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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强占。我中华无辜男儿，倍受摧残。血染山河尸遍野，贫困流离怨载天。想故国庄园无复见，泪潸然。
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然。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勇倍添。待光复东北凯旋日，慰轩辕。
——赵尚志《黑水白山——寄调满江红》
东北黑土多悲情，壮士从容慨而慷。
这首又名《从军歌》的曲词，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表达了作者誓死报国、抗战到底的决心。此歌悲壮有力，气势磅礴，曾在东北抗联部队中广为流传。的确，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给我们东北的白山黑水留下太多斑驳的记忆，而辽宁，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作为后人的我们，对先烈的深情缅怀、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与深刻反思之后，抢救残存史料，为前人修史做传，为后人留存记忆、写民族魂魄、烛照未来之路，更成为我们传记文学作家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
近年，辽宁涌现出众多以抗战为背景题材的传记文学作品，如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红色少年读本——抗战铁血关东魂”系列英雄传奇，包括常星儿的《马占山传奇》、胡世宗的《赵一曼传奇》、肖世庆的《李红光传奇》、刘兆林的《邓铁梅传奇》、李燕子的《李兆麟传奇》、王鸿达的《冷云传奇》、白小易的《冯仲云传奇》、肖显志的《黄显声传奇》、孙少山的《杨靖宇传奇》、李文实的《周保中传奇》、于德北的《阎宝航传奇》、周莲珊的《赵尚志传奇》等多部传记作品。另外，还涌现了徐光荣的《赵一曼》、王海晨 胡玉海的《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徐彻的《张作霖》《张学良》、陈醒哲的《王铁汉将军传》《铁血雄魂——唐聚伍与辽东抗日义勇军血战实录》、王兴华的《锡伯夫妻抗日传奇》《小八路张一波——风雨一生写传奇》等作品，从不同历史人物身上折射出东北人民抗战的宏大历史主题和生发场景。
通过对近年辽宁抗战题材传记作品的阅读与研究，笔者发现新世纪以来的传记文学作品，在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秉持中国史传叙事传统的创作观念主导的总前提下，还生发了属于自身在艺术探索上的独到之处。这种创新是应和了时代精神的召唤，把握时代精神的要求，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更为注重传记文学作家的自我塑造、自我提升的能力。作家在历史人物面前、在史实分析面前更自信，自我言说的空间有很大拓展。并且在历史价值观演进的同时，传记文学作家更注重将史实性与文学性最大限度地进行了接轨，对故事的推进、人物形象的塑造、文本的可读性、艺术化表达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使得新世纪的辽宁抗战题材的传记文学创作取得了突破性的创新。这种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抗战题材传记文学的文本中可以看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价值观的演进与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变动的、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要写好人物传记，必须了解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把人物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之中，抓住人物本质，从环境中说明人，论其世知其人，才能写得典型真实。同时还应把所写的人物放到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去，从表面现象深入到人物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抓住人物的本质进行记述。正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人物传记就是要写出一定的社会关系造就了一定的人，而这个人又怎样对当时的社会关系施加一定的影响。马克思的论点为人物传记的创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为真实地描述人物的本质特征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辽宁的传记文学创作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唯物史观，在具体的挖掘史料，再现人物过程中又不拘泥于刻板的史实，而是尽可能地复原真实的历史，对一些模糊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合理的论证与演绎，确立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
