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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严歌苓的小说《雌性的草地》为阐发文本，探究作品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展现的有关精神、肉体以及灵与肉交融的身体叙事伦理意义。
关键词：身体伦理；精神追求者；伦理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56-02
西蒙·波伏娃以一本《第二性》，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所显示的男女性别差异。严歌苓却说：“女性从来不是第二性……我们中国人懂得太极中的辩证法，就明白阴阳的互存互动关系，就不会提出第二性之说。”[1]在《雌性的草地》这个看上去很有女性气息的作品中描写了一群基本上失去了女性特征的牧马班姑娘。当叙述者借文本中一位人物之口发出“男女都一样，怎么恋爱呢”[2]217这样的疑问之时，严歌苓所强调的阴阳互存互动关系已然遭到了破坏。在这片女子牧马班坚守的草地上，她们像没有生命或者静止的东西，甚至女子牧马班推选的所有马都落选了。她们过着男人都难以忍受的生活，结果都灰溜溜的。当最后所有的一切因为时代的变迁都统统被否定的时候，怀揣梦想的姑娘们几近失去了雌性特征，本来生机盎然的草地上也是一片荒凉。这本《雌性的草地》给我们带来的叙事伦理震撼是一个很传统的灵与肉的话题——身体叙事伦理。
《雌性的草地》“读起来很辛苦”的重要原因就是严歌苓写出了性与爱在特定境遇下在普遍伦常中纠缠不清的关系：“灵魂的自净和肉体的向往相互交织，情欲与伦常、肉欲与爱情之间的斗争则不可避免。”[3]《雌性的草地》中一群牧马姑娘都是青春萌动期的少女，这些成长中的少女遭遇了文革的极致环境，性更多的是处于压抑的状态，时代对性本能进而对人性的压抑是这个时期文本的主题之一，严歌苓更是从多种角度阐发了这个主题的意义。在严歌苓的文革记忆中，性爱是极不纯净的，与爱情是对立的，女人在成长过程中注定要经历情欲与爱情的纠葛，这期间是很难达到性与爱的和谐统一的。而这群牧马姑娘就是在对不洁的性的压抑中走向了人性的扭曲。
一、纯粹的精神追求者——沈红霞
沈红霞摒弃了作为一个正常的女性所拥有的性爱意识，把自己的爱转移到了那匹代表雄性之美的红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沈红霞驯马时的激烈场面， 那是一次次体力上的搏杀和精神上的对峙，以及无声状态下的巨大交流。暗潮汹涌中，人与马在心灵上取得一致，其所爆发的快乐情感是与任何“理想”无关的。当一人一马在沼泽地中互相扶持，坚守彼此，我们感受到了人与动物之间所共有的生命情感。正是在人与马的关系上，沈红霞展示了压抑许久的爱的情感，因有了女性的温柔而人性化。只可惜这样的关系没有持续很久，人们以一个近乎残酷的理由将骄傲的红马阉割了，红马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人们亲手阉割了它最原始的欲望和力量，也斩断了人与马之间的美好感情，这点感情甚至是沈红霞作为人所仅有的。非常环境中的行为不仅可以折射出人格的秘密，也可以洞察作家的道德伦理倾向，透视作家的文化立场选择。沈红霞完全消退了“雌性”特征，仅仅作为“时代”和“理想”的卫道士存在着。沈红霞作为那个特殊的年代精神的“丰碑”，是严歌苓对那个时代的客观叙述的同时也代表了某种潜在的伦理判断。
二、变态的肉体满足经历者——老杜
