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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年4月29日
地点：东方君悦大酒店
马哈蒂尔——马来西亚前总理，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大名鼎鼎。1981年上台，2003年辞职，历时22年。在马哈蒂尔执政期间，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翻了二十倍，基本消除了贫困，文盲率和婴儿死亡率也降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上个世纪90年代，马哈蒂尔是“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与政治方式不具有普世价值。在世界上，他以敢于向西方说“不”而闻名，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马哈蒂尔是东南亚国家中惟一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解决方案的领导人。他还批驳“中国威胁论”，指出中国的崛起将造福于亚洲和世界，称如果没有海外华人。东南亚的经济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富有活力。
今年4月底一个春日，马哈蒂尔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再次来中国访问，借此机会，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记者眼里的这位前政要慈眉善目，完全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种慷慨激昂、咄咄逼人的样子。但是随着采访的进行，这位曾被誉为“铁腕执政”的前总理还是显示出了他强硬的一面。
20世纪90年代初，您是“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之一，您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与政府治理方式不具有普世价值，亚洲人拥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传统。将近20年过去了，世界在不断变化，发生了许多大事，不管是经济、金融领域，还是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经历了这些变化，您对“亚洲价值观”是否有了更深的思考?作为亚洲人，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对待亚洲的传统价值?这些价值对当前的世界有何意义?
我依然认为“亚洲价值观”很好，甚至优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后者是建立在西方或者是欧洲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亚洲价值观并没有像西方价值观那样给世界造成如此多的破坏。当前，我们正面临着金融危机。带有明显物质主义色彩的西方价值观关注的是获取财富，而不在乎以何种方式获得。所以，东方的价值观，尤其是亚洲价值观远不同于西方价值观。我们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考虑的是集体的利益而不是统治阶层的利益，我们本身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员。西方人喜欢以牺牲他人的生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称这种行为为战争。所谓战争就是杀戮，而这通常正是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当他们与别国有分歧的时候，通常会将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研发各种武器的原因。我们之所以发现整个世界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就是因为西方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必然导致以牺牲他人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
我们的价值观是非常好的，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我们应该捍卫它，我们不应该轻易被西方价值观所影响。所以我们经常发现，很多亚洲国家发展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借用并调整了一些西方价值观来丰富自己的价值观，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些亚洲价值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建立在物质主义，财富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价值观失败了，而且这种失败是巨大的，整个世界都因为这种失败而遭受苦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您曾尖锐地批评西方的做法，并抵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解决方案。目前，世界又经历着一次更大的金融危机，关于这次危机，您想对它的肇始者西方国家说些什么?想对所有受到影响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提出什么建议?您认为亚洲国家应该怎样面对这场危机?
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非由亚洲人引起，而是西方货币投机分子导致的。他们人为地造成货币贬值、加剧了贫困。这次他们自食其果，贪婪的本性使他们遭遇了这场危机。在这场危机中，银行纷纷倒闭，随之而来的是其他行业的崩溃。这都是由于银行将大量的存款外借，当投资失败后，贷款便无法收回。这次危机正是西方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与1997年发生在贫穷国家的金融危机不同，此次危机爆发于西方富裕国家，正是这些国家创造了(虚拟)财富，同时又滥用了这些财富。
在当前危机中，亚洲国家必须更加自强自信，面对这个新的格局，我们有必要建立全新的体系。当前这种体系在西方只是给少数公司带来繁荣。而我们所说的体系则应该不同。而假如你仍处在现在这个体系当中，又不去改变它，就无法保证不会再一次遭遇目前这样的危机。因此，亚洲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共筑全新的国际银行体系，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
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唇齿相依。即使某件事发生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们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在国际组织内按规则而非强权进行有效合作。比如，目前墨西哥的猪流感疫情将影响到处于地球这一端的我们。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整个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必须学会如何同呼吸共命运，否则我们将相互摧毁。
您曾批驳过“中国威胁论”，指出中国的崛起造福于亚洲和世界。近几年，中国的发展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您怎样看待今天的中国?怎样看待外界对中国的评价?您本人对中国有什么期待?