如“红色少年读本——抗战铁血关东魂”系列英雄传奇这套丛书，把爱国主义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用生动形象的人物、用一个个具体的战争场面、用细腻而又充满感情的语言表现出来，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了孩子们与抗日英雄的距离，这样就轻易地触发了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另外，它不仅为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英雄立传，还添加了像冯仲云、周保中、阎宝航、冷云、黄显声、邓铁梅这样的“无名”或者“无大名”的英雄，让孩子们去认识他们，去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东北抗战，是中华民族最艰苦、最顽强的一段斗争历史。丛书中收进的十二位抗日英杰，涵盖了整个东北抗日战场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人物，突出大视角、注重文化的传承性，同时也富有时代气息，注重艺术感染力，为青少年喜闻乐见。通过先烈们的斗争故事，再现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无怨无悔献身的精神，也是用一种新的形式对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和教育，可以进一步塑造青少年一代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当前非常必要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有创意的尝试，必将收到良好的实际效果。
又如，《铁血雄魂——唐聚伍与辽东抗日义勇军血战实录》，是传记文学作家陈醒哲继《王铁汉将军传》和《盛京医事》两部传记之后的又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力作，亦是他的“辽宁史传”系列三部曲之一。作为长期持续关注东北抗战史特别是辽宁抗战史的专家，陈醒哲不辞劳苦实地调研采访，多方收集资料，潜心分析研究。凭借一个史学家的特有历史观和学术品格，客观、清醒、理性地还原了那段几乎要埋藏于尘埃之下的血雨腥风的历史。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运动不屈不挠的斗争，挖掘了抗日志士、历史人物金戈铁马、热血豪情、气吞万里如虎，誓死捍卫祖国山河的大义精神，实则令人感怀。
全书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一段轰轰烈烈的抗争史为背景，叙述了作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唐聚伍为首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在辽东地区的抗战史实。还有辽宁民众自卫军后期的抗战记录，以及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唐聚伍再次组织东北游击队出关抗战，直至血染疆场、以身殉国的血战历程。全书通过详细记述抗日义勇军从组建到发展壮大、抗击日寇殊死搏斗的经过，塑造了以唐聚伍为代表的，包括马占山、李润春、邓铁梅、苗可秀、王凤阁……等诸多抗日将领的英雄群像；再现了历史烽烟下中国人民捍卫国土家园、捍卫生命尊严，坚决铲除侵略者的带有民族血性的英雄壮举。同时，这本书也揭示了辽宁抗日义勇军抗战的艰难复杂过程，他们心忧国难，面对强敌，毫不畏惧，而是奋起反抗，以生命热血保卫祖国，这是一种为民族大义而不惜个人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更是激励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断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无论是主人公唐聚伍，还是其他英雄人物，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浓重的爱国主义光辉。本书用重笔刻画了主人公唐聚伍的武将形象，以誓师抗日、到辽东几次著名的战役，一直到转战热河参加长城抗战，其部队成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原型”，到最后“血沃平台见忠魂”，以身殉国。他英勇壮烈地践行着自己的血誓：“杀敌讨逆，救国爱民”。作品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其他英雄的细致刻画与描绘，也都尊重史实，真实再现，令他们的形象与主人公彼此烘托，共同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所以，本书的史实与信息容量是非常丰厚的，是一部研究抗日战争史、特别是东北抗日战争史的确凿史料和丰富资源宝库。 可以认为，辽宁的传记文学创作，在坚持正确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勇于在前人没有开拓过或开拓不足的疆域内探索新的创作生长点。作家打破历史评价的陈规，贴近人民、贴近土地，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捕捉到最鲜活的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历史在这里不再冰冷，而是一副生动的生活画卷。
其次，辽宁抗战题材传记文学创作体现了对中国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秉笔直书”历来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不虚构渲染，不隐恶扬善，不拔高溢美，不贬责降低，据事“直书”，只有做到“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才能有益于人，传之久远，这也是史家做传的基本遵循。辽宁作家很好地遵循了这种中国的史传传统，以真诚之心、求实态度、细心考证、严谨取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写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别注意从人物的复杂性中对人物作出公允的评价。