沈红霞扼杀了自己的人性，也用各种方式压制着别人的人性，在这扭曲的人性之中令人印象尤深的是杜蔚蔚。文中是这样描述杜蔚蔚的：“这是个丑姑娘”，文中不止一次这样提及杜蔚蔚，也就是老杜，叫她老杜，是因为她有张比实际年龄大了很多的脸。有好多次，老杜被战友们称作是驴，如大家将水泥碑抬回帐篷又抬离帐篷时，老杜因为走神，就有人说：“老杜你个懒驴，不用力抬，重量全压倒别人身上。”老杜又是害怕驴的，这种害怕超过草原给她的那种寂静中的哀嚎的感受，那种静默式的让老杜害怕的场面每每出现，那头驴都会随之出现。后来老杜将柯丹作为了性幻想对象，纠缠着柯丹。柯丹对她骂道：“妈的，你比驴皮阿胶还粘手！”在很明显的一次描写老杜借助极不合适的马鞍来释放性压抑的时候，描写到了那头驴。起初，柯丹以为是驴惊了马，但反而似乎是老杜骑的马，惊了那头驴，文中是这样描写的：“驴一点也没侵犯谁的意思，相反，长极的脸带着点苦闷，还有些惨相。它一次次从草原里慢慢抬头，每抬一次，她们都感到它走进了许多，实际上它原地未动，身体始终在草垛后面。”[2]150杜蔚蔚仿佛有受虐的渴望。青春的躁动、合理的生命欲望得不到释放，自己又长得丑，她只能用自虐的方式满足自己，她把自己的马鞍弄得不合适，使自己的腿不舒服，以致出血，享受痛的快感。其间夹杂着她通过与班长柯丹激烈的身体接触获得的某种隐秘的性满足，那张时时出现的长驴脸就是她不正常情欲的外化。因为灵魂上的无所依傍，青春的欲望难以释放，老杜选择了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自然权利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伦理其实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在世态度吗？
三、“赫拉克勒斯”——小点儿站在了“轻逸”与“沉重”的十字路口上
古希腊“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面对的是卡吉娅和阿蕾特身体的轻逸和沉重。选择前者就与邪恶淫荡相连； 选择后者就成就了自身的美德、美好，同样可以带来身体的快乐、幸福，结果却是如此天差地别。经现代启蒙之后，“十字路口上的托马斯”既选择了萨宾娜身体的轻逸又选择了特蕾莎身体的沉重。而小点儿最终无疑是选择了“轻逸”。
小点儿因与其姑父的有悖伦常的关系得到了身体快慰的同时灵魂却总是难以得到平静，这一切反复煎熬所带来的伦理挣扎的“沉重”都让小点儿想要逃离。严歌苓在小说开篇就凸显了小点儿因与其“姑父”之间乱伦的肉体之欲难受重负进而不堪出走的场景：
他伸出一双胳膊，她看出他想干什么，忙又叫：“姑父！”
他知道再也留不住她。他们对自己隐瞒彼此间的真实关系，被她就此道破。很大很大的草地，一下子就没了她。于是，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潜入了草地，背向她的退路，背向她的历史[6]3。
由此可见，小点儿的出走是为了达到灵魂上的自净，摆脱以往的肮脏，背离她以往的历史，追求一种“轻逸”。为了自净，她选择了女子牧马班，接着遇到了骑兵连长，萌生了真正的处女式的纯洁情愫；最后在一场大火里实现了对圣洁的回归，达到了那种如烟的“轻逸”。严歌苓说过：“我从不将‘死’乱施于人，我认为此人物美得不能再美，必须用‘死’才能把这美推向一个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高潮，让我自己的情感在此趋向饱和，我才舍得赋予他（她）‘死’的奇异光环。”[4]从对小点儿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在女性文本呈现了‘指控式’感性外观后，针对女性解放自身的欲望，女性文本也呈现了或者说是转向了对‘我者’内部世界‘自省式’的理性内视。”[5]当身体不再沉重，灵魂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栖身之处，所以，小点儿与骑兵连长的相逢恢复了灵魂的感觉。小点儿与赫拉克勒斯做了同样的选择。 严歌苓在《性与文学—为芝加哥华人写作协会所做的一场演讲》中一再申明，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已不可能避开“性”这个生命现象而单纯求得“爱”这个精神现象，因此严歌苓小说中的“性爱”书写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我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把爱情和性爱堪称两个不同的东西”[6]。我们可以看出，严歌苓的关于灵与肉的书写并不在意男女之性，越界的往往不是人物的性爱关系，而是人物的心理情感。严歌苓小说中性与爱无关，性可以和道德分离。