一人们不应该将中国看做是一个“威胁”，尤其是在东南亚。我们距离中国这么近，但中国从未侵略我们。而我们离欧洲那么远，他们却在发现马来西亚两年后便侵略了我们。所以，我们更害怕欧洲，而不是中国。我们相信中国。显然，拥有全球视野、现代化和富有创造力的人民的中国，能够帮助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能够成为世界的大市场。既然如此，为何我们要将中国当成威胁呢?当然也有人想要侵犯中国，但是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共处、互信，而不是试图建立强大的海军力量来封锁中国。
马来西亚有2700万人口，中国则有12亿。所以，我们希望中国能成为马来西亚巨大的消费市场。你们越富裕，市场就越大，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件好事。而当中国变得强大而富足的时候，科技力量也将增强，进而可以到马来西亚投资，如此一来，我们将实现共同繁荣。现在到马来西亚的中国游客数已从零增长为100万，而旅游业正是拉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年都有一两亿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因此一个繁荣的中国对世界是有益的。
您执政22年，是马来西亚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在这样一个种族复杂的伊斯兰国家中，您使它保持了相对的和睦与稳定。在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您的基本信念是什么?
在西方，所谓平等的理念就是——平等高于一切。而我们推崇的则是公平。我们并不平等，也不认为人人平等。如果你富裕，我们就向你征高额税；如果你贫穷，我们就少收税。要是你有能力获得较高收入，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帮助你，但是我们会帮助那些收入较低的人。所以说，公平是比平等更好的理念。你不能保证人人平等，但必须公平对待所有的人。因此，马来西亚出台了新的经济措施来帮助弱势群体富裕起来，这样将缩小贫富差距。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公平对待贫困人群，我们无法要求穷人来达到我们的标准，不应该一味地责备他们。这不是公平，而是平等，所谓平等就是在平等的竞技场，根据平等的规则竞赛，但是它无法实现共赢。而公平则是，让10岁的人与10岁的人竞赛，20岁的人与20岁的人竞赛。总而言之，马来西亚坚持的是公平理念。这就是为什么要向富人征税来帮助穷人。
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也不应该一视同仁，应该帮助弱势群体提高生活水平，这才能实现公平。
我来过中国好几次，但是最近两年我都没有来。这次我是应邀来中国就金融危机发表看法。同时，我认为奥运会促进了马中两国的经济往来。我也曾会见过数位中国领导人，希望促进中国企业与马来西亚企业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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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蒂尔——马来西亚前总理，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大名鼎鼎。1981年上台，2003年辞职，历时22年。在马哈蒂尔执政期间，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翻了二十倍，基本消除了贫困，文盲率和婴儿死亡率也降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上个世纪90年代，马哈蒂尔是“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与政治方式不具有普世价值。在世界上，他以敢于向西方说“不”而闻名，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马哈蒂尔是东南亚国家中惟一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解决方案的领导人。他还批驳“中国威胁论”，指出中国的崛起将造福于亚洲和世界，称如果没有海外华人。东南亚的经济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富有活力。
今年4月底一个春日，马哈蒂尔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再次来中国访问，借此机会，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记者眼里的这位前政要慈眉善目，完全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种慷慨激昂、咄咄逼人的样子。但是随着采访的进行，这位曾被誉为“铁腕执政”的前总理还是显示出了他强硬的一面。
20世纪90年代初，您是“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之一，您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与政府治理方式不具有普世价值，亚洲人拥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传统。将近20年过去了，世界在不断变化，发生了许多大事，不管是经济、金融领域，还是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经历了这些变化，您对“亚洲价值观”是否有了更深的思考?作为亚洲人，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对待亚洲的传统价值?这些价值对当前的世界有何意义?
我依然认为“亚洲价值观”很好，甚至优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后者是建立在西方或者是欧洲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亚洲价值观并没有像西方价值观那样给世界造成如此多的破坏。当前，我们正面临着金融危机。带有明显物质主义色彩的西方价值观关注的是获取财富，而不在乎以何种方式获得。所以，东方的价值观，尤其是亚洲价值观远不同于西方价值观。我们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考虑的是集体的利益而不是统治阶层的利益，我们本身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员。西方人喜欢以牺牲他人的生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称这种行为为战争。所谓战争就是杀戮，而这通常正是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当他们与别国有分歧的时候，通常会将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研发各种武器的原因。我们之所以发现整个世界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就是因为西方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必然导致以牺牲他人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
我们的价值观是非常好的，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我们应该捍卫它，我们不应该轻易被西方价值观所影响。所以我们经常发现，很多亚洲国家发展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借用并调整了一些西方价值观来丰富自己的价值观，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些亚洲价值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建立在物质主义，财富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价值观失败了，而且这种失败是巨大的，整个世界都因为这种失败而遭受苦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您曾尖锐地批评西方的做法，并抵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解决方案。目前，世界又经历着一次更大的金融危机，关于这次危机，您想对它的肇始者西方国家说些什么?想对所有受到影响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提出什么建议?您认为亚洲国家应该怎样面对这场危机?