历史是绚丽多彩的万花筒，历史人物有其复杂性。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历史人物功过掺合，斑瑜互见。有的人功大于过，有的人过大于功。因此，我们对历史人物要全面研究，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地看人物的好与坏，功与过，绝不能因为一个人后期不好，就把前期的功劳一笔勾销，也不能因为做过一些错事，就把其他方面的贡献全部抹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所以写人物传记，一定要从当时社会历史的客观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记载和评价历史人物，真实地反映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由王海晨、胡玉海二位历史学家共同创作的《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作为张学良逝世之后第一本“全传”，以近百万字的宏大篇幅再现了张学良这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人生传奇履历，以及伴随着他个体生命而推进的跌宕起伏的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在中国文学史上，通常以个人的“离合之情”来书写国家的“兴亡之乱”，这似乎已成为一种象征式、寄兴式的写法，这种以个体人生折射时代历史的写法，受到读者的一贯认同，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审美价值观。
而本书，对传主张学良这一特定人物的选择则同样沿袭了此传统，因为他特殊的历史际遇，使得他个人的“离合之情”完全与国家与时代的“兴亡之乱”紧紧地毫无缝隙地粘连一处。他，就是一部历史，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他身前死后，千秋功罪，有太多值得探寻之处，特别是他的人格个性，他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所做所为，对整个民族命运的影响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值得开掘的空间很大。本书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宗旨“用治史的方法写人物，通过人物写历史，写人物在历史上留下的刻痕……用哲学的思辨写传主的人生轨迹……借用文学的笔法复原历史，给读者一个可以用眼睛看，可以用耳朵听，可以用手去触摸，可以用心去碰撞，可以和传主去对话，也可以和世人去对话的立体的真实。”于雕刻人物丰满性格的同时，勾沉了百年中国近现代史。对历史上重大的事件、重要的转折、主要推动者均给予价值和道义的考量、判断。如此开阔的视野，是源于作者宏富的知识积累，对历史的理性分析，科学客观的治学方法，最重要的是作为知识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在全书中有着多处体现。
张学良，作为一个颇具传奇性的历史人物，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太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关于他的传记性作品就不下几十部，若加之各种体式的文学创作、影视剧改编等等形式的文艺作品，估计不下百余部。这样密集地被书写、被传颂，被过度阐释，反复地进入人们视野当中的历史人物，想推陈出新，有所创意地再现他，其难度相当之大。因为受众已经对其人生履历基本情况烂熟于心，毫无陌生之感，这无疑为做他的“全传”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初观本书，其似乎依然按照一个时间的逻辑顺序来表现张学良的人生轨迹，与其它同题材的传记作品并无二致。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进行，我们会发现，在详尽地记述张学良的人生故事之下，本书还是有所侧重的。即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线，重点塑造了张学良做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性格特征，并以他人生中三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即“东北易帜”、“调停中原大战”、“发动西安事变”为主线，在历史转折关头凸显他的命运和他的历史影响。可以说，作者在这三个重要事件上所倾注的笔墨和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书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也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所持有的历史观、哲学观。
比如，在全书开头的序言《张学良与20世纪中国》中，作者就张学良一生中几个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给予了澄清和概述，反驳了一些已有的不客观的历史观点，客观公允地亮出鲜明的论点。如“我们既要肯定张学良和东北地方当局争取中东路权益和接管中东路的动机，又要批评他们在行为上的盲目性，致使良好的爱国动机，却造成了辱国的结果。”、“张学良作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地区的封疆大吏，‘九一八’东北沦陷，他是难辞其咎的。”、“我们之所以说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是因为张学良有大功于国家和中华民族。”等等。作者首先在大的是非观念上定下了全书的基调，又在以后的各个章节中详尽地分析了逐个观点，特别是对张学良以爱国主义为主调，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秉持民族大义的精神形成是家庭与时代各种因素共同复杂作用的结果，进行了详细的揭示和阐述。使读者在叙事过程中看到一种层层递进的因果关系，看到一个人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过程，是历史的多重因素交相重叠、互相作用的结果。这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一种写法，一种可信的判断和思考。
