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吉尔伯特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凄凉的描述：“伙计，停战是什么?”一个英国士兵问另一个士兵。“埋葬死尸的时候。”那一个回答说。
　　假如今天拿同样问题，去问以色列士兵何时是和平，他就会说：“当沙利特被放回来之后。”
　　至少对于以色列一方而言，被俘士兵平安归来是极其重要的。在以色列军方看来：沙利特获释这一过程是“以色列国防军让参战士兵归来的道德承诺的例证，它反映了犹太传统、以色列社会道德和以色列国防军行为规范的道德力量。”要活着回来，死了也要找回遗骸。
　　2006年6月25日，哈马斯一伙武装人员和活跃在加沙地带的其他武装派别分子，对靠近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哨所发动突然袭击，打死两名以色列军人，绑走以色列士兵沙利特，当时他只有19岁。
　　在以色列与所谓的以色列“敌人”之间，一直轮番上演着“猫抓老鼠”的游戏：以色列军警抓走一批哈马斯及其他激进组织领导人，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和哈马斯武装人员就绑走以色列士兵。
　　如今，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巴勒斯坦人近万人，其中一部分为妇女儿童。而被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劫持的两名以色列士兵已告身亡，遗骸已经被真主党交还以色列军方，被掳走的沙利特则一直被哈马斯有关组织关押在一处秘密地方。
　　自沙利特被俘后，以色列军方一直在策划“拯救大兵瑞恩”的行动。时间一晃就是两年半多了，这期间，以色列先后与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进行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2006年8月的黎以之战，以方死亡数百人，黎巴嫩方则有数百名真主党民兵被打死，千名左右的黎巴嫩平民死于战火。而刚刚过去的以色列与哈马斯加沙之战，以色列以极少的伤亡最大限度地打击了哈马斯军事设施和军事力量，但也造成了加沙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战争和俘虏是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尤其是对以色列把让被俘士兵平安归来视为“道德承诺”而言。
　　奥尔默特决意在结束“看守总理”一职之前履行这项“承诺”。从各方面的情势来看，现在也确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时机。
　　首先是“加沙求和”心切。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经过以色列“铸铅行动”打击之后，急需休整，更需要以色列开放加沙口岸，哈马斯已称愿与以色列签订为期18个月的停火协议。这正好使以色列一方提出的谈判筹码变得更易实现。以色列一方已经把沙利特安全获释列为签订停火协议的前置条件。
　　其次，以色列2月10日大选之后，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虽略逊于温和的前进党，但仍获得组阁权，组建新政府。这意味着，哈马斯与其将与一个强硬对手谈判，不如现在就与稍微温和一点的对手谈定协议。
　　再次，以色列举国牵挂被俘士兵的命运，这是百姓对以色列政治领导人施加的“道德”责任，这些领导人自然会通过竞争性“表现”，试图在这一关键的政治“公关”中拿分。由于这样的驱动力，以色列各方会为被俘士兵作出别国可能无法想象的“牺牲”，这更为以巴双方达成协议提供可能。
　　以色列以绝对的军事实力打击着属于三流军事实力水平的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反以武装组织，但悬殊的军事实力并没有让以色列得到所盼望的和平，借助游击战、地道战、人质战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总会在与以色列一番持久较量后取得“胜利”。捕获以色列士兵或持有战死沙场的以色列士兵尸首便被看做是“胜利”标志之一。
　　不对称军事行动和以色列上层对自己士兵的“道德”与“政治”承诺，有时竟使得俘虏和囚犯成为决定战争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想想，要不是以色列在发动“铸铅行动”之前，即在2008年12月初，向法塔赫控制的西岸政府移交数百名巴勒斯坦冈犯，从而“稳住”了阿巴斯和法塔赫，以及在这之前，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换战俘遗骸及真主党被押人员，以色列恐怕在“铸铅行动”之时，面临三面受敌的局面。今朝终于又一次显现出因一名俘虏而使动荡的加沙出现休兵的和平局面，这就是一出俘虏与战争的“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