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意义上“西方思想体系”的奠立，可以寻踪到古代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年）。他在西方文化发展上有“第一位西方的思想家”之称，也是西方古代与中世纪得以交接和沟通的哲学大师。其传奇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可以用“悔过与创新”这一表述来从人性意义上揭示西方社会文化如何告别其曾经辉煌却终归衰落的远古，走入漫长、复杂、在“黑暗”中仍能现出生机的中古发展。
　　奥古斯丁生于古罗马帝国北非行省的塔加斯特，从小有着作为“罗马公民”而表现出的才气与放任。他把寻欢作乐当做生活的“调味品”，在纯粹“为作恶而作恶”中寻求刺激和满足。但其学习上的好奇和追求，则使他兴趣广泛，在文学、修辞、哲学、宗教等领域多有涉猎。这种“学问变化气质”的潜移默化终于使追求享乐而多愁善感、体悟人生百味而多有问题意识的他走向思想睿智之探，并从哲学上的沉思达到了信仰上的觉醒。在米兰基督教主教安布罗斯的指点下，他以内在反省的精神来阅读《圣经》，并蓦然回首，于387年复活节时受洗入教，诚心皈依，成为“浪子回头”的典范。从他身上可见“罪人”与“伟人”并无天壤之别，而在于观念的转变，能从歧路步入正道。在其主要著作中，《忏悔录》成为教会“敬神自白”的楷模和西方人“自传”体的滥觞，《上帝之城》乃西方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而《论三位一体》也是对基督教核心信仰观念最早的系统表达。
　　作为基督教“拉丁教父”最主要的代表和中古“西方思想”第一人，奥古斯丁对西方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建立西方文化理论系统上，他综合利用古希腊哲学唯“理”求“知”、古罗马政治立“法”重“行”和古希伯来宗教敬“神”守“信”的文化遗产，从而完成了西方古代思想史上“知”、“行”、“信”三阶段的过渡与融通，展示了其基本构成和文化特点。在人之主体意识和自我反省上，他以“忏悔录”的内心剖析和悔思，为西方主体思维和心理探索提供了重要素材。前承苏格拉底的“我知我无知”，奥古斯丁以“我疑故我在”的认知而编织了西方主体思想的连线，从而得以迎来西方近代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主体精神的发扬光大。
　　在西方社会学说的构思上，奥古斯丁则提出了“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对立存在的理论，认为人的社会存在有超然与现实、彼岸与此岸之别，但这两种类型却与人类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在其历史中得以反映、展现，以其漫长演变而直至迎来上帝之国的最后实现。此外，上帝之国在人间的显示或呼应则可与一种无形、潜在、灵性定义上的教会相等同，因而这两个国度，两种团体不能相混淆，彼此之间且有着张力和对照。这种人生有两面镜子映照之思，不仅为西方社会此后的“政教分离”准备了潜在的精神因素，也为西方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理论、历史哲学和教会学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