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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夏县祁家河乡供销社后院里，长年住着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慈祥的老人。因腿脚不好，人们偶尔看见的她总是坐在轮椅里，她虽因病不能说话，但意识却很清楚，见人总是微笑点头打招呼，她就是王福姐。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者，当年却是夏县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她曾于1949年4月出席过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她曾担任过夏县一区、二区的妇女主任，以后调任重庆市璧山县民政局局长。
老人一生经历坎坷，阅历丰富，但从不在外人面前炫耀，也很少在儿女跟前提及，所以知情者甚少。笔者最近走访了几位仍然健在的当年夏县一区、二区的几位老领导、老同志，对这位传奇式老人有了一些了解。
送夫参军
王福姐生于1927年8月，娘家在夏县槐庄村，她16岁和邻近的麻岔村冯卫才成亲。当时还处于日军的统治下，冯家也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饱受日本人的欺压。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1945年6月，八路军来了，解放了祁家河，老百姓这才翻身做了主人。王福姐这时才18岁，她在住村干部的支持下，积极参加各项工作，搞减租减息、积极缴纳公粮，带领妇女做军鞋支援前方部队。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参军高潮，真正是“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王福姐当时家里共六口人，公公婆婆年事已高，弟弟常年有病，妹妹还只几岁，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只有她夫妻二人。但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她毅然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送丈夫参军。她对丈夫说：“你放心地走吧，家里二老和弟弟妹妹由我照顾，土地由我耕种。你到部队后一定要英勇杀敌，千万不要挂念家里的事情，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不解放全中国，你就不要回来。”冯卫才的父母虽然知道是共产党八路军打走了日本强盗、解放了自己的家乡，但仍然舍不得儿子参军远走高飞。王福姐就白天黑夜作二老的思想工作，给他们反复讲道理，并且保证家里的一切农活都由自己一人承担。经她耐心细致的动员后，二老终于同意了儿子参军的事，接着王福姐又动员村里其他人参军。在她的带动下，麻岔行政村共有十余人和冯卫才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赴二区工作
自从丈夫参军后，王福姐的担子更重了，她那时还不到20岁，白天要到地里干农活，晚上还要和村干部一起商量工作，有时甚至要熬通宵。她在各项工作中处处走在前头。泗交二区区政府要调她到区里专搞妇女工作。公婆得知她要到离家几十里远的区里做事，说什么也不肯答应。
那时，为了更好地领导祁家河各村的工作，区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就住在她家的西房里。这位工作人员帮助她耐心地做公公婆婆的工作，二位老人终于答应了她到区里工作。1947年4月她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二区管辖的范围包括今天的祁家河乡和泗交镇，全部是山区，人口不多但面积很大，而且居住很分散。当时群众中封建思想比较浓厚，不想叫妇女出来参加革命工作。王福姐主持全区妇女工作后，就一村挨一村地动员妇女们起来和封建思想斗争，勇敢地出来工作。她又要求区委会在泗交办妇女工作培训班，请县区领导作报告，她还亲自给各村来的妇女积极分子上课。经过培训的积极分子回去后在各村都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工作，成了妇女骨干。在妇女培训班里，王福姐专门请人教大家唱《妇女翻身歌》，然后把这首歌带回到各自村里。歌词是这样的：
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
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看不见那太阳，看不见那天，
数不清的日月，数不清的年，
做不完的牛马，受不尽的苦，谁来搭救咱？
……
这首歌唱出了几千年来广大妇女的心声，许多家庭妇女就是在这首歌的鼓舞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至今已经60多年了，笔者走访的许多村里，当年的妇女干部如今虽然大都已经八九十岁，仍然能用沙哑的声音哼唱这首歌。
做军鞋
为了支援前线打胜仗，王福姐组织二区妇女白天和男人一起下地搞生产，晚上做军鞋。妇女们用穿过的旧衣裳做为“铺衬”，一片片、一条条、一块块在木板上粘贴起来，在太阳下晒干就是袼褙。泗交二区要求军鞋的鞋底不得少于五层袼褙，一对鞋底至少得用四两麻绳纳满鞋底才算合格。广大妇女不怕苦不怕累，鞋底密密纳，鞋帮细细缝，保证双双军鞋都合格，妇女们三人一堆、五人一伙，边纳鞋底边哼小调：
知了叫，树荫凉，
妇女树下做鞋忙。
做成军鞋一双双，
战士穿上打胜仗。
二区妇女做的军鞋在全县出了名，鞋底厚，纳底密，鞋底平整，松紧适中，保证百分之百合格。二区妇联会还编了顺口溜鼓舞大家：
