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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5日，艺术家谭平得知与他对话的瑞士艺术家卡斯特利的作品不能按计划从北京保税区抵达上海。次日清晨，卡斯特利拨通了谭平的电话：希望他们俩联手在美术馆里进行现场创作，换句话说，就是把画直接画在白墙上。这个建议得到了主办方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肖谷的全力支持。
事后，肖谷院长谈及他之所以做出如此痛快的决定，是基于对谭平与卡斯特利两位艺术家的充分信任。当然，除了信任之外，最打动他的是白墙到白墙的概念，这种轻物质重精神的理念，某种程度上具有宗教和哲学的意味。
一個偶发的事件，改变了一个正常展览的走向，“白墙计划”就此应运而生。为期五天的创作，随后十天的展览以及最后一天的“覆盖”，让“白墙计划”成为一个兼具创作与展示，行为与观念，平面与空间等一种全新的综合活动，也让它从根本上区别于一个普通意义的展览。
首先，“白墙计划”创造了一种新的意义发生模型，它从作品一开始创作就与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的展厅发生关系，其独特性在于：在同一个地点，在不同的时间，实现了前期的绘画创作的发生模型与后期作品的意义生长模型双重使命。而在这一过程中，展厅空间的物理属性没有改变，但空间的内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普通的展示载体转变成为了艺术作品本身，并且，由于艺术家们的创意，让绘画从平面走向了空间。展厅空间前后身份与性质的改变，凸显了过程的重要性，时间的重要性。
其次，“白墙计划”很重要的环节，是艺术家根据美术馆的展览现场而实施创作，乍一看有点类似于装置类作品的惯常做法。但区别在于装置类作品事先已经有比较具体明确的实施方案，而“白墙计划”由于事出紧急与偶然，时间叉非常急促，没有提供艺术家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和构想，所以他们只有大致的创作构想。再加上实施者是两位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艺术家，他们要在短时间内边交流，边协商；边沟通，边创作。既有对抗和较量，又有包容与共存。他们创作时像两位棋手，轮流出招，充满变数，无法预知结局。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两位艺术家在整个创作过程妙趣横生，始终充满着激情与战斗力。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装置作品的物质属性与“白墙计划”的反物质性。装置类作品的基础是利用各种现成品、废弃品或其他物质材料，展览结束，它会撤离，或收藏，或存放，或换个地方重新展示，所以物质属性鲜明。但此次“白墙计划”，所有的画面最终被覆盖，完全是从白墙回归白墙，而其意义就在从无一有一无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从观念层面来讲，它是反物质的。
另外，“白墙计划”貌似有点像墙画，其实，“白墙计划”与墙画唯一共同之处，都是在墙面上进行绘画创作，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墙画重视事先的设计与谋划，一般在画到墙上之前构图与细节都已经确定。但“白墙计划”有着很大的即时性、偶发性、对抗性以及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二是墙画通常是在一个平面上，然而，这次“白墙计划”，卡斯特利有意识地在焦点透视的基础上作了巧妙的变通，将具体的头像描绘在多重墙面上，只有在一个视点上，具象的形态才成立，这其实是承续了西方视点固定的观察和表达传统。但经卡斯特利变通之后，绘画就从二维平面自然扩展至整个展厅的三维空间中，不仅有效地利用和强化了美术馆的空间优势，更重要的是使得展览空间转化成了艺术作品的内在空间。而来自中国的艺术家谭平，不仅大胆果断地跳出西方固定视点和焦点透视的做法，运用他最撞长的中国式线条，东方式的“散点透视”和“移步换景”，一方面把卡斯特利的作品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解梅和转化，另一方面叉把卡斯特利分散在展厅中的数幅具象画面进行了有趣的串联。经过他们合作经营、对抗妥协之后的墙面与空间，观众们不仅在不同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这些风景里既有谭平的抽象画作，也有卡斯特利的具象人物。更奇妙的是，任何一位进入美术馆的观众，一边可以欣赏留在展墙上的绘画，一边还可以无时无刻感受到绘画的气息和艺术的氛围弥漫在你的周围。这是一次大胆又全新的实践，通过特殊的创意，让平面绘画突破了二维的局限，真正走向了空间，同时给予观众一次深刻的、独特的审美体验。