辽宁的传记文学作家在坚持中国史传叙事传统的前提下，敢于突破，锐意创新，大胆推演，做出符合史实的结论，显示了特有的创作勇气。
再次，近年辽宁抗战题材传记文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探索了将史实性与文学性相融调和创新之举。
通常来讲，史传式作品在完成了内容的考证与再现之后，其写法就显得至关重要，怎样推进故事、塑造人物，完成对历史的表达，成为每个史传作者面临的问题。辽宁抗战类传记文学在注重史实考证方面做足功课之后，在文学性的探索、如何提供完美的艺术表达方面同样做了很多实践。重点在于如何将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有效地结构成传记文学作品，以发挥最大的功效。辽宁的抗战题材传记文学创作尽量地“借用文学的笔法复原历史”，给读者一个可触摸的、可对话的、富有硬的风骨和动的血脉的传奇形象。而这一想法的实现，则是通过故事化的途径来实现，以故事的讲述、部分可靠虚构式的小说化情节、人物语言神态的描摹来完成的。在故事化的同时，又不乏理性的思索。 王兴华的长篇传记文学《锡伯夫妻抗日传奇》正是对历史的又一次深入打捞。他发掘书写主人公陶翙鸣、关玉梅传奇人生的同时，有意或无意间对那段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时段进行了回顾，将特殊时代造就的英雄传奇故事作了详尽的文学化的放大，令熟知者或不熟知者对抗日战争，尤其是东北抗日战争的历史有了感性的认识。他在尊重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又对历史做了故事化的加工，令读者在比较轻松流畅的阅读心态下完成对历史锋烟的再次回顾。这部人物传记能够立足于辽宁（沈阳）本土，辐射整个东北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最前沿，细腻入微地刻画了锡伯族主人公陶翙鸣、关玉梅夫妇身上那种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大无畏英雄精神，对他们作为革命者机智果敢、无私美好的人性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在当下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社会思潮对人们影响颇深的情况下，面对倾斜的人文道德底线，个人私利与欲望的泛滥，本书无疑为人们唱响了一曲为全人类美好的未来，重振自我牺牲精神的乐章。
如果说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对英雄传奇的复原来记录尘埃遮蔽下的历史，在平实的叙述中激发人们对历史人物传奇人生的崇敬，从而升华为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永恒地激励后世之人，那么这本书在叙述及艺术技巧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可贵的探索，值得我们关注。总的来说，即是一个“传记文学怎样写？”的问题，既宏观，又具体可微，并且不可或缺。具体到本书中，面对繁多的革命史志、采访手记等写作资料，如何复原近一个世纪前人们的生活状态，英雄的人生足迹，将最真实场景生动地展现给当代读者，是需要作家反复打磨的。作者显然找到了很好的方式，他在充分注重历史真实性客观性的前提下，采用了故事化的叙述方式，对一些情节、场景、人物对话、细节、行动进行了适当的虚构，如此便能在叙事中娓娓道来，不乏生动、精彩之笔，引人入胜。比如在写到主人公关玉梅领导抗联部队反击“讨伐”、奇袭远征等章节就描写得非常生动明快、富有传奇色彩，极大地丰富了文字的可读性。同时也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中凸显了人物性格，令人看到了一对勇敢、顽强，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红色夫妻的光辉形象。同时，整部书的语言朴实、细腻、感情真挚，在富于东北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又加上适当的注释，也非常明晰易懂。
近年，辽宁传记文学创作在艺术表现上有诸多的艺术探索与创新，总体上可读性增强，文学性提升，更为读者喜闻乐见，这与时代的召唤与作家的自觉性密不可分。
综上，举目当下文坛，目力所及之处，多是对报告文学（包括传记文学）创作的一种担忧和危机之感。许多专家学者提出这种文体的创作乏善可陈，从内容到写法少有创新，已经陷入一种自我循环的误区，或为文学之外的利益驱使，做出违背作家道义良心的不实的写作。可见，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作家必须面对着从思想上和艺术上重新的洗涤和调整，重新寻找到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文本言说方式，重振纪实性文学体裁的魅力，使其发挥出更大的社会功能。认识历史，总结当下，以期建立更民主、更理性、更文明的社会。同时，纪实性作品的文体创新，也是时代提出的一种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信息时代、媒体时代，信息爆炸，快餐式的文化消费观念流行，传记文学也必须探索自身创作的调整，适应阅读理念的变化，如果一味抱残守缺则会失去更多的阅读人群。笔者认为，传记文学一方面应该继承一些中国传统传记文体的优势，同时应融入更多现代理念和语言形式的变化，在文本长度上适当缩减，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在语言的表述上应更富有张力和冲击力，形成鲜明的效应，才能先声夺人。所以，时代给传记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给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以新的姿态来挖掘历史、表达历史，将现代人对历史的理解用现代的形式表达出来，以新鲜的经验、准确的判断、感性的触摸、理性的升华来打磨文字，找到历史人物与现代文本的对接点，提供好读好看的传记文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辽宁的抗战题材传记文学创作做了可贵的尝试。
