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夜的飞行，疲惫的我坐在驶往利马市中心的车上。早高峰的车流开始聚集起来，争先恐后地前行，不时有路人熟练而敏捷地穿越马路。
　　路边的房子高高低低，很多屋顶上还支着钢筋混凝土，看上去好像是未完成的工程。这是当地人利用法规漏洞躲避地产税的普遍做法。如果是一个明媚的好天气，这样的景象也许可以称作“未来可期”，然而在这阴冷的铅灰色天空下，它们却显得有些颓唐。

与防暴警察合影

　　主广场是利马老城的中心，旧称武器广场。1535年，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皮萨罗，就是在这里宣布建立利马市、成立总督府的。此后近两个世纪里，利马一直是西班牙在南美殖民统治的中心。这座不大的广场，见证了从南美第一场斗牛赛到秘鲁宣布独立的众多历史事件，也经历了大地震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主广场呈四方形，以一座1650年建立的铜喷泉为中心，放射出多条人行道与环绕广场的道路相连。一路相隔的是总统府、市政厅、利马大教堂、主教宫等重量级建筑，更外围的是建城时规划的棋盘式街区，像一张大网覆盖了整座城市。
　　到达主广场时还不到10时，本是一个繁忙工作日的开始，但在这个如心脏一般重要、如中枢神经系统一般通达的地方，时间却仿佛停了下来。车流稀疏，行人寥寥，要不是还能听到汽车鸣笛，我甚至有些恍惚地以为广场被屏蔽在尘嚣之外了。
　　这感觉有点怪异。利马既是首都又是沿海经济发达城市，拥有约800万人，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4。它的主广场应该熙熙攘攘、人来车往，才显得更正常吧？
　　环顾四周，我注意到广场上站着一排头戴钢盔、手持盾牌的武装防暴警察。联想到广场上不同寻常的冷清，我连忙请教同行的秘鲁华侨小陈。原来，不远的国会正发生着一件大事—是否解散国会的决定，将直接影响秘鲁的政局稳定。主广场上布置防暴警察以戒备可能发生的动荡，也间接促使当地人尽量避开了这个区域。
　　虽然此时只有11名警察，但个个荷枪实弹，释放着“闲杂人等请勿靠近”的气场。我犹豫地问小陈可不可以给他们拍照，不料回答很肯定，还加了一句“合影都可以”。于是，我便有了生平第一张与一队执勤防暴警察的合影。

　　在利马过马路，即便是主广场这样的核心地带，也不必太“拘泥”于斑马线和红绿灯。

　　虽然他们不会像普通人一样回应你的“Hola”（西班牙语“你好”），更不会在镜头前做出放松的姿态，但微微的点头致意、不自覺露出的微笑，一下子让这个有些阴冷的早晨升温了！对于远渡重洋、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样不期而至的回应更暖心呢？
　　在利马过马路，即便是主广场这样的核心地带，也不必太“拘泥”于斑马线和红绿灯;身手敏捷、眼观六路才是最重要的。入乡随俗，我内心忐忑地横穿马路，来到对面的利马大教堂。
　　这座教堂的历史和利马一样悠久，据说当年开工时的第一块木料，还是由皮萨罗亲自扛上去的。它自建设之初就命运多舛，时断时续花费近百年才完工，建成后至少遭遇过两次毁灭性的大地震。现在看到的西班牙风格巴洛克式建筑，有很大部分是20世纪修复重建的。
　　利马大教堂内既有富丽的殿堂，也有沉闷的地下墓穴。皮萨罗的棺椁，安放在一个精致的礼拜堂内。当年皮萨罗对印第安人巧取豪夺，手段血腥，不得善终。对于这么一个既是侵略者又是缔造者的人物，秘鲁人的内心十分纠结。
　　最终，皮萨罗的遗骨还是安放在了大教堂内，而他那尊差点儿被丢弃的青铜雕像，也在利马的城墙遗址公园找到了栖身之所。

干一杯印加可乐

　　唐人街离主广场不远，一路走来明显感到人流越来越密集，尤其是经过菜市场和步行街时，总算感觉到了市井烟火气。唐人街的路面中央，铺着十二生肖的花砖，修葺一新的仿古商亭点缀在两侧。瓷器、摆件、糖果……一片花团锦簇。外墙刷得大红大绿，喜气洋洋像是一幅年画。
　　在众多餐馆的招牌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写的“CHIFA”，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19世纪40年代，华人劳工来到秘鲁垦荒、修路、开采鸟粪，很多人在合约期满后选择留下，开个杂货店或经营一家小餐馆。