由于“白墙计划”的偶发性与随机性，有些人也愿意将它与街头涂鸦相提并论。街头涂鸦是波普文化与反叛文化的集合体，以街头墙面为其创作展示的平台，追求耀眼、醒目、突出的审美效果。而“白墙计划”是东西方两种精英文化的结合体。比如来自瑞士的艺术家卡斯特利，作为德国“新表现”的代表艺术家，他钟情于具象表达，每一笔，无论快慢都是落在具体的人的结构上。他每一次画的时候，都会不断加强形体的造型。这反映出西方艺术相对具体严谨的思维特点。而中国艺术家谭平，更擅长东方式抽象，每一笔，每一线，无论长短，既是某件作品的局部，也是画面整体的一部分；既落在某一个平面上，同时支撑起整个空间的结构。有的点与线是在削减对方，有的又在加强自我。两位艺术家在不断搏杀与对抗中，完成整个作品的平衡和完整。在谭平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东方艺术注重整体，强调平衡的思维特性；而在卡斯特利身上，我们也不难体会到西方艺术客观性思维和强有力的主体意识。这是一个精神的共振，也是一次文化的较量。
除此之外，“白墙计划”的意义还在于时间性和观念性。通常一幅绘画作品是在不断地“塑造”中建立对象，因此。塑造”成为绘画最常规的创作方式。但“白墙计划”的完整意义除了前期的“塑造”之外，还包括后期的“覆盖”。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引导观众从关注艺术作品的视觉“结果”，到关注作品的创作过程和意义的生成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生理上的体验。为此，“白墙计划”在前期创作阶段就有意识地边创作边制作纪录片，当纪录片把整个创作过程拍摄下来，分作三个视频放在展厅供人观赏之时，此时的”白墙计划”已经演变成为一场行为艺术或者观念艺术。观众看到两位艺术家，他们绘画的动作不一样，一位画得非常快，一位画得非常慢，两个影像放在一起时，像两个人在舞蹈。但其实，所有动作的背后，都有观念在里面，表达着艺术家们的思想。观众随着作品展开的时间，跟随作品一起发展，一起感受和生长，作品的结果和过程就这样自然地融为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如同谭平所说的，这当中绘画变得次要，“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承载的就是生命运动的轨迹。
事后，肖谷院长谈及他之所以做出如此痛快的决定，是基于对谭平与卡斯特利两位艺术家的充分信任。当然，除了信任之外，最打动他的是白墙到白墙的概念，这种轻物质重精神的理念，某种程度上具有宗教和哲学的意味。
一個偶发的事件，改变了一个正常展览的走向，“白墙计划”就此应运而生。为期五天的创作，随后十天的展览以及最后一天的“覆盖”，让“白墙计划”成为一个兼具创作与展示，行为与观念，平面与空间等一种全新的综合活动，也让它从根本上区别于一个普通意义的展览。
首先，“白墙计划”创造了一种新的意义发生模型，它从作品一开始创作就与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的展厅发生关系，其独特性在于：在同一个地点，在不同的时间，实现了前期的绘画创作的发生模型与后期作品的意义生长模型双重使命。而在这一过程中，展厅空间的物理属性没有改变，但空间的内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普通的展示载体转变成为了艺术作品本身，并且，由于艺术家们的创意，让绘画从平面走向了空间。展厅空间前后身份与性质的改变，凸显了过程的重要性，时间的重要性。
其次，“白墙计划”很重要的环节，是艺术家根据美术馆的展览现场而实施创作，乍一看有点类似于装置类作品的惯常做法。但区别在于装置类作品事先已经有比较具体明确的实施方案，而“白墙计划”由于事出紧急与偶然，时间叉非常急促，没有提供艺术家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和构想，所以他们只有大致的创作构想。再加上实施者是两位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艺术家，他们要在短时间内边交流，边协商；边沟通，边创作。既有对抗和较量，又有包容与共存。他们创作时像两位棋手，轮流出招，充满变数，无法预知结局。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两位艺术家在整个创作过程妙趣横生，始终充满着激情与战斗力。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装置作品的物质属性与“白墙计划”的反物质性。装置类作品的基础是利用各种现成品、废弃品或其他物质材料，展览结束，它会撤离，或收藏，或存放，或换个地方重新展示，所以物质属性鲜明。但此次“白墙计划”，所有的画面最终被覆盖，完全是从白墙回归白墙，而其意义就在从无一有一无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从观念层面来讲，它是反物质的。