〔责任编辑 丛黎明〕
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然。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勇倍添。待光复东北凯旋日，慰轩辕。
——赵尚志《黑水白山——寄调满江红》
东北黑土多悲情，壮士从容慨而慷。
这首又名《从军歌》的曲词，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表达了作者誓死报国、抗战到底的决心。此歌悲壮有力，气势磅礴，曾在东北抗联部队中广为流传。的确，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给我们东北的白山黑水留下太多斑驳的记忆，而辽宁，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作为后人的我们，对先烈的深情缅怀、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与深刻反思之后，抢救残存史料，为前人修史做传，为后人留存记忆、写民族魂魄、烛照未来之路，更成为我们传记文学作家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
近年，辽宁涌现出众多以抗战为背景题材的传记文学作品，如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红色少年读本——抗战铁血关东魂”系列英雄传奇，包括常星儿的《马占山传奇》、胡世宗的《赵一曼传奇》、肖世庆的《李红光传奇》、刘兆林的《邓铁梅传奇》、李燕子的《李兆麟传奇》、王鸿达的《冷云传奇》、白小易的《冯仲云传奇》、肖显志的《黄显声传奇》、孙少山的《杨靖宇传奇》、李文实的《周保中传奇》、于德北的《阎宝航传奇》、周莲珊的《赵尚志传奇》等多部传记作品。另外，还涌现了徐光荣的《赵一曼》、王海晨 胡玉海的《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徐彻的《张作霖》《张学良》、陈醒哲的《王铁汉将军传》《铁血雄魂——唐聚伍与辽东抗日义勇军血战实录》、王兴华的《锡伯夫妻抗日传奇》《小八路张一波——风雨一生写传奇》等作品，从不同历史人物身上折射出东北人民抗战的宏大历史主题和生发场景。
通过对近年辽宁抗战题材传记作品的阅读与研究，笔者发现新世纪以来的传记文学作品，在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秉持中国史传叙事传统的创作观念主导的总前提下，还生发了属于自身在艺术探索上的独到之处。这种创新是应和了时代精神的召唤，把握时代精神的要求，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更为注重传记文学作家的自我塑造、自我提升的能力。作家在历史人物面前、在史实分析面前更自信，自我言说的空间有很大拓展。并且在历史价值观演进的同时，传记文学作家更注重将史实性与文学性最大限度地进行了接轨，对故事的推进、人物形象的塑造、文本的可读性、艺术化表达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使得新世纪的辽宁抗战题材的传记文学创作取得了突破性的创新。这种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抗战题材传记文学的文本中可以看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价值观的演进与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变动的、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要写好人物传记，必须了解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把人物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之中，抓住人物本质，从环境中说明人，论其世知其人，才能写得典型真实。同时还应把所写的人物放到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去，从表面现象深入到人物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抓住人物的本质进行记述。正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人物传记就是要写出一定的社会关系造就了一定的人，而这个人又怎样对当时的社会关系施加一定的影响。马克思的论点为人物传记的创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为真实地描述人物的本质特征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辽宁的传记文学创作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唯物史观，在具体的挖掘史料，再现人物过程中又不拘泥于刻板的史实，而是尽可能地复原真实的历史，对一些模糊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合理的论证与演绎，确立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
