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美方面，新安保条约的签订是岸本人最为得意的“勋业”。规定美军在日本驻军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于1961年到期，为了修订新的《日美协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岸信介率全权代表团飞华盛顿谈判。岸自诩，相比旧安保，他努力增强了日美关系的对等性，并且保住了日本修宪可能的苗头（在修宪问题上，岸信介与鸠山一郎并无本质区别）。但日本国民最关注的几个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比如驻日美军的刑事裁判权问题、驻日美军基地的核武器化问题，等等。因此，自日美开始修约谈判起，日本国民就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新安保斗争。
　　1959年初，岸信介去华盛顿在新安保条约上签字。归国后等待他的是几十万人的示威队伍包围国会议事堂。5月，不顾在野党缺席，他强行通过批准新安保条约。翌年6月，他被刺成重伤。面对激烈的反新安保斗争，且担心艾森豪威尔访日遇到意外，岸信介宣布隐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为了和美国签订新安保条约，岸信介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政治生命，由此新安保条约也注定成为安倍家族的政治传统和资产。其影响不论在之后担任日相的佐藤荣作，还是今天的安倍晋三身上，都得到了几乎一以贯之的继承，但在对美要价上也逐层加码。
　　岸信介对新中国的打击，首先是拒绝中日贸易协定关于互设承认外交特权的贸易机构条款。接着，岸信介进行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亚历访”并访问美国。他在台湾对蒋介石“收复大陆”所表示的赞同获得了“美国的喝彩”。访美后，岸政府明确了对华“政治经济分离”的原则。其后又在“刘连仁事件”和“长崎国旗事件”中露骨地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山东农民刘连仁，1944年被掳至日本，在北海道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矿业所从事奴隶劳动，因不堪虐待于次年逃亡，辗转隐藏于北海道山中过了十多年的野人生活，1958年2月被当地打猎者发现，日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竟要把刘连仁作为“非法入境者”处理。刘连仁则发表抗议声明，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然而，岸信介一方面承认强掳劳工的事实，一方面又说当时的状况不明，仅仅表示要慰劳刘连仁，并送回中国。 　　同年5月，日中友好协会的长崎支部举办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其间会场上悬挂的五星红旗被两名日本人撤下撕毁，制造了“长崎国旗事件”。而岸政府却以“日本刑法关于损坏外国国旗将受惩罚的条款，不适用于中国”为由释放了行恶者，岸信介更在会见记者时表示：“如果因为被扯下来而愤怒的话，最好就不要挂。”
　　显然，岸政府对中国的敌意，经过岸的对华外交姿态充分裸呈出来。针对岸政府的系列行为，中国政府发动“经济绝交”予以反击。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岸信介所谓“把贸易与政治分开”，一方面从中国捞取经济实惠，一方面侮辱中国，使中日贸易为其勾结美蒋、敌视中国的政治服务，这种狂妄的态度暴露了他隐藏着的帝国主义面目。至此，鸠山和石桥时代积累了近6年的中日交流即刻断绝，中日陷入了“冰冻期”，并延续到佐藤荣作当政时期。
　　1964年，岸信介的亲弟弟佐藤荣作开始了长达7年8个月的首相任期。不可否认，佐藤荣作当政时期，日本经济扭转了其当政初期的变冷下滑局面，重续了前任池田勇人时代的高速发展。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推行经济外交，且佐藤时代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又实现所谓的“收回”冲绳管治权，这些都造就了佐藤在日本社会的高人气。与此同时，随着日美经济摩擦频繁发生，加上美国陷入越战泥沼等因素，日本社会开始对日本的外交提出更多思考，特别是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为日本社会认为亟待解决的外交课题。但与岸信介一样，佐藤荣作反共、敌视中国，佐藤政府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大谈台湾“归属未定论”，并想方设法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此，当尼克松刚离开中国，佐藤荣作“赶时髦”派人给中国捎信要求亲自访华时，周恩来总理断然拒绝。中方明确表示佐藤荣作说话不算数，中国不以他为谈判对手。

安倍对祖辈政见的继承

　　不久前，安倍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兜售具有国际化视野、爱好和平、自信可走向未来的“新日本人”概念，却又称“新日本人”与其父辈、祖父辈毫无二致，都期望对世界有所贡献。而从安倍家族的政治传统看，曾在《致美丽的日本》一书中承认“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的安倍晋三，终于在第二次内阁中显露了他的家族政治DNA。某种程度上看，安倍经济学是佐藤时代金融缓和论的变种，而外交上则几乎是岸信介和佐藤荣作的轮回。
　　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安倍所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不过是披上一层价值观外衣的日本扩张论，而其原型，正是安倍家族的松冈洋右作为主力参与者构建的。1940年8月，近卫内阁外相松冈洋右正式宣布将建立“以皇国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松冈洋右以其口若悬河的辩才，一度把日本打扮成亚洲国家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亚洲的解放者”。由此，日本将自身从一个侵略他国的殖民国家装扮成受西方殖民主义伤害和奴役的亚洲一员，在“解放与复兴亚洲”的口号下使自己的侵略行为正当化。就在松冈洋右宣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第二年，日本出兵侵占包括越南在内的法属印度支那。
　　谦虚地面对历史，让人们有理由从今天安倍推行其价值观外交的另一面看到一些可疑的蛛丝马迹：从其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从其把“神风特攻队”队员描绘成“受军国主义逼害的为国献身的英雄”，从日本有团体要为“神风特攻队”的遗书申遗，等等，难免让人思考安倍所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会否是松冈洋右等所鼓吹的扩张主义的新妆版。
　　应该说，安倍再次上台后所推行的安倍经济学，至今为止略为奏效，日本经济似乎已走出所谓“失去的20年”的低谷。经济向好之际，安倍也加快了政治动作。安倍及其亲近频频渲染中国威胁和中日紧张局势，抓紧为日本安全政策松绑，并且努力离间东盟各国与中国日益紧密的联系。这不能不让人担心当年由岸信介开始的漫长的中日关系“冰冻期”会否在安倍时代重来。
　　在表明政见的《致美丽的日本》一书中，安倍专门写了一段话，说有人告诉他：“要冷静客观对中国作出判断很难，尤其对那些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而言，更是如此。原因何在？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极具魅力的国家。不光是爱德华·斯诺，许多专家都为这个国家着迷。”安倍没有对这段话做任何评论，但专门单列出来的意思是否指他的政治DNA决定他不信任（在日）中国问题专家，还是标榜日本要由他们家族这种不为中国所着迷的人来和中国打交道？不过，想来安倍也清楚，今天的中美日三国的关系和各自的国内环境已与他外祖父和外叔祖父的年代相差甚远。作为第一位战后出生的首相，安倍晋三或应在其家族的政治DNA之上，更谦虚地面对“战后”这一对中日两国都来之不易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