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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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西关系步入一个新的时代.撰述舆地著作以重新认识西方并思考应对之策开始成为开眼看世界士人群体的重要经世取向.1840-1861年,这类著作问世者至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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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 河南,开封,4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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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西关系步入一个新的时代.撰述舆地著作以重新认识西方并思考应对之策开始成为开眼看世界士人群体的重要经世取向.1840-1861年,这类著作问世者至少有22种(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为其中之代表.目前已有部分专题论文与著作对该两书资料来源及内容的异同点、写作特点及学术地位做过比较研究.其中,关于两书价值与地位,一类观点认为《海国图志》所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因此学术地位高于《瀛寰志略》(郑大华、喻春梅:《与之比较》,《晋阳学刊》2008年第6期,第28～34页);另一类观点对《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的中西文化观进行比较,认为《瀛寰志略》的学术价值与思想内容均超《海国图志》(章鸣九:《与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68～81页).晚清开埠之初,中西文化观往往是开眼看世界的士人群体判断鸦片战后中西关系及应对之策的逻辑起点,可谓衡量其思想水平与著述地位的重要标尺.对魏、徐这样的经世思想家而言,申论应策是其著述的最终落脚点.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析魏、徐二人在鸦片战后关于中西关系判断与应对之策方面的根本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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