《雌性的草地》中的小点儿就是靠着与男人一次次没有感情的肉体交易获取她所想要的物质上的一切。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严歌苓在此文本中甚至没有性的直接描写，也就是说严歌苓的小说没有走向“身体写作”。正如刘小枫先生所提出的：“至于叙事的繁复，则是一种理解的伦理：让自己陷入多维关系网，充分理解生活世界的多层性和多面性。生命的多面性正是现代伦理的终极世界，其中充满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东西，人们必须放弃界定它的愿望，更不用说寻求确切答案了。”[7]131严歌苓正是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理解“生命多样性”的可能，让我们在超越普遍道德伦常之外看到了更丰富的叙事伦理。在《雌性的草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洞察作家在灵与肉的叙事上呈现出的情爱叙事伦理诉求：爱是单纯美好却又可望不可及的。而性则是女性成长必然要经历的，是不能独立于爱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一切的描写是为了表达让“女人回归雌性”的热切渴望。
女子牧马班的姑娘们看似是为追求男女平等，为证明女性也能养出优秀的军马而养马的，其实这种以忽略性别差别为代价的平等根本不可能求得真正的平等。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劲风和暴日剥蚀了这群少女的脸，看着她们粗糙的脸，看着她们被损失掉的少女的本来面目，她们对着镜子，一笑了之。甚至，有一天，那唯一的一面镜子也被她们粉碎掉了。然后她们这种生活不仅使她们的相貌有了变化，连精神都变了，起码眼神有那么点与马接近：呆而伤感。当她们作为典型被参观访问的时候，采访者“看见桥那边站着一排似男似女的人，过了桥他们才确信这些人是姑娘”，[2]320一群又呆又丑的姑娘。这是多大的讽刺，就像小说中那匹桀骜不驯的神话般的红马一样，被阉割了，规规矩矩地成了军马，可在人们眼中，也失去了马的形态与神韵，只剩下了一堆暗红色垃圾。红马与女知青们是一对象征的对称物，把女性阉割了，祛除了最自然的性别来适应时代的需要，只能使她们走向毁灭，这是对违反天性的报复。当然，严歌苓曾声明：“作为女人，我不是一个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感兴趣的人，我第一，是不感兴趣；第二，用一句很超脱的话来说，我是‘志不在此’。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既然我的立足点和着眼点都不在这里，那么历史知识我所写故事的一个背景而已，我不想对历史的功过是非做什么价值判断。”[10]尽管如此，表面上不做任何价值判断的叙述者依然引发了读者深刻的思考。读完整个文本给叙述接受者的感觉就是曾经的那段历史让人不寒而栗。错的是曾经执着追寻自己梦想的人们还是那个被某种狂热笼罩以致被控制的社会？ 疑问依靠着叙述者的声音连结成串，让叙述接受者不断地反问自身那个特殊时期的伦理判断究竟带来的是怎样的伦理冲击与价值困惑。
参考文献：
〔1〕李文杰.严歌苓——繁华苍凉都是真[J].中国女性，2010，（6）.
〔2〕严歌苓.雌性的草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
〔3〕李培.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想象的独特内涵[J].华文文学，2004，（6）.
〔4〕严歌苓.一个女兵的悄悄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370.
〔5〕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259.
〔6〕严歌苓.性与文学—为芝加哥华人写作协会所做的一场演讲.波西米亚楼[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118.