另外，“白墙计划”貌似有点像墙画，其实，“白墙计划”与墙画唯一共同之处，都是在墙面上进行绘画创作，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墙画重视事先的设计与谋划，一般在画到墙上之前构图与细节都已经确定。但“白墙计划”有着很大的即时性、偶发性、对抗性以及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二是墙画通常是在一个平面上，然而，这次“白墙计划”，卡斯特利有意识地在焦点透视的基础上作了巧妙的变通，将具体的头像描绘在多重墙面上，只有在一个视点上，具象的形态才成立，这其实是承续了西方视点固定的观察和表达传统。但经卡斯特利变通之后，绘画就从二维平面自然扩展至整个展厅的三维空间中，不仅有效地利用和强化了美术馆的空间优势，更重要的是使得展览空间转化成了艺术作品的内在空间。而来自中国的艺术家谭平，不仅大胆果断地跳出西方固定视点和焦点透视的做法，运用他最撞长的中国式线条，东方式的“散点透视”和“移步换景”，一方面把卡斯特利的作品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解梅和转化，另一方面叉把卡斯特利分散在展厅中的数幅具象画面进行了有趣的串联。经过他们合作经营、对抗妥协之后的墙面与空间，观众们不仅在不同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这些风景里既有谭平的抽象画作，也有卡斯特利的具象人物。更奇妙的是，任何一位进入美术馆的观众，一边可以欣赏留在展墙上的绘画，一边还可以无时无刻感受到绘画的气息和艺术的氛围弥漫在你的周围。这是一次大胆又全新的实践，通过特殊的创意，让平面绘画突破了二维的局限，真正走向了空间，同时给予观众一次深刻的、独特的审美体验。
由于“白墙计划”的偶发性与随机性，有些人也愿意将它与街头涂鸦相提并论。街头涂鸦是波普文化与反叛文化的集合体，以街头墙面为其创作展示的平台，追求耀眼、醒目、突出的审美效果。而“白墙计划”是东西方两种精英文化的结合体。比如来自瑞士的艺术家卡斯特利，作为德国“新表现”的代表艺术家，他钟情于具象表达，每一笔，无论快慢都是落在具体的人的结构上。他每一次画的时候，都会不断加强形体的造型。这反映出西方艺术相对具体严谨的思维特点。而中国艺术家谭平，更擅长东方式抽象，每一笔，每一线，无论长短，既是某件作品的局部，也是画面整体的一部分；既落在某一个平面上，同时支撑起整个空间的结构。有的点与线是在削减对方，有的又在加强自我。两位艺术家在不断搏杀与对抗中，完成整个作品的平衡和完整。在谭平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东方艺术注重整体，强调平衡的思维特性；而在卡斯特利身上，我们也不难体会到西方艺术客观性思维和强有力的主体意识。这是一个精神的共振，也是一次文化的较量。
除此之外，“白墙计划”的意义还在于时间性和观念性。通常一幅绘画作品是在不断地“塑造”中建立对象，因此。塑造”成为绘画最常规的创作方式。但“白墙计划”的完整意义除了前期的“塑造”之外，还包括后期的“覆盖”。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引导观众从关注艺术作品的视觉“结果”，到关注作品的创作过程和意义的生成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生理上的体验。为此，“白墙计划”在前期创作阶段就有意识地边创作边制作纪录片，当纪录片把整个创作过程拍摄下来，分作三个视频放在展厅供人观赏之时，此时的”白墙计划”已经演变成为一场行为艺术或者观念艺术。观众看到两位艺术家，他们绘画的动作不一样，一位画得非常快，一位画得非常慢，两个影像放在一起时，像两个人在舞蹈。但其实，所有动作的背后，都有观念在里面，表达着艺术家们的思想。观众随着作品展开的时间，跟随作品一起发展，一起感受和生长，作品的结果和过程就这样自然地融为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如同谭平所说的，这当中绘画变得次要，“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承载的就是生命运动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