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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国疼痛医学是一棵年轻的树，那么，最初栽种它的正是韩济生院士。
最早可追溯到1989年的中国疼痛学科，直到6年前才真正建科。
但努力的起点却始于半个世纪前。
20世纪60年代中期，韩院士即从事针灸镇痛原理的研究。数十载来，他潜心于疼痛学科的相关研究及建立发展，穷经皓首，终成大家。在国内，他呕心沥血，使疼痛学科成为独立学科并忝列临床科室，从无到有地创建了一门学科；在国际，他带领并团结了一群同道，勉力使中国疼痛学科声名远扬，获得了国际话语权，某些领域更走在了世界前列。
一个新临床科室艰难诞生
对于85岁高龄的韩济生院士来说，我国疼痛医学发展的每一个足印，都如同电影般历历在目，因为他曾亲身操持并见证着这一切。
1973年，美国外科专家约翰·博尼卡（John Bonica）建立国际疼痛学会（IASP）。1989年，IASP的分会中国疼痛学会（CASP）在北京成立。1992年，在CASP的基础上，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成立。2007年7月，原卫生部颁布227号文件——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疼痛科”诊疗科目。这一消息，让为之奋斗多年的韩济生和同行们欢喜雀跃。
同年9月，国际疼痛学会主席简森（Jensen）博士发来贺信说，中国做出了在主要医院建立疼痛科的重要决定，必将大大促进对慢性痛患者的治疗；在这一方面，中国已走在世界疼痛医学的前列，创新推进疼痛医学的发展，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贺电里也表示，我国的疼痛医学具有中国特色，应在推进世界疼痛医学发展方面做出贡献。
回顾疼痛科的建立历程，令韩济生深深感激的人可以列出一长串，最难忘的是吴阶平院士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当时韩济生正为疼痛学建科难而犯愁，吴院士对他说，我建泌尿外科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建议你动员医学界相关学科的院士一起呼吁，说明疼痛医学对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十分重要，疼痛顽症患者无处就医，所以有必要建立疼痛科。于是，韩济生给医学界多位院士发了传真，18名院士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联名呼吁建立疼痛学科。韩济生汇总了院士们的意见递到原卫生部，原卫生部领导接到联名信后很受震动，这对疼痛学建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韩启德副委员长也十分支持和关心疼痛医学，原卫生部医政司王羽司长亲自参加会议，听取各科专家们的建议和意见。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疼痛医学才得以建科。
2013年8月，在第七届北京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年会上，韩济生院士满怀信心地表示：“疼痛学科建科6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将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建立临床重点学科。这将是进一步提高我国疼痛学科水平，获得长远辉煌发展的一个历史性事件。”
解开针灸镇痛的科学谜团
当初，韩济生院士是如何与疼痛学科结下不解之缘的？
一切都从我国古老的针灸开始。
用针灸治病在我国已延续了几千年，但谁也说不清为何用针刺穴位就能治病。1965年，北京医学院的领导要求韩济生组建科研团队，着手从事针灸麻醉镇痛原理的研究。对针灸还十分陌生的韩济生接下了这个任务，从中枢神经化学角度入手，系统研究针刺镇痛原理。他和同事们先后在194名正常人和患者身上开展试验，并详细观察记录针刺止痛的时空规律。1972年，韩济生首先阐明了针刺人体穴位引起镇痛的时间空间分布规律。1979年，他又进一步证实：改变穴位上电刺激的频率，可引起大脑释放出不同种类的神经肽。低频（2Hz）电针促进脑内释放β-内啡肽，主要在脑内发挥镇痛作用；频率为100Hz的高频电针可引起脊髓强啡肽的释放，并通过脊髓中的k受体完成镇痛作用；而脑腓肽则在脑和脊髓内都起作用。如果针刺时间太长，例如连续刺激超过2小时，可促使脑中产生出CCK等抗镇痛物质，来抵消阿片肽的作用。总体来说，针刺疗效的优劣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医生采用针刺手法的技巧和是否选好电针的参数，二是患者本人体内镇痛和抗镇痛两种力量的消长。