政府下号召，军鞋要做好。
不仅数量足，质量还得好。
这次全县要比赛，看谁军鞋做得好。
介绍凤英参加革命
二区区政府在泗交村。村名来源于附近有四条河相交于村前。这四条河中最小的一条叫法河，位于泗交村西南方不远处。法河中游有一小村子就叫法河村，仅有五六户人家，归附近的于家岭行政村管辖。法河村四周群山环绕，河水从村边缓缓流过，地理环境十分优美。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抗战初期，还曾是夏县牺盟会县政府的驻地呢。
王福姐奉命在二区于家岭村开辟工作时，住在法河村一个叫吴凤英的家里。吴凤英的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这时已随解放军南下了。家里就凤英和她母亲二人。凤英当时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正在离家十几里的唐回完小读书。每逢周末放学回家，王福姐就给她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讲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讲穷人要团结起来闹翻身，有意启发她的革命热情，准备介绍她参加革命工作。
一天晚上，凤英对王福姐说：“福姐姐，你讲的大道理我知道了，就是觉得你们没白天没黑夜地搞工作，可吃饭总是东一顿西一顿，生活这么苦为了个啥呢？”福姐笑着说：“好妹妹，你还是没有懂我的意思。我们今天吃苦受累正是为了明天的幸福，比如你爸爸，他以前在家里跟着八路军搞革命，肯定吃过不少苦，现在随军南下，肯定也会吃苦的，但这都是为了天下的所有穷人以后不再吃苦。请相信我的话，跟我们干吧，这一天会很快到来的。” 吴凤英完小毕业后就到二区参加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她担任起了二区区团委副书记。
当选青年团一大代表
1948年秋天，上级调王福姐到位于解县城里的干部训练班学习。王福姐二话不说，拿一块旧包袱包上几件换洗衣服，用一根葛条把被子一捆，再用棍子一挑就出发了。
从二区政府所在地泗交经夏县、运城到解县足足150里路，全靠步行，整整走了两天，才到了晋绥边区十一地委办的训练班。
解县城区规模虽不大，但街道上也是店铺林立，京广百货、日用杂货琳琅满目。这对于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的王福姐来说，也算是见了大世面。
训练班学习时间只是几个月，开设的课程有《中共党史》《社会发展史》《解放老区和新区土改政策》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对于仅有初小文化的王福姐来说，文化低，基础差，就得多下功夫，多向老师和其他学员请教。早上别人还未起床，她就早早起来到外边念书，晚上其他人睡下了，她躺在被窝里默默回忆白天所学的知识。
到了年底考试，王福姐所修的课程门门都是优秀。第二年春天训练即将结束，每个学员都要在大会上汇报演讲。她在一个半钟头的讲演中不用讲稿，出口成章，一共讲了三方面内容：一、革命动机、二、学习体会，三、今后打算。讲的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总评时大家一致推举她是第一名。
1949年春天，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党中央已经迁入北平城。这时党中央决定在北平召开全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王福姐有幸被训练班推举为晋绥边区十一地委出席全国团代会的两位代表之一。
在团代会中期，党中央主要领导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因为王福姐个子小，照相时把她安排在前排，毛主席往中间座位上走时，还拉住她的手说：“这小鬼，这么小就来开会啦？”当她的手被毛主席握住的一刹那，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流下感激的眼泪。一起接见团代表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
团代会结束后，王福姐回到运城，受到各界青年的隆重欢迎。据中央党校退休教授杨圣清回忆，他当年是康杰中学的团支部副书记，曾参加过那次欢迎会，亲耳聆听了王福姐动情的汇报演讲。
20世纪50年代，冯卫才调到重庆市璧山县武装部工作，随后王福姐也从夏县妇联会调到璧山县民政局工作。
回乡支农
“文革”中，冯卫才被遣返回故乡务农，王福姐也随夫回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中共夏县县委安排为祁家河供销社党支部书记，王福姐仍在家务农。他俩毫无怨言地和社员们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家生活，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村里人把他俩当做自己的亲人，有委屈愿意向他们倾诉，有知心话愿意跟他们说说。
那时，无论城里还是农村，都分裂成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麻岔村也不例外。王福姐和丈夫白天和大伙一起劳动，晚上分别找派性头头谈话，化解双方矛盾。经过他们苦口婆心的劝说，麻岔村的派性基本消除了，生产有了提高，社员生活也有了改善。1969年7月，中央针对山西发布恢复生产的命令之后，祁家河公社党委调整麻岔生产大队领导班子，冯卫才担任党支部书记，王福姐负责妇女工作。
1976年9月9日，福姐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顿时就失声痛哭，在以后的许多天里，只要是听到谈论有关毛主席的话题，老人就抑制不住地落下眼泪。
