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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君（丰子恺）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1963年，在给某香港作家的信中，周作人对丰子恺极尽挖苦之能事。
其实，周作人早年曾撰文称赞丰子恺的漫画。丰子恺成名，源于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报》的最早推重，而周作人正是该会的精神领袖。周作人不满，皆因丰子恺曾为《儿童杂事诗》配图。
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汉奸罪被逮捕，初被判死刑，后改为15年，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万分痛苦中，以写《儿童杂事诗》自遣。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周作人重获自由，为解决生活困难，将这批诗卖与《亦报》，《亦报》请丰子恺配漫画后刊载，轰动一时。为周作人的诗配图，丰子恺冒了不小的政治风险，本有帮衬之意，为何周作人不感恩，反而恶语相向？丰子恺究竟怎么惹着周作人了？
丰子恺自幼好美术，1914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时，李叔同在此任美术教师。李叔同重视西洋素描绘画的严格训练，令丰子恺大开眼界，此后两年，丰子恺几乎放弃了其他所有学科，专攻绘画。1919年夏毕业时，丰子恺因成绩不佳，工作无着落，又不愿回故乡小学任教，便跟着两位学长到上海开美术学校，教西洋画。对这段从教经历，丰子恺自嘲为“卖野人头”（指用假货欺骗别人）。随着大批留日美术生回国，靠劣质翻印品来了解西洋画的丰子恺自觉难再维持。
一次，丰子恺布置学生画静物，以青皮橘子为标本，却触发了他的伤感：“我自己犹似一只半生半熟的橘子，现在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家当作习画标本了”。他下决心要当“留洋美术家”。最终，母亲变卖了部分家产，加上岳父资助，1921年春，丰子恺来到日本。
到了日本，丰子恺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西洋画，才发现自己竞差得这么多，而好不容易搞来的那点钱，只够在日本待十个月。丰子恺异常灰心，常常逃课。于迷茫与焦虑中，丰子恺在一家旧书店意外发现了竹久梦二的画集。竹久梦二是一位业余画家，擅长用漫画表达朦胧的伤感，技法洗练，浅白易懂，却别有一番滋味。虽不被主流接纳，却深受普通民众喜爱。丰子恺看后，感到这是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一方面，竹久梦二式的画重在创意，对技法要求不高；另一方面，放弃油彩与画布，转向纸墨，易被东方人接受。
丰子恺原本不太熟悉国画，但清末画家曾衍东给他以启迪。曾衍东一生蹉跎于官场，漂泊困顿，晚年竟以卖画为生。他喜画人物，用笔自由，作品饱含幽默。在中国，曾衍东寂寂无闻，在日本却很有名气。从曾衍东的画中，丰子恺发现，笔墨不必恪守前人定则。
回国后，丰子恺一边教书，一边尝试竹久梦二式的画风。1925年，经朱自清推荐，丰子恺得到《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的重视，《文学周报》辟出专栏，定期发表丰子恺的作品。1926年，由丰子恺画插图的俞平伯的诗集《忆》出版，在文化界引起轰动。周作人撰文说：“这种插画在中国也是不常见的……中国有没有这种漫画，我们外行人不能乱说，在我却未曾见到过，因此对于丰君的画不能不感到多大的兴趣了。”文中“多大的兴趣”，即“很大的兴趣”。
“抗战”爆发后，周作人附逆，舆论哗然，携家南逃的丰子恺还为周作人辩护，认为：“周先生附逆不见得确实，不过因为他是个文人，易受攻击罢了。”
1939年年底，看到丰子恺出版的《漫画阿Q正传》，周作人感到很不满意，认为远不如另一人画的阿Q好，便在媒体上发文批评，说：“丰君的画从前似出于竹久梦二，后来渐益浮滑。”周作人说丰子恺“浮滑”，意指丰子恺知名度提高后，开始卖画，为满足用户需求，不得不在画面上添加他并不擅长的山水，且多设色，与早期相比，此时作品创造力下降，偏向甜俗。周作人的批评有些道理，但文章发在敌占区的媒体上，丰子恺可能没看到。