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非由亚洲人引起，而是西方货币投机分子导致的。他们人为地造成货币贬值、加剧了贫困。这次他们自食其果，贪婪的本性使他们遭遇了这场危机。在这场危机中，银行纷纷倒闭，随之而来的是其他行业的崩溃。这都是由于银行将大量的存款外借，当投资失败后，贷款便无法收回。这次危机正是西方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与1997年发生在贫穷国家的金融危机不同，此次危机爆发于西方富裕国家，正是这些国家创造了(虚拟)财富，同时又滥用了这些财富。
在当前危机中，亚洲国家必须更加自强自信，面对这个新的格局，我们有必要建立全新的体系。当前这种体系在西方只是给少数公司带来繁荣。而我们所说的体系则应该不同。而假如你仍处在现在这个体系当中，又不去改变它，就无法保证不会再一次遭遇目前这样的危机。因此，亚洲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共筑全新的国际银行体系，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
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唇齿相依。即使某件事发生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们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在国际组织内按规则而非强权进行有效合作。比如，目前墨西哥的猪流感疫情将影响到处于地球这一端的我们。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整个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必须学会如何同呼吸共命运，否则我们将相互摧毁。
您曾批驳过“中国威胁论”，指出中国的崛起造福于亚洲和世界。近几年，中国的发展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您怎样看待今天的中国?怎样看待外界对中国的评价?您本人对中国有什么期待?
一人们不应该将中国看做是一个“威胁”，尤其是在东南亚。我们距离中国这么近，但中国从未侵略我们。而我们离欧洲那么远，他们却在发现马来西亚两年后便侵略了我们。所以，我们更害怕欧洲，而不是中国。我们相信中国。显然，拥有全球视野、现代化和富有创造力的人民的中国，能够帮助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能够成为世界的大市场。既然如此，为何我们要将中国当成威胁呢?当然也有人想要侵犯中国，但是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共处、互信，而不是试图建立强大的海军力量来封锁中国。
马来西亚有2700万人口，中国则有12亿。所以，我们希望中国能成为马来西亚巨大的消费市场。你们越富裕，市场就越大，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件好事。而当中国变得强大而富足的时候，科技力量也将增强，进而可以到马来西亚投资，如此一来，我们将实现共同繁荣。现在到马来西亚的中国游客数已从零增长为100万，而旅游业正是拉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年都有一两亿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因此一个繁荣的中国对世界是有益的。
您执政22年，是马来西亚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在这样一个种族复杂的伊斯兰国家中，您使它保持了相对的和睦与稳定。在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您的基本信念是什么?
在西方，所谓平等的理念就是——平等高于一切。而我们推崇的则是公平。我们并不平等，也不认为人人平等。如果你富裕，我们就向你征高额税；如果你贫穷，我们就少收税。要是你有能力获得较高收入，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帮助你，但是我们会帮助那些收入较低的人。所以说，公平是比平等更好的理念。你不能保证人人平等，但必须公平对待所有的人。因此，马来西亚出台了新的经济措施来帮助弱势群体富裕起来，这样将缩小贫富差距。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公平对待贫困人群，我们无法要求穷人来达到我们的标准，不应该一味地责备他们。这不是公平，而是平等，所谓平等就是在平等的竞技场，根据平等的规则竞赛，但是它无法实现共赢。而公平则是，让10岁的人与10岁的人竞赛，20岁的人与20岁的人竞赛。总而言之，马来西亚坚持的是公平理念。这就是为什么要向富人征税来帮助穷人。
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也不应该一视同仁，应该帮助弱势群体提高生活水平，这才能实现公平。
我来过中国好几次，但是最近两年我都没有来。这次我是应邀来中国就金融危机发表看法。同时，我认为奥运会促进了马中两国的经济往来。我也曾会见过数位中国领导人，希望促进中国企业与马来西亚企业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