1979年夏天，韩济生受邀到美国国际疼痛学会学术会议做大会报告。当时51岁的韩济生还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做英文报告，主持人纽约大学赛门教授深深记住了这位中国学者，因为当时大陆中国人站到讲坛上做报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韩济生的报告英语流利、内容十分精彩，全场爆发出的掌声是该会1975年成立以来最长的。事后赛门教授还透露了一个小插曲，当时韩济生一上台，台下很多人一看是中国人做报告都纷纷离场，有些留下的人听了一点儿觉得不错，又呼朋引伴，把大家都叫了回来。从那时起至今，韩院士已受邀到2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所科研机构和国际会议，开展针灸镇痛的专题演讲206次，不遗余力将国粹——针灸镇痛的理念和原理传递到世界各国。
1985年，韩济生院士获得国际脑研究组织与美国神经科学基金会联合颁发的“杰出神经科学工作者奖学金”，并当选为瑞典隆德皇家学院国际院士。1987年之后的13年，韩济生连续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科研基金，进一步研究针刺镇痛原理。在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机制、中枢阿片肽与抗片肽相互作用机制方面，他的研究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这些原理的基础上，他研制出专利产品“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HANS）”，能有效镇痛、解痉和戒毒，今天仍广泛应用于治疗疼痛以及对海洛因成瘾的临床治疗上。在国内，韩济生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吴阶平医学奖，北京大学首届蔡元培奖等部委以上奖20余项。
1989年，韩济生任国际疼痛研究会（IASP）中国分会会长，1992年担任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理事会医学组长。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韩济生入选科技部“基于临床的针麻镇痛的基础研究”（973）首席科学家，目前还担任国家卫生计生委两项行业基金的顾问。 世界疼痛医学的中国印记
短短数年，我国乃至世界疼痛医学有了哪些新进展？据韩济生院士介绍，我国提出的几个新概念，对世界疼痛医学意义深远。
赞同疼痛是人体5大生命标志之一
将疼痛列入人体5大生命标志之一，无疑大大提升了疼痛医学的科学性和重要性。疼痛分为急性痛和慢性痛。急性痛有警示作用，它提示人们“你的身体有毛病了，要赶紧处理”，是一种有益的机体反应；而慢性痛本身可能就是一种疾病，它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是疼痛科医生主要处理的对象。
疼痛感受的更新
过去的观念认为，疼痛本身像一个电开关，开了就疼，不开就不疼，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其实，疼痛感受要接受中枢神经的调控，被各种因素影响，并不是一遇到外来刺激就感觉疼痛。中枢神经对疼痛有抑制和加强的功能，称为中枢神经的下行控制。正常的疼痛是来自外面的伤害导致，但如果已经处理了这些伤害，仍不断感到疼痛，甚至摸一摸、吹一吹都感到疼痛，这就称为中枢敏化，而这正是慢性痛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前治疗疼痛的方法就是注射麻醉药以阻断伤害信息传导，现在新的治疗理念则是加强中枢下行抑制性调控，以减少疼痛。
创建疼痛科的学术贡献
基础医学中的痛觉生理学、病理生理学专家与临床医学中的麻醉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骨科、康复科、风湿科医生组成疼痛科，这一新的学科以诊疗慢性痛为主要任务。中国和澳大利亚是全世界首先创建疼痛科的国家，不但提升了疼痛医学的学术地位，还使多学科得到了很好的融合。
电针仪器标准，不只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针刺镇痛不是阻断了疼痛信息的传导，而是激活下行抑制疼痛的机制，达到镇痛目的。这一治疗效果有其特定的神经化学机制作为物质基础，电针频率决定神经递质和神经肽的释放。从电生理学上说，针刺治疗可调整中枢兴奋性，降低对疼痛过高的敏感性，恢复人体内环境恒定，提高健康水平；也可解释为，人体里有加强疼痛和削弱疼痛两个机制，针刺的机制是提高抗痛的能力，降低对疼痛的敏感性，达到镇痛效果。