在以后的岁月里，王福姐依然像当年一样，关心党支部和村里的大事小事，照样和左邻右舍拉家常，关心着他们的生产生活。直到近几年，老人行动不便了，才住到祁家河街道的女儿家里，由孩子们照顾起居。如今，她已84岁高龄，虽不能按时参加支部会议，但仍履行自己的誓言，按时缴纳党费，为党支部村委会献计献策，每到换届，她都要在所在支部投上神圣的一票。
（责编 雷蕾）
老人一生经历坎坷，阅历丰富，但从不在外人面前炫耀，也很少在儿女跟前提及，所以知情者甚少。笔者最近走访了几位仍然健在的当年夏县一区、二区的几位老领导、老同志，对这位传奇式老人有了一些了解。
送夫参军
王福姐生于1927年8月，娘家在夏县槐庄村，她16岁和邻近的麻岔村冯卫才成亲。当时还处于日军的统治下，冯家也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饱受日本人的欺压。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1945年6月，八路军来了，解放了祁家河，老百姓这才翻身做了主人。王福姐这时才18岁，她在住村干部的支持下，积极参加各项工作，搞减租减息、积极缴纳公粮，带领妇女做军鞋支援前方部队。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参军高潮，真正是“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王福姐当时家里共六口人，公公婆婆年事已高，弟弟常年有病，妹妹还只几岁，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只有她夫妻二人。但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她毅然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送丈夫参军。她对丈夫说：“你放心地走吧，家里二老和弟弟妹妹由我照顾，土地由我耕种。你到部队后一定要英勇杀敌，千万不要挂念家里的事情，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不解放全中国，你就不要回来。”冯卫才的父母虽然知道是共产党八路军打走了日本强盗、解放了自己的家乡，但仍然舍不得儿子参军远走高飞。王福姐就白天黑夜作二老的思想工作，给他们反复讲道理，并且保证家里的一切农活都由自己一人承担。经她耐心细致的动员后，二老终于同意了儿子参军的事，接着王福姐又动员村里其他人参军。在她的带动下，麻岔行政村共有十余人和冯卫才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赴二区工作
自从丈夫参军后，王福姐的担子更重了，她那时还不到20岁，白天要到地里干农活，晚上还要和村干部一起商量工作，有时甚至要熬通宵。她在各项工作中处处走在前头。泗交二区区政府要调她到区里专搞妇女工作。公婆得知她要到离家几十里远的区里做事，说什么也不肯答应。
那时，为了更好地领导祁家河各村的工作，区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就住在她家的西房里。这位工作人员帮助她耐心地做公公婆婆的工作，二位老人终于答应了她到区里工作。1947年4月她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二区管辖的范围包括今天的祁家河乡和泗交镇，全部是山区，人口不多但面积很大，而且居住很分散。当时群众中封建思想比较浓厚，不想叫妇女出来参加革命工作。王福姐主持全区妇女工作后，就一村挨一村地动员妇女们起来和封建思想斗争，勇敢地出来工作。她又要求区委会在泗交办妇女工作培训班，请县区领导作报告，她还亲自给各村来的妇女积极分子上课。经过培训的积极分子回去后在各村都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工作，成了妇女骨干。在妇女培训班里，王福姐专门请人教大家唱《妇女翻身歌》，然后把这首歌带回到各自村里。歌词是这样的：
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
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看不见那太阳，看不见那天，
数不清的日月，数不清的年，
做不完的牛马，受不尽的苦，谁来搭救咱？
……
这首歌唱出了几千年来广大妇女的心声，许多家庭妇女就是在这首歌的鼓舞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至今已经60多年了，笔者走访的许多村里，当年的妇女干部如今虽然大都已经八九十岁，仍然能用沙哑的声音哼唱这首歌。
做军鞋
为了支援前线打胜仗，王福姐组织二区妇女白天和男人一起下地搞生产，晚上做军鞋。妇女们用穿过的旧衣裳做为“铺衬”，一片片、一条条、一块块在木板上粘贴起来，在太阳下晒干就是袼褙。泗交二区要求军鞋的鞋底不得少于五层袼褙，一对鞋底至少得用四两麻绳纳满鞋底才算合格。广大妇女不怕苦不怕累，鞋底密密纳，鞋帮细细缝，保证双双军鞋都合格，妇女们三人一堆、五人一伙，边纳鞋底边哼小调：
知了叫，树荫凉，
妇女树下做鞋忙。
做成军鞋一双双，
战士穿上打胜仗。
二区妇女做的军鞋在全县出了名，鞋底厚，纳底密，鞋底平整，松紧适中，保证百分之百合格。二区妇联会还编了顺口溜鼓舞大家：
政府下号召，军鞋要做好。
不仅数量足，质量还得好。
这次全县要比赛，看谁军鞋做得好。
介绍凤英参加革命
二区区政府在泗交村。村名来源于附近有四条河相交于村前。这四条河中最小的一条叫法河，位于泗交村西南方不远处。法河中游有一小村子就叫法河村，仅有五六户人家，归附近的于家岭行政村管辖。法河村四周群山环绕，河水从村边缓缓流过，地理环境十分优美。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抗战初期，还曾是夏县牺盟会县政府的驻地呢。
