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是就中国对日本的统一战略而言的，具体到红军的对日作战，则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会上还说明，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
　　1927年的血的教训，决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会再像上一次一样，对保持独立性不坚定，处处受制于人。蒋介石是全国的领袖，是抗战的最高统帅，这一点共产党是承认的，这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的前提之一。但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强调，换了国民党军的帽子，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国民党的方针是一方面限制我们，一方面破坏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谈判中，毛泽东坚决争取军事上的独立性，对日本作战独立自主，战役战术独立自主。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深知，合作是靠斗争来推动的，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和与争是对立统一的。在谈判中，毛泽东坚决争取军事上的独立性，对日本作战独立自主，战役战术独立自主。
　　毛泽东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形成一种军事上的分工。此时，国民党有300万军队，而共产党3个师不过几万人，国民党军队习惯于正规阵地战，而共产党军队擅长游击战，这就为双方的分工奠定了基础。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 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共双方正是按照这一分工紧密配合。国民党在前线对抗，共产党在敌后袭扰。敌后游击战让日军不得安宁，牵制了其兵力，也让它的后勤补给和交通路线时时处于攻击威胁之下。
　　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又通过写文章的方式，把他过去娴熟运用的游击战战术原则，更加完善起来，生动形象地向八路军传授。“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方法。”“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
　　游击战很快就收到效果。
　　淞沪会战鏖战正酣的时候，9月12日，华北日军攻下大同，进逼太原。日军试图从平型关抄阎锡山晋绥军的后路，林彪用八路军115师的三个团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的山地埋伏，歼灭日军1000余人。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次重要的胜利，蒋介石为此通电嘉奖。
　　这一战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尽管伏击对象是日军辎重部队，但此战中八路军与日军伤亡数的比例为2∶5，与正面战场上动辄10∶1相比，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持久战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为重要的一篇军事论著，冷静而深刻地指明了战争的整个趋势和发展过程。 　　在根据演讲稿整理出来的文章中，毛泽东一开头就挑明，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但中国也无法速胜，这是一场持久战。
　　在持久战这一基本判断之上，毛泽东分析了战争的具体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也可以称为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在第一阶段，敌人在正面战场猛烈进攻，后方空虚，游击战争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讲演的时候，战争就处于第一个阶段。
　　毛泽东预测，在这一阶段的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
　　转到第二阶段后，敌人为了“保守占领地”，将“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國人民身上尽量搜刮东西”。这个时候敌人将会遇到顽强的游击战争，辅之以运动战，因为在第一阶段游击战争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
　　第二阶段是这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如果在这个阶段能够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争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这一阶段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把战争推入中国的战略反攻阶段，即第三阶段。
　　那么持久战获胜的关键是什么呢？
　　“兵民是胜利之本。”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的根源，存在与民众之中”，如能动员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但毛泽东提出持久战思想，恰恰是因为基于物的对比。平津失守之后，他意识到了日本军队的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前期失败是必然的，但我们有广大的战略纵深，可以在时间推移中拖垮敌人。
　　国民党将领白崇禧读完《论持久战》后，把它的精神概括为一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斗争与合作是两个方面，“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长期合作就需要长期斗争来保证”。斗争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这个时期，中共虽然屡遭打击，但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赢得了中间派人士的支持。
　　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邹韬奋、李幼椿、张申府、史良、章伯钧、陶行知这些民主党派或社会活动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就从这个时期开始，越发地同情共产党。
　　陶行知先生就说，反共是世界侵略者的口号，是敌寇惯喊的口号，同时是汪逆叛徒正在用的口号。

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斗争与合作是两个方面，“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长期合作就需要长期斗争来保证”。

　　“反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就是今天所谓的“政治正确”，国民党、日本人、汪伪政权、伪满洲帝国都各自以反共自我标榜，寻求同盟者，或者用共产党来威胁对手。共产党是被妖魔化的，但在抗日战争中，启动了一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过程。
　　许多原本和共产党有芥蒂的名流，在民族大义面前，逐步转向了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的人心尽失，从在抗战相持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抗战时期最大的反共事件—“皖南事变”。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7个师约8万余人，伏击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仅有两三千人突围，其余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