总体来说，针灸的主要作用原理是使人体从对疼痛过于敏感的“病态”，调回到正常状态，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扶正固本。针灸“扶正固本”的作用讲求把过于敏感的功能抑制下来，把不够敏感的功能调上来；太强的变弱，太弱的调强，这与西医的神经调控的意义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针灸的作用机制与神经调控机制有相同之处，可以相互结合。一谈到针灸，我们就会想到经络，目前“经络”这一概念还没有形成共识的解剖学基础，可能是包括神经、血管在内的一个综合体。如果确认神经系统在经络概念中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将针灸与神经调控相结合，就变得十分自然了。
2012年5月23日，在韩国召开的国际标准组织（ISO）中医药器材标准大会上，通过了由中国和加拿大共同完成电针仪功能方面ISO国际标准的决议，这也是中国针灸界对国际医学界的一大贡献。“在这方面，我国已经积累了40余年的经验，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一定能做出令世界瞩目的成就。”韩院士说。
带给世界的新学术贡献
韩院士还谈到了近几年我国疼痛医学取得的一些成绩。以前，红斑性肢痛症被认为是一种皮肤病，其实是一种疼痛病。患者每到夏天，皮肤发红、肿胀，产生剧烈灼热痛，热水或温度升高会加剧疼痛，用冰水冷却肢体为最有效的止痛方法。2003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世界上首次报道了原发性红斑肢痛症患者的疼痛致病基因——电压门控性钠离子通道（Nav1.7）α亚基SCN9A过高表达，使疼痛敏感性增强。通过这一研究，人们也得以了解另一种疾病——无痛症，正是这种钠离子通道不表达而导致。这一发现是我国对世界疼痛医学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另外，草乌甲素能抑制神经细胞处于开放状态下的电压门控性钠通道活性（Nav1.1，1.2……），椎间盘内注射亚甲蓝治疗椎间盘性腰痛价廉而有效等论文，一经世界疼痛医学杂志发表，均引起了广泛注意。
中国疼痛医学百废待举
“万事开头难，建立一个新学科谈何容易？虽然疼痛学科千头万绪，百废待举，但前景非常好。”韩院士发出感叹说。为帮助疼痛医学这棵“小树”快快成长，他呕心沥血地铺设着疼痛医学的“基石”。
除全力投入研究和争取创建学科的工作之外，1995年，韩济生还创办了期刊《中国疼痛医学杂志》，并先后出版了疼痛医学技术指导书——《临床诊疗指南-疼痛学分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疼痛学分册》，2014年这两本书将更新改版；他主编的《神经科学》里有关疼痛学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目前已是第3版。2012年，他和樊碧发主编的《疼痛学》一经问世，即成为我国疼痛学科主要的教科书。
疼痛学科未来要解决的疼痛问题还有哪些？韩院士告诉记者：癌痛的有效而无副作用的疗法尚待发现；顽固的神经病理性疼痛依然难治；此外，在进行某些医学检查时发生的疼痛有待控制，如胃镜、结肠镜等医学检查或干预时完全可以做到无痛；分娩疼痛已有可能大大减轻或完全消除；创造真正的“无痛医院”已经提上日程。疼痛科的未来发展模式是要建立以专业疼痛医师为主导，麻醉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康复科等多学科医师协同合作的疼痛联盟，来共同攻克慢性痛顽症。不管采用何种模式，其出发点都是想方设法为患者提供无痛而安全的医疗服务。韩院士还透露，北京大学医学部最近新设立的“疼痛医学中心”，把各个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的疼痛科力量汇集起来，从事临床与基础结合的医疗、科研、教学活动，齐心合力地提高为患者解除慢性痛的能力。
韩院士还表示，要真正实现疼痛学科的长远发展，人才培养问题至关重要。只有建立了强大的疼痛科、疼痛中心，才能担负起培育新生疼痛医师基地的职责。他语重心长地指出，“疼痛科医生必须了解，我们是做着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未来还有很多艰辛和困难等着我们，其中，做好与其他各科的协调工作很重要——比如我们与麻醉科的关系。临床麻醉科医生忙于手术，没有精力来治疗和管理糖尿病痛、带状疱疹痛等慢性疼痛问题；而且，有的疼痛治疗必须应用非常精准的影像学技术，需要有人去钻研。疼痛科跟康复科和神经内科等其他科室各有长处，可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前遇到顽固而难治的慢性痛，医生们束手无策，患者只能忍受疼痛，现在患者就能很方便地转到疼痛科进行诊治。一家医院解决不了某种痛症，医生还可以将患者转到其他医院，借助整个学科力量，努力为患者解决疼痛问题。”
韩院士最后寄语说，“我国疼痛医学开拓者的任务十分艰巨而光荣，未来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要完成，疼痛医学工作者要有不畏困难的创业精神，以感恩的心互相合作，发挥集体的力量，像骆驼队一样，踏着坚毅的步伐去开创未来，为患者免除疼痛的折磨倾尽全力！几十年来，我曾是队伍最前面的一只骆驼，现在我是最后的一只骆驼，但我还要跟着这支队伍走，奉献自己最后的力量！”
