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已经满一年了。据《新京报》3月4日报道，截止2014年12月，在符合政策条件生育“二孩”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有106.9万对申请再生育，生育的47万对。虽然一年的时间尚无法评估政策对生育的影响，但根据各地普遍反映，符合政策的夫妻，在当下的生育意愿较低。
　　生育意愿与生育观是紧密相联的。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后，人们的生育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仅是这项政策的结果，也是中国30多年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社会初步现代化的标志事件之一。
　　在世界上，即使有诸多的人口鼓励政策，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的生育意愿仍普遍较低，而在俄塞俄比亚这样的非洲国家，大部分妇女在生育期，会坚持把怀上的孩子都生下来。这其实是由其整体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以俄塞俄比亚为例，它的婴儿死亡率较高，而大部分劳动力都是在自己家附近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对妇女来说，生孩子成为了维持家庭实力的一种责任。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整个人类历史，就会有更大的发现。尽管在国家层面，人口调控政策是现代社会尤其是人口普查非常流行之后的事，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计划生育（避孕）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主题，不管是在古代希腊、古代雅典还是在古代中国，人们都一直在探索避孕的技术。
　　人类避孕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的成长史。在古代，虽然贵族和上层社会流传着各种避孕的知识，但是这里面却包含着巫术、艺术等想像层面的东西，只有到了近代，在避孕套和口服避孕药发明之后，避孕才成为一门科学。人们不仅用这些手段来避免疾病（在欧洲主要是梅毒）的流行，而且可以让部分妇女避免她不想遭受的生育之痛。
　　避孕是人类的成长史，还体现在人们对权利的认知上。在中世纪，避孕一度被称为是“对生命的谋杀”，人们并不清楚避孕和堕胎的区别，而如今，全世界都能接受生育与否是个人的权利之一。
　　美国曾发生过多次围绕堕胎的争论。在胎儿几个月之内堕胎是可以接受的？这尚且有很大疑问。但是避孕却不再有任何疑问，它成为人类生活的常识。
　　避孕的历史，还意味着女性权利的增长。在古代，有关避孕的知识主要在妓女之间流传，这体现出社会对这一职业的遮蔽，也体现出在古代，女性是沉默的，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自主权。而现在，避孕是很多女性维护自己权利的一种主张——“我的肚子我做主”，生育不完全由男性说了算。这种协商，不仅是家庭幸福的保证，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人会劳动，会制造工具，有复杂的语言系统，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其实，避孕也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之一。懂得避孕，使人可以在有关生命的最根本方面做出选择，人不仅能享受快乐，也能科学地繁衍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