如“红色少年读本——抗战铁血关东魂”系列英雄传奇这套丛书，把爱国主义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用生动形象的人物、用一个个具体的战争场面、用细腻而又充满感情的语言表现出来，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了孩子们与抗日英雄的距离，这样就轻易地触发了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另外，它不仅为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英雄立传，还添加了像冯仲云、周保中、阎宝航、冷云、黄显声、邓铁梅这样的“无名”或者“无大名”的英雄，让孩子们去认识他们，去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东北抗战，是中华民族最艰苦、最顽强的一段斗争历史。丛书中收进的十二位抗日英杰，涵盖了整个东北抗日战场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人物，突出大视角、注重文化的传承性，同时也富有时代气息，注重艺术感染力，为青少年喜闻乐见。通过先烈们的斗争故事，再现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无怨无悔献身的精神，也是用一种新的形式对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和教育，可以进一步塑造青少年一代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当前非常必要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有创意的尝试，必将收到良好的实际效果。
又如，《铁血雄魂——唐聚伍与辽东抗日义勇军血战实录》，是传记文学作家陈醒哲继《王铁汉将军传》和《盛京医事》两部传记之后的又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力作，亦是他的“辽宁史传”系列三部曲之一。作为长期持续关注东北抗战史特别是辽宁抗战史的专家，陈醒哲不辞劳苦实地调研采访，多方收集资料，潜心分析研究。凭借一个史学家的特有历史观和学术品格，客观、清醒、理性地还原了那段几乎要埋藏于尘埃之下的血雨腥风的历史。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运动不屈不挠的斗争，挖掘了抗日志士、历史人物金戈铁马、热血豪情、气吞万里如虎，誓死捍卫祖国山河的大义精神，实则令人感怀。
全书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一段轰轰烈烈的抗争史为背景，叙述了作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唐聚伍为首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在辽东地区的抗战史实。还有辽宁民众自卫军后期的抗战记录，以及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唐聚伍再次组织东北游击队出关抗战，直至血染疆场、以身殉国的血战历程。全书通过详细记述抗日义勇军从组建到发展壮大、抗击日寇殊死搏斗的经过，塑造了以唐聚伍为代表的，包括马占山、李润春、邓铁梅、苗可秀、王凤阁……等诸多抗日将领的英雄群像；再现了历史烽烟下中国人民捍卫国土家园、捍卫生命尊严，坚决铲除侵略者的带有民族血性的英雄壮举。同时，这本书也揭示了辽宁抗日义勇军抗战的艰难复杂过程，他们心忧国难，面对强敌，毫不畏惧，而是奋起反抗，以生命热血保卫祖国，这是一种为民族大义而不惜个人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更是激励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断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无论是主人公唐聚伍，还是其他英雄人物，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浓重的爱国主义光辉。本书用重笔刻画了主人公唐聚伍的武将形象，以誓师抗日、到辽东几次著名的战役，一直到转战热河参加长城抗战，其部队成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原型”，到最后“血沃平台见忠魂”，以身殉国。他英勇壮烈地践行着自己的血誓：“杀敌讨逆，救国爱民”。作品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其他英雄的细致刻画与描绘，也都尊重史实，真实再现，令他们的形象与主人公彼此烘托，共同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所以，本书的史实与信息容量是非常丰厚的，是一部研究抗日战争史、特别是东北抗日战争史的确凿史料和丰富资源宝库。 可以认为，辽宁的传记文学创作，在坚持正确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勇于在前人没有开拓过或开拓不足的疆域内探索新的创作生长点。作家打破历史评价的陈规，贴近人民、贴近土地，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捕捉到最鲜活的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历史在这里不再冰冷，而是一副生动的生活画卷。
其次，辽宁抗战题材传记文学创作体现了对中国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秉笔直书”历来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不虚构渲染，不隐恶扬善，不拔高溢美，不贬责降低，据事“直书”，只有做到“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才能有益于人，传之久远，这也是史家做传的基本遵循。辽宁作家很好地遵循了这种中国的史传传统，以真诚之心、求实态度、细心考证、严谨取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写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别注意从人物的复杂性中对人物作出公允的评价。