最早可追溯到1989年的中国疼痛学科，直到6年前才真正建科。
但努力的起点却始于半个世纪前。
20世纪60年代中期，韩院士即从事针灸镇痛原理的研究。数十载来，他潜心于疼痛学科的相关研究及建立发展，穷经皓首，终成大家。在国内，他呕心沥血，使疼痛学科成为独立学科并忝列临床科室，从无到有地创建了一门学科；在国际，他带领并团结了一群同道，勉力使中国疼痛学科声名远扬，获得了国际话语权，某些领域更走在了世界前列。
一个新临床科室艰难诞生
对于85岁高龄的韩济生院士来说，我国疼痛医学发展的每一个足印，都如同电影般历历在目，因为他曾亲身操持并见证着这一切。
1973年，美国外科专家约翰·博尼卡（John Bonica）建立国际疼痛学会（IASP）。1989年，IASP的分会中国疼痛学会（CASP）在北京成立。1992年，在CASP的基础上，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成立。2007年7月，原卫生部颁布227号文件——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疼痛科”诊疗科目。这一消息，让为之奋斗多年的韩济生和同行们欢喜雀跃。
同年9月，国际疼痛学会主席简森（Jensen）博士发来贺信说，中国做出了在主要医院建立疼痛科的重要决定，必将大大促进对慢性痛患者的治疗；在这一方面，中国已走在世界疼痛医学的前列，创新推进疼痛医学的发展，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贺电里也表示，我国的疼痛医学具有中国特色，应在推进世界疼痛医学发展方面做出贡献。
回顾疼痛科的建立历程，令韩济生深深感激的人可以列出一长串，最难忘的是吴阶平院士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当时韩济生正为疼痛学建科难而犯愁，吴院士对他说，我建泌尿外科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建议你动员医学界相关学科的院士一起呼吁，说明疼痛医学对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十分重要，疼痛顽症患者无处就医，所以有必要建立疼痛科。于是，韩济生给医学界多位院士发了传真，18名院士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联名呼吁建立疼痛学科。韩济生汇总了院士们的意见递到原卫生部，原卫生部领导接到联名信后很受震动，这对疼痛学建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韩启德副委员长也十分支持和关心疼痛医学，原卫生部医政司王羽司长亲自参加会议，听取各科专家们的建议和意见。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疼痛医学才得以建科。
2013年8月，在第七届北京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年会上，韩济生院士满怀信心地表示：“疼痛学科建科6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将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建立临床重点学科。这将是进一步提高我国疼痛学科水平，获得长远辉煌发展的一个历史性事件。”
解开针灸镇痛的科学谜团
当初，韩济生院士是如何与疼痛学科结下不解之缘的？
一切都从我国古老的针灸开始。
用针灸治病在我国已延续了几千年，但谁也说不清为何用针刺穴位就能治病。1965年，北京医学院的领导要求韩济生组建科研团队，着手从事针灸麻醉镇痛原理的研究。对针灸还十分陌生的韩济生接下了这个任务，从中枢神经化学角度入手，系统研究针刺镇痛原理。他和同事们先后在194名正常人和患者身上开展试验，并详细观察记录针刺止痛的时空规律。1972年，韩济生首先阐明了针刺人体穴位引起镇痛的时间空间分布规律。1979年，他又进一步证实：改变穴位上电刺激的频率，可引起大脑释放出不同种类的神经肽。低频（2Hz）电针促进脑内释放β-内啡肽，主要在脑内发挥镇痛作用；频率为100Hz的高频电针可引起脊髓强啡肽的释放，并通过脊髓中的k受体完成镇痛作用；而脑腓肽则在脑和脊髓内都起作用。如果针刺时间太长，例如连续刺激超过2小时，可促使脑中产生出CCK等抗镇痛物质，来抵消阿片肽的作用。总体来说，针刺疗效的优劣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医生采用针刺手法的技巧和是否选好电针的参数，二是患者本人体内镇痛和抗镇痛两种力量的消长。