　　烤豚鼠对于秘鲁人餐桌的意义，相当于烤鸭之于北京或是烤全羊之于内蒙古。

　　中国菜就这么在秘鲁安家落户，并且结合当地人的口味，最终自成一派。CHIFA这个发音明显来自粤语的“吃饭”，也成了遍布秘鲁的中餐馆标志，远比五花八门的“峨眉”“龙凤”更加深入人心。
　　CHIFA也许不能满足一颗纯粹的中国胃，但缓解一下“相思之情”还是可以的。何况，CHIFA花样繁多，也能领略些许当地特色。
　　去秘鲁之前就听闻“印加可乐”的大名，这顿午餐的饮料自然非它莫属。当一瓶印加可乐摆在面前时，感觉无比亲切，因为它长得太像从小喝到大的北冰洋汽水了！不仅外包装相似，更奇妙的是，以当地野生路易萨草为原料的印加可乐，颜色金黄清亮，和以橘子为原料的北京老字号几乎一模一样。喝上一口，甘甜中透着清冽，连味道都是相通的。
　　短短两三个小时，区区几公里的方圆，原本阴冷的利马逐渐在点滴的细节中升温，到了唐人街就已经相当热乎了。

最后的晚餐“烤豚鼠”

　　以主广场为核心的利马老城，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利马大教堂当然是众多殖民时期建筑中地位最尊崇的一个，然而若论“内在美”，它却比不过圣方济各修道院。

　　圣方济各修道院的开工时间与大教堂相近，命运也是一波三折，相隔百年的两次大地震使其损坏严重。1672年由葡萄牙建筑师主持的重建工程完成后，修道院成功扛过了此后大大小小的地震，因而保留了不少17世纪的原作。
　　修道院里最美的，是环绕一座四方形花园的回廊。白色带赭红线条的拱顶廊柱，内墙墙裙上贴满了17世纪来自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瓷砖，五颜六色随着线条回旋往复，组成繁复而优雅的图案。而天花板的样式竟类似中国古建筑的藻井，木料拼接的方式与榫卯如出一辙，更平添了几分亲切。
　　修道院里最壮观的是图书馆。灯光幽暗，两本巨大的古书放在入口的陈列架上，发黄的书页翻开，像两扇通往文明与知识的大门。超过3万部包括首版和孤本在內的真皮古籍、羊皮纸卷，排列在高达天花板的书架上。一切还是几百年前的样子，仿佛僧侣正缓步走下旋转阶梯，坐到书桌旁，小心翼翼地翻开刚刚找到的那本书……
　　修道院里最有趣的景观，是一幅17世纪的《最后的晚餐》。乍一看并无特别之处，无非是又一位画家对那个著名场景的再一次想象，怎么也不会超越达·芬奇。可在修道院向导的点拨下，我恍然大悟—餐桌中央的那道主菜，竟是秘鲁名菜“烤豚鼠”！
　　烤豚鼠对于秘鲁人餐桌的意义，相当于烤鸭之于北京或是烤全羊之于内蒙古，有着“无鼠不成席”的崇高地位。据考证，豚鼠早在5000年前就被秘鲁先民驯化了，殖民时期也曾有用上千只豚鼠祭祀的记载，现在安第斯山区的村庄里还有饲养豚鼠的习惯。
　　踏进农户的厨房，叽叽喳喳的豚鼠满地跑。一把草料伸过去，毛茸茸、圆滚滚的身子立刻凑了过来，粉红的三瓣嘴使劲拽着草秆。有过一次喂豚鼠的经历，我就断了尝试这道名菜的念头，却没想到它竟被端上了“最后的晚餐”。
　　圣方济各修道院是利马老城的精华，但也仅代表了利马建城后的一段辉煌，距今还不到500年。如果去逛逛充满浩瀚印第安文明的各类博物馆，再去看看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胡亚卡普拉纳遗址，最后留在遗址所处的观花区（即利马最繁华的商业区），围观一下时尚人群在海滨如何打发闲暇时光，你一定会感叹这座城市竟如此“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