多洛夫.叙述的结构分析.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
[2]杰姆逊（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3]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
[5]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
[6]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关键词：《孕城》；结构主义；符号矩阵
作者简介：肖梓泉（1993.9-），男，土家族，湖北省宜昌市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2
一、叙事学分析
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长期以来有各种角度可以切入，其中，结构主义是从“公式化”的角度来分析文学作品。从结构主义者的角度看，相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其内部公式都是固定的，文学作品的结构是定量，人物、背景、情节的要素是变量。普罗普认为人物本身在民间故事中的作用不是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故事中的各种功能。他说，“我们将功能理解为一个人物的行为，该行为是根据其在情节展开之中的意旨来决定的。”在普罗普的眼中，故事由不同的“功能”通过一种固定的模式组成，人们在创作过程中对不同的人物赋予相同的行为（“功能”）。角色只承担这些“功能”，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小故事”。
在普罗普的观点中，将叙事作品看作陈述句的扩展是一个核心，在对小说进行语法分析时，他和巴特都认为小说的基本结构和陈述句的基本结构类似，在“主语 谓语 宾语”的标准句中，小说人物对应主语，人物的动作对应谓语，行为的受者对应宾语。小说里人物的行为随着情节推进会产生“桥接”和“转化”，在起着不同作用的同时，改变原本情节的平衡，在失衡中构建出一个新的秩序，他称其为叙事化。
笔者对电影《孕城》的故事情节做了一个陈述性的叙述，即：《孕城》讲述的是清末年间，汉口地皮大王刘宗祥在得知朝廷想要修筑后湖大堤的消息后，各方运作，顶住各方压力从总督张之洞手中取得了修堤权，却在外国侵略者和本土社会帮派的联手设计下酿出大祸，但是最终还是洗脱罪名，完成了“张公堤”的建造，为汉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們将这段叙述加以分析，可以将情节浓缩为如下五个单元：
（1）起初的平衡状态
（2）刘宗祥得到修堤消息，平衡状态被打破
（3）敌对势力想要竞争，联手施压
（4）刘宗祥及家人多方运作战胜对手
（5）最终修堤完成，回归平衡
在上面几个单元之间，各单元在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方面是“连接”的，但在内部逻辑中又存在转换关系。在故事的开端，刘宗祥拥有的平静生活，在“修堤消息”这一外来者进入后被打破，至此一个平衡的破裂成为了故事上升的支撑。随着刘宗祥和管家八面玲珑的运作，刘宗祥初步取得了修堤权，悬念进一步被打破，而外国殖民者和本地黑帮的敌对和各种陷害导致修堤出现事故，刘宗祥被捕，故事渐渐达到高潮，最后刘宗祥在家人各种辛苦奔走相求下洗脱罪名，重新获得修堤权，故事的情感达到最高峰，而后，在排除敌对势力的干扰后，修堤完成，生活又恢复到从前的平静，建立起一个新的平衡。
二、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分析
在格雷马斯的文学符号学理论中，“符号矩阵”是其中最著名的理论，它来源于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解释，格雷马斯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意义只有通过二项对立才能存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拓展和提出了对文本解读的矩阵模式。该矩阵模式可以用一个关系图直观地表现出来。
符号矩阵基本模式如图（一）：
上图中，A是被设立为主要元素，与其相对立的为反A，与A矛盾但不对立的为非A，与反A矛盾但不对立的为非反A，通过二元对立的行动元来解读叙述的普遍模型和语法内含，“由此产生的行动素的矩阵模式虽很简单，但可以在‘增补投资’的压力下生成任何可以想象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固定的叙述模式，即开始于A与反A的对立，在情节推动的作用下，非A与非反A相继出现，A、反A、非A、非反A这几要素交织碰撞，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电影《孕城》中我们首先来界定一下符号结构中的四项行动素。首先是刘宗祥。他在开始时就是事业有成，是汉口有名的地皮大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但是他一直觉得汉口应该有更好的发展。他在得知朝廷为汉口修堤的消息后，十分激动，认为不管是对个人还是汉口来说，这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汉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段，外国殖民者也想要在修堤权上分一杯羹，于是在对待修堤事宜这个问题上，两者形成了对立。刘宗祥开始寻求总督的帮助，殖民者开始联合本地青帮的力量，二者产生了冲突，开始正面交锋，三者关系的张力变大，再细细品味就能从中发现，贯穿这三者的因素就是利益。于是我们可以将故事中的要素组成下面一个矩阵：
影片表面上是在讲一个“争夺利益”的故事，抛开蕴含的其他要素：人性中善恶的较量；大爱与私利的冲突。刘宗祥是正义的一方，暂且设他为A项，他对于“修堤权”争夺的出发点是为国为民，当然也为了自身利益，“修堤权”的争夺，会给刘宗祥带来伤害和压力，以及个人利益的损失，这从礼仪角度来说于刘宗祥是不利的，但是“修堤权”又关系着国民之大利，所以“修堤权”可以和刘宗祥在上面的矩阵中形成一种联系，既不对立又不相同，于是成了非A项。殖民者和青帮在片中是恶的一方，不管是殖民侵略还是卖国求荣从常理上说都属于邪恶的一方，在争夺“修堤权”这件事上，他们和刘宗祥有着鲜明的对立关系，这样在矩阵中的冲突就更加明显，殖民者是本能地想要抢夺这个利润，青帮则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也成了殖民者的助手，这正是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提出的一个模式，即包含了六个行动元的模式。主体、客体、对手、助手、发者以及受者这六个行动元在某个事件中构成两条主轴，一条主轴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核心，另一条主轴是以对手和助手的关系为主。在这个系统当中利益成为了事情冲突的总对象，在这场利益的争夺中大家都付出的太多。
参考文献：
[1]托多洛夫.叙述的结构分析.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
[2]杰姆逊（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3]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
[5]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
[6]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