1979年夏天，韩济生受邀到美国国际疼痛学会学术会议做大会报告。当时51岁的韩济生还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做英文报告，主持人纽约大学赛门教授深深记住了这位中国学者，因为当时大陆中国人站到讲坛上做报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韩济生的报告英语流利、内容十分精彩，全场爆发出的掌声是该会1975年成立以来最长的。事后赛门教授还透露了一个小插曲，当时韩济生一上台，台下很多人一看是中国人做报告都纷纷离场，有些留下的人听了一点儿觉得不错，又呼朋引伴，把大家都叫了回来。从那时起至今，韩院士已受邀到2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所科研机构和国际会议，开展针灸镇痛的专题演讲206次，不遗余力将国粹——针灸镇痛的理念和原理传递到世界各国。
1985年，韩济生院士获得国际脑研究组织与美国神经科学基金会联合颁发的“杰出神经科学工作者奖学金”，并当选为瑞典隆德皇家学院国际院士。1987年之后的13年，韩济生连续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科研基金，进一步研究针刺镇痛原理。在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机制、中枢阿片肽与抗片肽相互作用机制方面，他的研究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这些原理的基础上，他研制出专利产品“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HANS）”，能有效镇痛、解痉和戒毒，今天仍广泛应用于治疗疼痛以及对海洛因成瘾的临床治疗上。在国内，韩济生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吴阶平医学奖，北京大学首届蔡元培奖等部委以上奖20余项。
1989年，韩济生任国际疼痛研究会（IASP）中国分会会长，1992年担任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理事会医学组长。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韩济生入选科技部“基于临床的针麻镇痛的基础研究”（973）首席科学家，目前还担任国家卫生计生委两项行业基金的顾问。 世界疼痛医学的中国印记
短短数年，我国乃至世界疼痛医学有了哪些新进展？据韩济生院士介绍，我国提出的几个新概念，对世界疼痛医学意义深远。
赞同疼痛是人体5大生命标志之一
将疼痛列入人体5大生命标志之一，无疑大大提升了疼痛医学的科学性和重要性。疼痛分为急性痛和慢性痛。急性痛有警示作用，它提示人们“你的身体有毛病了，要赶紧处理”，是一种有益的机体反应；而慢性痛本身可能就是一种疾病，它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是疼痛科医生主要处理的对象。
疼痛感受的更新
过去的观念认为，疼痛本身像一个电开关，开了就疼，不开就不疼，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其实，疼痛感受要接受中枢神经的调控，被各种因素影响，并不是一遇到外来刺激就感觉疼痛。中枢神经对疼痛有抑制和加强的功能，称为中枢神经的下行控制。正常的疼痛是来自外面的伤害导致，但如果已经处理了这些伤害，仍不断感到疼痛，甚至摸一摸、吹一吹都感到疼痛，这就称为中枢敏化，而这正是慢性痛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前治疗疼痛的方法就是注射麻醉药以阻断伤害信息传导，现在新的治疗理念则是加强中枢下行抑制性调控，以减少疼痛。
创建疼痛科的学术贡献
基础医学中的痛觉生理学、病理生理学专家与临床医学中的麻醉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骨科、康复科、风湿科医生组成疼痛科，这一新的学科以诊疗慢性痛为主要任务。中国和澳大利亚是全世界首先创建疼痛科的国家，不但提升了疼痛医学的学术地位，还使多学科得到了很好的融合。
电针仪器标准，不只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针刺镇痛不是阻断了疼痛信息的传导，而是激活下行抑制疼痛的机制，达到镇痛目的。这一治疗效果有其特定的神经化学机制作为物质基础，电针频率决定神经递质和神经肽的释放。从电生理学上说，针刺治疗可调整中枢兴奋性，降低对疼痛过高的敏感性，恢复人体内环境恒定，提高健康水平；也可解释为，人体里有加强疼痛和削弱疼痛两个机制，针刺的机制是提高抗痛的能力，降低对疼痛的敏感性，达到镇痛效果。
总体来说，针灸的主要作用原理是使人体从对疼痛过于敏感的“病态”，调回到正常状态，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扶正固本。针灸“扶正固本”的作用讲求把过于敏感的功能抑制下来，把不够敏感的功能调上来；太强的变弱，太弱的调强，这与西医的神经调控的意义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针灸的作用机制与神经调控机制有相同之处，可以相互结合。一谈到针灸，我们就会想到经络，目前“经络”这一概念还没有形成共识的解剖学基础，可能是包括神经、血管在内的一个综合体。如果确认神经系统在经络概念中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将针灸与神经调控相结合，就变得十分自然了。