〔7〕刘小枫.引子：叙事与伦理.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8〕严歌苓.王葡萄：女人是第二性吗？—严歌苓与复旦大学学生的对话[J].华文文学，2006，（3）.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身体伦理；精神追求者；伦理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56-02
西蒙·波伏娃以一本《第二性》，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所显示的男女性别差异。严歌苓却说：“女性从来不是第二性……我们中国人懂得太极中的辩证法，就明白阴阳的互存互动关系，就不会提出第二性之说。”[1]在《雌性的草地》这个看上去很有女性气息的作品中描写了一群基本上失去了女性特征的牧马班姑娘。当叙述者借文本中一位人物之口发出“男女都一样，怎么恋爱呢”[2]217这样的疑问之时，严歌苓所强调的阴阳互存互动关系已然遭到了破坏。在这片女子牧马班坚守的草地上，她们像没有生命或者静止的东西，甚至女子牧马班推选的所有马都落选了。她们过着男人都难以忍受的生活，结果都灰溜溜的。当最后所有的一切因为时代的变迁都统统被否定的时候，怀揣梦想的姑娘们几近失去了雌性特征，本来生机盎然的草地上也是一片荒凉。这本《雌性的草地》给我们带来的叙事伦理震撼是一个很传统的灵与肉的话题——身体叙事伦理。
《雌性的草地》“读起来很辛苦”的重要原因就是严歌苓写出了性与爱在特定境遇下在普遍伦常中纠缠不清的关系：“灵魂的自净和肉体的向往相互交织，情欲与伦常、肉欲与爱情之间的斗争则不可避免。”[3]《雌性的草地》中一群牧马姑娘都是青春萌动期的少女，这些成长中的少女遭遇了文革的极致环境，性更多的是处于压抑的状态，时代对性本能进而对人性的压抑是这个时期文本的主题之一，严歌苓更是从多种角度阐发了这个主题的意义。在严歌苓的文革记忆中，性爱是极不纯净的，与爱情是对立的，女人在成长过程中注定要经历情欲与爱情的纠葛，这期间是很难达到性与爱的和谐统一的。而这群牧马姑娘就是在对不洁的性的压抑中走向了人性的扭曲。
一、纯粹的精神追求者——沈红霞
沈红霞摒弃了作为一个正常的女性所拥有的性爱意识，把自己的爱转移到了那匹代表雄性之美的红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沈红霞驯马时的激烈场面， 那是一次次体力上的搏杀和精神上的对峙，以及无声状态下的巨大交流。暗潮汹涌中，人与马在心灵上取得一致，其所爆发的快乐情感是与任何“理想”无关的。当一人一马在沼泽地中互相扶持，坚守彼此，我们感受到了人与动物之间所共有的生命情感。正是在人与马的关系上，沈红霞展示了压抑许久的爱的情感，因有了女性的温柔而人性化。只可惜这样的关系没有持续很久，人们以一个近乎残酷的理由将骄傲的红马阉割了，红马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人们亲手阉割了它最原始的欲望和力量，也斩断了人与马之间的美好感情，这点感情甚至是沈红霞作为人所仅有的。非常环境中的行为不仅可以折射出人格的秘密，也可以洞察作家的道德伦理倾向，透视作家的文化立场选择。沈红霞完全消退了“雌性”特征，仅仅作为“时代”和“理想”的卫道士存在着。沈红霞作为那个特殊的年代精神的“丰碑”，是严歌苓对那个时代的客观叙述的同时也代表了某种潜在的伦理判断。
二、变态的肉体满足经历者——老杜
沈红霞扼杀了自己的人性，也用各种方式压制着别人的人性，在这扭曲的人性之中令人印象尤深的是杜蔚蔚。文中是这样描述杜蔚蔚的：“这是个丑姑娘”，文中不止一次这样提及杜蔚蔚，也就是老杜，叫她老杜，是因为她有张比实际年龄大了很多的脸。有好多次，老杜被战友们称作是驴，如大家将水泥碑抬回帐篷又抬离帐篷时，老杜因为走神，就有人说：“老杜你个懒驴，不用力抬，重量全压倒别人身上。”老杜又是害怕驴的，这种害怕超过草原给她的那种寂静中的哀嚎的感受，那种静默式的让老杜害怕的场面每每出现，那头驴都会随之出现。后来老杜将柯丹作为了性幻想对象，纠缠着柯丹。柯丹对她骂道：“妈的，你比驴皮阿胶还粘手！”在很明显的一次描写老杜借助极不合适的马鞍来释放性压抑的时候，描写到了那头驴。