历史是绚丽多彩的万花筒，历史人物有其复杂性。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历史人物功过掺合，斑瑜互见。有的人功大于过，有的人过大于功。因此，我们对历史人物要全面研究，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地看人物的好与坏，功与过，绝不能因为一个人后期不好，就把前期的功劳一笔勾销，也不能因为做过一些错事，就把其他方面的贡献全部抹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所以写人物传记，一定要从当时社会历史的客观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记载和评价历史人物，真实地反映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由王海晨、胡玉海二位历史学家共同创作的《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作为张学良逝世之后第一本“全传”，以近百万字的宏大篇幅再现了张学良这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人生传奇履历，以及伴随着他个体生命而推进的跌宕起伏的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在中国文学史上，通常以个人的“离合之情”来书写国家的“兴亡之乱”，这似乎已成为一种象征式、寄兴式的写法，这种以个体人生折射时代历史的写法，受到读者的一贯认同，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审美价值观。
而本书，对传主张学良这一特定人物的选择则同样沿袭了此传统，因为他特殊的历史际遇，使得他个人的“离合之情”完全与国家与时代的“兴亡之乱”紧紧地毫无缝隙地粘连一处。他，就是一部历史，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他身前死后，千秋功罪，有太多值得探寻之处，特别是他的人格个性，他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所做所为，对整个民族命运的影响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值得开掘的空间很大。本书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宗旨“用治史的方法写人物，通过人物写历史，写人物在历史上留下的刻痕……用哲学的思辨写传主的人生轨迹……借用文学的笔法复原历史，给读者一个可以用眼睛看，可以用耳朵听，可以用手去触摸，可以用心去碰撞，可以和传主去对话，也可以和世人去对话的立体的真实。”于雕刻人物丰满性格的同时，勾沉了百年中国近现代史。对历史上重大的事件、重要的转折、主要推动者均给予价值和道义的考量、判断。如此开阔的视野，是源于作者宏富的知识积累，对历史的理性分析，科学客观的治学方法，最重要的是作为知识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在全书中有着多处体现。
张学良，作为一个颇具传奇性的历史人物，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太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关于他的传记性作品就不下几十部，若加之各种体式的文学创作、影视剧改编等等形式的文艺作品，估计不下百余部。这样密集地被书写、被传颂，被过度阐释，反复地进入人们视野当中的历史人物，想推陈出新，有所创意地再现他，其难度相当之大。因为受众已经对其人生履历基本情况烂熟于心，毫无陌生之感，这无疑为做他的“全传”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初观本书，其似乎依然按照一个时间的逻辑顺序来表现张学良的人生轨迹，与其它同题材的传记作品并无二致。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进行，我们会发现，在详尽地记述张学良的人生故事之下，本书还是有所侧重的。即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线，重点塑造了张学良做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性格特征，并以他人生中三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即“东北易帜”、“调停中原大战”、“发动西安事变”为主线，在历史转折关头凸显他的命运和他的历史影响。可以说，作者在这三个重要事件上所倾注的笔墨和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书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也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所持有的历史观、哲学观。
比如，在全书开头的序言《张学良与20世纪中国》中，作者就张学良一生中几个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给予了澄清和概述，反驳了一些已有的不客观的历史观点，客观公允地亮出鲜明的论点。如“我们既要肯定张学良和东北地方当局争取中东路权益和接管中东路的动机，又要批评他们在行为上的盲目性，致使良好的爱国动机，却造成了辱国的结果。”、“张学良作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地区的封疆大吏，‘九一八’东北沦陷，他是难辞其咎的。”、“我们之所以说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是因为张学良有大功于国家和中华民族。”等等。作者首先在大的是非观念上定下了全书的基调，又在以后的各个章节中详尽地分析了逐个观点，特别是对张学良以爱国主义为主调，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秉持民族大义的精神形成是家庭与时代各种因素共同复杂作用的结果，进行了详细的揭示和阐述。使读者在叙事过程中看到一种层层递进的因果关系，看到一个人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过程，是历史的多重因素交相重叠、互相作用的结果。这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一种写法，一种可信的判断和思考。
辽宁的传记文学作家在坚持中国史传叙事传统的前提下，敢于突破，锐意创新，大胆推演，做出符合史实的结论，显示了特有的创作勇气。