王福姐奉命在二区于家岭村开辟工作时，住在法河村一个叫吴凤英的家里。吴凤英的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这时已随解放军南下了。家里就凤英和她母亲二人。凤英当时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正在离家十几里的唐回完小读书。每逢周末放学回家，王福姐就给她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讲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讲穷人要团结起来闹翻身，有意启发她的革命热情，准备介绍她参加革命工作。
一天晚上，凤英对王福姐说：“福姐姐，你讲的大道理我知道了，就是觉得你们没白天没黑夜地搞工作，可吃饭总是东一顿西一顿，生活这么苦为了个啥呢？”福姐笑着说：“好妹妹，你还是没有懂我的意思。我们今天吃苦受累正是为了明天的幸福，比如你爸爸，他以前在家里跟着八路军搞革命，肯定吃过不少苦，现在随军南下，肯定也会吃苦的，但这都是为了天下的所有穷人以后不再吃苦。请相信我的话，跟我们干吧，这一天会很快到来的。” 吴凤英完小毕业后就到二区参加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她担任起了二区区团委副书记。
当选青年团一大代表
1948年秋天，上级调王福姐到位于解县城里的干部训练班学习。王福姐二话不说，拿一块旧包袱包上几件换洗衣服，用一根葛条把被子一捆，再用棍子一挑就出发了。
从二区政府所在地泗交经夏县、运城到解县足足150里路，全靠步行，整整走了两天，才到了晋绥边区十一地委办的训练班。
解县城区规模虽不大，但街道上也是店铺林立，京广百货、日用杂货琳琅满目。这对于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的王福姐来说，也算是见了大世面。
训练班学习时间只是几个月，开设的课程有《中共党史》《社会发展史》《解放老区和新区土改政策》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对于仅有初小文化的王福姐来说，文化低，基础差，就得多下功夫，多向老师和其他学员请教。早上别人还未起床，她就早早起来到外边念书，晚上其他人睡下了，她躺在被窝里默默回忆白天所学的知识。
到了年底考试，王福姐所修的课程门门都是优秀。第二年春天训练即将结束，每个学员都要在大会上汇报演讲。她在一个半钟头的讲演中不用讲稿，出口成章，一共讲了三方面内容：一、革命动机、二、学习体会，三、今后打算。讲的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总评时大家一致推举她是第一名。
1949年春天，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党中央已经迁入北平城。这时党中央决定在北平召开全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王福姐有幸被训练班推举为晋绥边区十一地委出席全国团代会的两位代表之一。
在团代会中期，党中央主要领导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因为王福姐个子小，照相时把她安排在前排，毛主席往中间座位上走时，还拉住她的手说：“这小鬼，这么小就来开会啦？”当她的手被毛主席握住的一刹那，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流下感激的眼泪。一起接见团代表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
团代会结束后，王福姐回到运城，受到各界青年的隆重欢迎。据中央党校退休教授杨圣清回忆，他当年是康杰中学的团支部副书记，曾参加过那次欢迎会，亲耳聆听了王福姐动情的汇报演讲。
20世纪50年代，冯卫才调到重庆市璧山县武装部工作，随后王福姐也从夏县妇联会调到璧山县民政局工作。
回乡支农
“文革”中，冯卫才被遣返回故乡务农，王福姐也随夫回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中共夏县县委安排为祁家河供销社党支部书记，王福姐仍在家务农。他俩毫无怨言地和社员们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家生活，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村里人把他俩当做自己的亲人，有委屈愿意向他们倾诉，有知心话愿意跟他们说说。
那时，无论城里还是农村，都分裂成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麻岔村也不例外。王福姐和丈夫白天和大伙一起劳动，晚上分别找派性头头谈话，化解双方矛盾。经过他们苦口婆心的劝说，麻岔村的派性基本消除了，生产有了提高，社员生活也有了改善。1969年7月，中央针对山西发布恢复生产的命令之后，祁家河公社党委调整麻岔生产大队领导班子，冯卫才担任党支部书记，王福姐负责妇女工作。
1976年9月9日，福姐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顿时就失声痛哭，在以后的许多天里，只要是听到谈论有关毛主席的话题，老人就抑制不住地落下眼泪。
在以后的岁月里，王福姐依然像当年一样，关心党支部和村里的大事小事，照样和左邻右舍拉家常，关心着他们的生产生活。直到近几年，老人行动不便了，才住到祁家河街道的女儿家里，由孩子们照顾起居。如今，她已84岁高龄，虽不能按时参加支部会议，但仍履行自己的誓言，按时缴纳党费，为党支部村委会献计献策，每到换届，她都要在所在支部投上神圣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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