起初，柯丹以为是驴惊了马，但反而似乎是老杜骑的马，惊了那头驴，文中是这样描写的：“驴一点也没侵犯谁的意思，相反，长极的脸带着点苦闷，还有些惨相。它一次次从草原里慢慢抬头，每抬一次，她们都感到它走进了许多，实际上它原地未动，身体始终在草垛后面。”[2]150杜蔚蔚仿佛有受虐的渴望。青春的躁动、合理的生命欲望得不到释放，自己又长得丑，她只能用自虐的方式满足自己，她把自己的马鞍弄得不合适，使自己的腿不舒服，以致出血，享受痛的快感。其间夹杂着她通过与班长柯丹激烈的身体接触获得的某种隐秘的性满足，那张时时出现的长驴脸就是她不正常情欲的外化。因为灵魂上的无所依傍，青春的欲望难以释放，老杜选择了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自然权利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伦理其实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在世态度吗？
三、“赫拉克勒斯”——小点儿站在了“轻逸”与“沉重”的十字路口上
古希腊“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面对的是卡吉娅和阿蕾特身体的轻逸和沉重。选择前者就与邪恶淫荡相连； 选择后者就成就了自身的美德、美好，同样可以带来身体的快乐、幸福，结果却是如此天差地别。经现代启蒙之后，“十字路口上的托马斯”既选择了萨宾娜身体的轻逸又选择了特蕾莎身体的沉重。而小点儿最终无疑是选择了“轻逸”。
小点儿因与其姑父的有悖伦常的关系得到了身体快慰的同时灵魂却总是难以得到平静，这一切反复煎熬所带来的伦理挣扎的“沉重”都让小点儿想要逃离。严歌苓在小说开篇就凸显了小点儿因与其“姑父”之间乱伦的肉体之欲难受重负进而不堪出走的场景：
他伸出一双胳膊，她看出他想干什么，忙又叫：“姑父！”
他知道再也留不住她。他们对自己隐瞒彼此间的真实关系，被她就此道破。很大很大的草地，一下子就没了她。于是，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潜入了草地，背向她的退路，背向她的历史[6]3。
由此可见，小点儿的出走是为了达到灵魂上的自净，摆脱以往的肮脏，背离她以往的历史，追求一种“轻逸”。为了自净，她选择了女子牧马班，接着遇到了骑兵连长，萌生了真正的处女式的纯洁情愫；最后在一场大火里实现了对圣洁的回归，达到了那种如烟的“轻逸”。严歌苓说过：“我从不将‘死’乱施于人，我认为此人物美得不能再美，必须用‘死’才能把这美推向一个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高潮，让我自己的情感在此趋向饱和，我才舍得赋予他（她）‘死’的奇异光环。”[4]从对小点儿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在女性文本呈现了‘指控式’感性外观后，针对女性解放自身的欲望，女性文本也呈现了或者说是转向了对‘我者’内部世界‘自省式’的理性内视。”[5]当身体不再沉重，灵魂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栖身之处，所以，小点儿与骑兵连长的相逢恢复了灵魂的感觉。小点儿与赫拉克勒斯做了同样的选择。 严歌苓在《性与文学—为芝加哥华人写作协会所做的一场演讲》中一再申明，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已不可能避开“性”这个生命现象而单纯求得“爱”这个精神现象，因此严歌苓小说中的“性爱”书写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我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把爱情和性爱堪称两个不同的东西”[6]。我们可以看出，严歌苓的关于灵与肉的书写并不在意男女之性，越界的往往不是人物的性爱关系，而是人物的心理情感。严歌苓小说中性与爱无关，性可以和道德分离。《雌性的草地》中的小点儿就是靠着与男人一次次没有感情的肉体交易获取她所想要的物质上的一切。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严歌苓在此文本中甚至没有性的直接描写，也就是说严歌苓的小说没有走向“身体写作”。