到了1950年2月，《亦报》发表了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署名为“东郭生”，丰子恺此时已甚少作画，碍于旧情，勉力为之配图，但他的配图常背离原诗。比如“荸荠甘蔗一筐盛，梅子樱桃赤间青。更有杨梅夸紫艳，输它娇美水红菱”，丰子恺画的却是豌豆与樱桃，并自配白朴诗句“樱桃豌豆分儿女，草草春风又一年”。再比如“瓜皮满地绿沉沉，桂树中庭有午荫。蹑足低头忙奔走，捉来几许活苍蝇”，诗中明明说的是桂树，他却画成芭蕉。
如事先沟通，这本是小问题，但这个“合作”事先未征求周作人意见，周成名早，长年以文坛领袖自居，此时山穷水尽，对人情冷暖极敏感。《亦报》发表《儿童杂事诗》时，丰子恺配图所占面积大，周作人的诗占面积很小，俨然成了周作人在给丰子恺的画配诗。周作人一直瞧不起丰子恺这类“海派”文人，对此难免耿耿于怀。
1950年后，周作人埋头翻译，全靠每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的200元稿费生活，因家中开销大，四处哭穷，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预支稿费提到400元，他仍不够用。1962年，他甚至将个人日记作价1800元卖给鲁迅博物馆。而1952年后，丰子恺先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要职，风光一时。在落差面前，周作人心态有些失衡。
1961年12月，丰子恺开始翻译《源氏物语》，这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工程。出版社先是交给钱稻孙译，但钱稻孙译得太慢，出版社只好换成丰子恺，却让周作人校記。对于这一安排，周作人当然不服气，在《源氏物语》上，周作人曾下过苦功夫，学了古日语，在他看来，只在日本“游学”十个月的丰子恺没有译此书的资格。拿到丰子恺的译稿后，周作人发现用的是明清小说式的语言，而非文言，立即表示应彻底扔掉，在给某作家的信中，周作人甚至说：“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
为翻译《源氏物语》，丰子恺曾登门拜访周作人，双方一生中的直接接触似乎只有这一次，但这次拜访也未能消除周作人的偏见。
编辑/冰如
其实，周作人早年曾撰文称赞丰子恺的漫画。丰子恺成名，源于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报》的最早推重，而周作人正是该会的精神领袖。周作人不满，皆因丰子恺曾为《儿童杂事诗》配图。
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汉奸罪被逮捕，初被判死刑，后改为15年，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万分痛苦中，以写《儿童杂事诗》自遣。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周作人重获自由，为解决生活困难，将这批诗卖与《亦报》，《亦报》请丰子恺配漫画后刊载，轰动一时。为周作人的诗配图，丰子恺冒了不小的政治风险，本有帮衬之意，为何周作人不感恩，反而恶语相向？丰子恺究竟怎么惹着周作人了？
丰子恺自幼好美术，1914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时，李叔同在此任美术教师。李叔同重视西洋素描绘画的严格训练，令丰子恺大开眼界，此后两年，丰子恺几乎放弃了其他所有学科，专攻绘画。1919年夏毕业时，丰子恺因成绩不佳，工作无着落，又不愿回故乡小学任教，便跟着两位学长到上海开美术学校，教西洋画。对这段从教经历，丰子恺自嘲为“卖野人头”（指用假货欺骗别人）。随着大批留日美术生回国，靠劣质翻印品来了解西洋画的丰子恺自觉难再维持。
一次，丰子恺布置学生画静物，以青皮橘子为标本，却触发了他的伤感：“我自己犹似一只半生半熟的橘子，现在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家当作习画标本了”。他下决心要当“留洋美术家”。最终，母亲变卖了部分家产，加上岳父资助，1921年春，丰子恺来到日本。