2012年5月23日，在韩国召开的国际标准组织（ISO）中医药器材标准大会上，通过了由中国和加拿大共同完成电针仪功能方面ISO国际标准的决议，这也是中国针灸界对国际医学界的一大贡献。“在这方面，我国已经积累了40余年的经验，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一定能做出令世界瞩目的成就。”韩院士说。
带给世界的新学术贡献
韩院士还谈到了近几年我国疼痛医学取得的一些成绩。以前，红斑性肢痛症被认为是一种皮肤病，其实是一种疼痛病。患者每到夏天，皮肤发红、肿胀，产生剧烈灼热痛，热水或温度升高会加剧疼痛，用冰水冷却肢体为最有效的止痛方法。2003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世界上首次报道了原发性红斑肢痛症患者的疼痛致病基因——电压门控性钠离子通道（Nav1.7）α亚基SCN9A过高表达，使疼痛敏感性增强。通过这一研究，人们也得以了解另一种疾病——无痛症，正是这种钠离子通道不表达而导致。这一发现是我国对世界疼痛医学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另外，草乌甲素能抑制神经细胞处于开放状态下的电压门控性钠通道活性（Nav1.1，1.2……），椎间盘内注射亚甲蓝治疗椎间盘性腰痛价廉而有效等论文，一经世界疼痛医学杂志发表，均引起了广泛注意。
中国疼痛医学百废待举
“万事开头难，建立一个新学科谈何容易？虽然疼痛学科千头万绪，百废待举，但前景非常好。”韩院士发出感叹说。为帮助疼痛医学这棵“小树”快快成长，他呕心沥血地铺设着疼痛医学的“基石”。
除全力投入研究和争取创建学科的工作之外，1995年，韩济生还创办了期刊《中国疼痛医学杂志》，并先后出版了疼痛医学技术指导书——《临床诊疗指南-疼痛学分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疼痛学分册》，2014年这两本书将更新改版；他主编的《神经科学》里有关疼痛学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目前已是第3版。2012年，他和樊碧发主编的《疼痛学》一经问世，即成为我国疼痛学科主要的教科书。
疼痛学科未来要解决的疼痛问题还有哪些？韩院士告诉记者：癌痛的有效而无副作用的疗法尚待发现；顽固的神经病理性疼痛依然难治；此外，在进行某些医学检查时发生的疼痛有待控制，如胃镜、结肠镜等医学检查或干预时完全可以做到无痛；分娩疼痛已有可能大大减轻或完全消除；创造真正的“无痛医院”已经提上日程。疼痛科的未来发展模式是要建立以专业疼痛医师为主导，麻醉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康复科等多学科医师协同合作的疼痛联盟，来共同攻克慢性痛顽症。不管采用何种模式，其出发点都是想方设法为患者提供无痛而安全的医疗服务。韩院士还透露，北京大学医学部最近新设立的“疼痛医学中心”，把各个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的疼痛科力量汇集起来，从事临床与基础结合的医疗、科研、教学活动，齐心合力地提高为患者解除慢性痛的能力。
韩院士还表示，要真正实现疼痛学科的长远发展，人才培养问题至关重要。只有建立了强大的疼痛科、疼痛中心，才能担负起培育新生疼痛医师基地的职责。他语重心长地指出，“疼痛科医生必须了解，我们是做着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未来还有很多艰辛和困难等着我们，其中，做好与其他各科的协调工作很重要——比如我们与麻醉科的关系。临床麻醉科医生忙于手术，没有精力来治疗和管理糖尿病痛、带状疱疹痛等慢性疼痛问题；而且，有的疼痛治疗必须应用非常精准的影像学技术，需要有人去钻研。疼痛科跟康复科和神经内科等其他科室各有长处，可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前遇到顽固而难治的慢性痛，医生们束手无策，患者只能忍受疼痛，现在患者就能很方便地转到疼痛科进行诊治。一家医院解决不了某种痛症，医生还可以将患者转到其他医院，借助整个学科力量，努力为患者解决疼痛问题。”
韩院士最后寄语说，“我国疼痛医学开拓者的任务十分艰巨而光荣，未来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要完成，疼痛医学工作者要有不畏困难的创业精神，以感恩的心互相合作，发挥集体的力量，像骆驼队一样，踏着坚毅的步伐去开创未来，为患者免除疼痛的折磨倾尽全力！几十年来，我曾是队伍最前面的一只骆驼，现在我是最后的一只骆驼，但我还要跟着这支队伍走，奉献自己最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