正如刘小枫先生所提出的：“至于叙事的繁复，则是一种理解的伦理：让自己陷入多维关系网，充分理解生活世界的多层性和多面性。生命的多面性正是现代伦理的终极世界，其中充满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东西，人们必须放弃界定它的愿望，更不用说寻求确切答案了。”[7]131严歌苓正是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理解“生命多样性”的可能，让我们在超越普遍道德伦常之外看到了更丰富的叙事伦理。在《雌性的草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洞察作家在灵与肉的叙事上呈现出的情爱叙事伦理诉求：爱是单纯美好却又可望不可及的。而性则是女性成长必然要经历的，是不能独立于爱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一切的描写是为了表达让“女人回归雌性”的热切渴望。
女子牧马班的姑娘们看似是为追求男女平等，为证明女性也能养出优秀的军马而养马的，其实这种以忽略性别差别为代价的平等根本不可能求得真正的平等。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劲风和暴日剥蚀了这群少女的脸，看着她们粗糙的脸，看着她们被损失掉的少女的本来面目，她们对着镜子，一笑了之。甚至，有一天，那唯一的一面镜子也被她们粉碎掉了。然后她们这种生活不仅使她们的相貌有了变化，连精神都变了，起码眼神有那么点与马接近：呆而伤感。当她们作为典型被参观访问的时候，采访者“看见桥那边站着一排似男似女的人，过了桥他们才确信这些人是姑娘”，[2]320一群又呆又丑的姑娘。这是多大的讽刺，就像小说中那匹桀骜不驯的神话般的红马一样，被阉割了，规规矩矩地成了军马，可在人们眼中，也失去了马的形态与神韵，只剩下了一堆暗红色垃圾。红马与女知青们是一对象征的对称物，把女性阉割了，祛除了最自然的性别来适应时代的需要，只能使她们走向毁灭，这是对违反天性的报复。当然，严歌苓曾声明：“作为女人，我不是一个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感兴趣的人，我第一，是不感兴趣；第二，用一句很超脱的话来说，我是‘志不在此’。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既然我的立足点和着眼点都不在这里，那么历史知识我所写故事的一个背景而已，我不想对历史的功过是非做什么价值判断。”[10]尽管如此，表面上不做任何价值判断的叙述者依然引发了读者深刻的思考。读完整个文本给叙述接受者的感觉就是曾经的那段历史让人不寒而栗。错的是曾经执着追寻自己梦想的人们还是那个被某种狂热笼罩以致被控制的社会？ 疑问依靠着叙述者的声音连结成串，让叙述接受者不断地反问自身那个特殊时期的伦理判断究竟带来的是怎样的伦理冲击与价值困惑。
参考文献：
〔1〕李文杰.严歌苓——繁华苍凉都是真[J].中国女性，2010，（6）.
〔2〕严歌苓.雌性的草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
〔3〕李培.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想象的独特内涵[J].华文文学，2004，（6）.
〔4〕严歌苓.一个女兵的悄悄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370.
〔5〕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259.
〔6〕严歌苓.性与文学—为芝加哥华人写作协会所做的一场演讲.波西米亚楼[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118.
〔7〕刘小枫.引子：叙事与伦理.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8〕严歌苓.王葡萄：女人是第二性吗？—严歌苓与复旦大学学生的对话[J].华文文学，2006，（3）.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