再次，近年辽宁抗战题材传记文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探索了将史实性与文学性相融调和创新之举。
通常来讲，史传式作品在完成了内容的考证与再现之后，其写法就显得至关重要，怎样推进故事、塑造人物，完成对历史的表达，成为每个史传作者面临的问题。辽宁抗战类传记文学在注重史实考证方面做足功课之后，在文学性的探索、如何提供完美的艺术表达方面同样做了很多实践。重点在于如何将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有效地结构成传记文学作品，以发挥最大的功效。辽宁的抗战题材传记文学创作尽量地“借用文学的笔法复原历史”，给读者一个可触摸的、可对话的、富有硬的风骨和动的血脉的传奇形象。而这一想法的实现，则是通过故事化的途径来实现，以故事的讲述、部分可靠虚构式的小说化情节、人物语言神态的描摹来完成的。在故事化的同时，又不乏理性的思索。 王兴华的长篇传记文学《锡伯夫妻抗日传奇》正是对历史的又一次深入打捞。他发掘书写主人公陶翙鸣、关玉梅传奇人生的同时，有意或无意间对那段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时段进行了回顾，将特殊时代造就的英雄传奇故事作了详尽的文学化的放大，令熟知者或不熟知者对抗日战争，尤其是东北抗日战争的历史有了感性的认识。他在尊重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又对历史做了故事化的加工，令读者在比较轻松流畅的阅读心态下完成对历史锋烟的再次回顾。这部人物传记能够立足于辽宁（沈阳）本土，辐射整个东北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最前沿，细腻入微地刻画了锡伯族主人公陶翙鸣、关玉梅夫妇身上那种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大无畏英雄精神，对他们作为革命者机智果敢、无私美好的人性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在当下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社会思潮对人们影响颇深的情况下，面对倾斜的人文道德底线，个人私利与欲望的泛滥，本书无疑为人们唱响了一曲为全人类美好的未来，重振自我牺牲精神的乐章。
如果说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对英雄传奇的复原来记录尘埃遮蔽下的历史，在平实的叙述中激发人们对历史人物传奇人生的崇敬，从而升华为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永恒地激励后世之人，那么这本书在叙述及艺术技巧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可贵的探索，值得我们关注。总的来说，即是一个“传记文学怎样写？”的问题，既宏观，又具体可微，并且不可或缺。具体到本书中，面对繁多的革命史志、采访手记等写作资料，如何复原近一个世纪前人们的生活状态，英雄的人生足迹，将最真实场景生动地展现给当代读者，是需要作家反复打磨的。作者显然找到了很好的方式，他在充分注重历史真实性客观性的前提下，采用了故事化的叙述方式，对一些情节、场景、人物对话、细节、行动进行了适当的虚构，如此便能在叙事中娓娓道来，不乏生动、精彩之笔，引人入胜。比如在写到主人公关玉梅领导抗联部队反击“讨伐”、奇袭远征等章节就描写得非常生动明快、富有传奇色彩，极大地丰富了文字的可读性。同时也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中凸显了人物性格，令人看到了一对勇敢、顽强，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红色夫妻的光辉形象。同时，整部书的语言朴实、细腻、感情真挚，在富于东北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又加上适当的注释，也非常明晰易懂。
近年，辽宁传记文学创作在艺术表现上有诸多的艺术探索与创新，总体上可读性增强，文学性提升，更为读者喜闻乐见，这与时代的召唤与作家的自觉性密不可分。
综上，举目当下文坛，目力所及之处，多是对报告文学（包括传记文学）创作的一种担忧和危机之感。许多专家学者提出这种文体的创作乏善可陈，从内容到写法少有创新，已经陷入一种自我循环的误区，或为文学之外的利益驱使，做出违背作家道义良心的不实的写作。可见，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作家必须面对着从思想上和艺术上重新的洗涤和调整，重新寻找到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文本言说方式，重振纪实性文学体裁的魅力，使其发挥出更大的社会功能。认识历史，总结当下，以期建立更民主、更理性、更文明的社会。同时，纪实性作品的文体创新，也是时代提出的一种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信息时代、媒体时代，信息爆炸，快餐式的文化消费观念流行，传记文学也必须探索自身创作的调整，适应阅读理念的变化，如果一味抱残守缺则会失去更多的阅读人群。笔者认为，传记文学一方面应该继承一些中国传统传记文体的优势，同时应融入更多现代理念和语言形式的变化，在文本长度上适当缩减，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在语言的表述上应更富有张力和冲击力，形成鲜明的效应，才能先声夺人。所以，时代给传记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给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以新的姿态来挖掘历史、表达历史，将现代人对历史的理解用现代的形式表达出来，以新鲜的经验、准确的判断、感性的触摸、理性的升华来打磨文字，找到历史人物与现代文本的对接点，提供好读好看的传记文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辽宁的抗战题材传记文学创作做了可贵的尝试。
〔责任编辑 丛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