到了日本，丰子恺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西洋画，才发现自己竞差得这么多，而好不容易搞来的那点钱，只够在日本待十个月。丰子恺异常灰心，常常逃课。于迷茫与焦虑中，丰子恺在一家旧书店意外发现了竹久梦二的画集。竹久梦二是一位业余画家，擅长用漫画表达朦胧的伤感，技法洗练，浅白易懂，却别有一番滋味。虽不被主流接纳，却深受普通民众喜爱。丰子恺看后，感到这是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一方面，竹久梦二式的画重在创意，对技法要求不高；另一方面，放弃油彩与画布，转向纸墨，易被东方人接受。
丰子恺原本不太熟悉国画，但清末画家曾衍东给他以启迪。曾衍东一生蹉跎于官场，漂泊困顿，晚年竟以卖画为生。他喜画人物，用笔自由，作品饱含幽默。在中国，曾衍东寂寂无闻，在日本却很有名气。从曾衍东的画中，丰子恺发现，笔墨不必恪守前人定则。
回国后，丰子恺一边教书，一边尝试竹久梦二式的画风。1925年，经朱自清推荐，丰子恺得到《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的重视，《文学周报》辟出专栏，定期发表丰子恺的作品。1926年，由丰子恺画插图的俞平伯的诗集《忆》出版，在文化界引起轰动。周作人撰文说：“这种插画在中国也是不常见的……中国有没有这种漫画，我们外行人不能乱说，在我却未曾见到过，因此对于丰君的画不能不感到多大的兴趣了。”文中“多大的兴趣”，即“很大的兴趣”。
“抗战”爆发后，周作人附逆，舆论哗然，携家南逃的丰子恺还为周作人辩护，认为：“周先生附逆不见得确实，不过因为他是个文人，易受攻击罢了。”
1939年年底，看到丰子恺出版的《漫画阿Q正传》，周作人感到很不满意，认为远不如另一人画的阿Q好，便在媒体上发文批评，说：“丰君的画从前似出于竹久梦二，后来渐益浮滑。”周作人说丰子恺“浮滑”，意指丰子恺知名度提高后，开始卖画，为满足用户需求，不得不在画面上添加他并不擅长的山水，且多设色，与早期相比，此时作品创造力下降，偏向甜俗。周作人的批评有些道理，但文章发在敌占区的媒体上，丰子恺可能没看到。
到了1950年2月，《亦报》发表了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署名为“东郭生”，丰子恺此时已甚少作画，碍于旧情，勉力为之配图，但他的配图常背离原诗。比如“荸荠甘蔗一筐盛，梅子樱桃赤间青。更有杨梅夸紫艳，输它娇美水红菱”，丰子恺画的却是豌豆与樱桃，并自配白朴诗句“樱桃豌豆分儿女，草草春风又一年”。再比如“瓜皮满地绿沉沉，桂树中庭有午荫。蹑足低头忙奔走，捉来几许活苍蝇”，诗中明明说的是桂树，他却画成芭蕉。
如事先沟通，这本是小问题，但这个“合作”事先未征求周作人意见，周成名早，长年以文坛领袖自居，此时山穷水尽，对人情冷暖极敏感。《亦报》发表《儿童杂事诗》时，丰子恺配图所占面积大，周作人的诗占面积很小，俨然成了周作人在给丰子恺的画配诗。周作人一直瞧不起丰子恺这类“海派”文人，对此难免耿耿于怀。
1950年后，周作人埋头翻译，全靠每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的200元稿费生活，因家中开销大，四处哭穷，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预支稿费提到400元，他仍不够用。1962年，他甚至将个人日记作价1800元卖给鲁迅博物馆。而1952年后，丰子恺先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要职，风光一时。在落差面前，周作人心态有些失衡。
1961年12月，丰子恺开始翻译《源氏物语》，这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工程。出版社先是交给钱稻孙译，但钱稻孙译得太慢，出版社只好换成丰子恺，却让周作人校記。对于这一安排，周作人当然不服气，在《源氏物语》上，周作人曾下过苦功夫，学了古日语，在他看来，只在日本“游学”十个月的丰子恺没有译此书的资格。拿到丰子恺的译稿后，周作人发现用的是明清小说式的语言，而非文言，立即表示应彻底扔掉，在给某作家的信中，周作人甚至说：“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
为翻译《源氏物语》，丰子恺曾登门拜访周作人，双方一生中的直接接触似乎只有这一次，但这次拜访也未能消除周作人的偏见。
编辑/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