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见证时间，时间也在见证他。经历大起大伏的他，早已成为数代人口口相传的传奇人物，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朽。
　　当我们回看褚老的一生时才发现，是所有面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成就了一个穿越时代的传奇。

云南第一支柱产业——烟草

　　“我对不起姑娘，她一直喊我退休了、退休了。映群自杀了，我对不起姑娘......”
　　这位已经68岁，参加过游击队，感受过枪炮战火，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经历过兄弟的死，经历过父亲的死，经历过母亲的死，即将跨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在见到律师马军时，失声痛哭，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39岁女儿在狱中自杀的消息像钢针一般，狠狠的扎在了褚时健心头，他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什么叫“内心滴血”。
　　而就在褚映群自杀的1995年，红塔集团连续六年位列“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前十强、且是1995年度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第二名。
　　当时的红塔集团，可谓是“如日中天”，不仅缴的税多，“红塔山”这个品牌也极为响亮，是和三五、万宝路等洋烟齐名的国内第一香烟品牌，玉溪卷烟厂也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现代化大型烟草企业，这些都是在褚时健的领导下完成。
　　万科的前董事长王石曾说到，虽然不抽烟，但对褚时健这位商界奇人心生佩服，在万科年营收只有20亿时，玉溪卷烟厂便做到了300亿的利税。
　　但在早年，玉溪卷烟厂的烟在云南市场上只属于中下等，年产量仅有10多万箱，并且大部分都积压在了库房。
　　更为重要的是，在诸多的国营工厂里，半机械化、半作坊式运作的玉溪卷烟厂是效益比较糟糕的一家，技术工月工资30元左右，普通人10多元，由于工资只有其他厂的一半，工人都很消极，生产环境也不好，很多员工得了支气管炎。
　　事实上，成立于1959年的玉溪卷烟厂，有着一个很好的开头。在创立之初，有30台卷烟机，30多名从上海来的卷烟师傅。但奈何“文革”等政治运动对企业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玉溪卷烟厂也受此波及。在褚时健于1979年到玉溪卷烟厂之前，前几任厂长根本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1979年是玉溪卷烟厂迎来新天地的起点，也是褚时健人生转折的关键年份，亦是全中国人民迈向改革开放、走向美好希望的第一年，虽然当时的大部分人还恍若梦中，但新的时代的确已悄然来临。
　　云南省委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思想到实际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开始工作重点的转移，进行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和改革。
　　但長时间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让大部分工业企业失去了活力，这就导致了地处祖国边陲，经济落后的云南物资极度匮乏，大额的财政赤字漏洞需要填补。因此，企业复苏，生产恢复迫在眉睫，各行各业百废待兴。
　　不过，当时的社会人才极度缺乏，怎样把搞生产的人才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最大限度的实现企业效益成为了当时政府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这时，褚时健进入了玉溪地委的视野。
　　褚时健当时面临两个选择，去玉溪市当玉溪卷烟厂的厂长，或者去峨山的塔甸煤矿当党委书记。在与妻子马静芬商量之后，他们共同决定去玉溪卷烟厂。妻子马静芬认为去玉溪是“回城”，在农村待了20年后终于回到城市，同时也是为孩子接受教育做考虑。
　　但去玉溪卷烟厂的压力可不小。玉溪卷烟厂是“文革”时期武斗比较厉害的地方，即使“文革”结束后，厂里仍分为两大派系，这也是造成玉溪卷烟厂生产效益低下的原因之一。
　　去烟厂报道之前，褚时健对妻子说“去烟厂，有点怕”。马静芬十分好奇，因为在她的印象里，自己的丈夫是个刚强有余温情不足的男人。但褚时健怕的不是事，而是人。

　　他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能干好事，但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他并不擅长。且“文革”之后，国人之间戒备重，相互不信任，这对褚时健来说，无疑增加了很大难度。
　　“我去烟厂，书记要给我一把尚方宝剑。”为了避免复杂的人际关系扰乱自己对卷烟厂的治理，褚时健找到当时的地委书记胡良恕如此说到。
　　“我是一个外派领导，您也知道玉溪卷烟厂的情况，人事关系比较复杂，派系斗争依然存在。我夹在中间必然很难开展工作，您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能改变这种情况。希望您答应我一年内，凡是到地委告状、请愿、上访等闹事的人，一律驳回，由我来处理。”
　　胡良恕听完后一口答应，在随后召开的地委工作会议上，他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将此事写入文件中。拿到“尚方宝剑”的褚时健，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但谁知道，刚搬去玉溪卷烟厂的第一天，就吃了个“下马威”。1979年10月秋天的一天，在玉溪卷烟厂三个员工与一台大卡车的帮助下，褚时健与妻子和16岁的儿子从新平嘎洒搬家到玉溪卷烟厂。
　　推开厂里给准备的房间，妻子马静芬就火了：“这么小，这咋个住？”房子只有20多平方米，包括一个房间一个厨房，房间一张上下床就占去了大部分面积。当着新同事的面，褚时健并未多言，跟儿子说“我俩今晚住上铺去。”

　　当烟厂管生活的党委副书记例行工作过来看望时，褚时健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的房子都要比褚时健的大些。副书记问了房管组的人后，将对方大骂一顿。第二天，褚时健便收到通知有一套前任厂长搬走后空出来的48平米房子。 　　又一次搬家之后，褚时健很满足“起码来个人可以坐下来说话了”。
　　三十六年后的2015年，当褚时健回忆起1979年时，仍满怀感激，他说到：“我自认也算幸运，碰到了一个改革的年代，政府给予我们企业领导的自主权还是比较大的。”
　　褚时健在“文革”前后的处境大不相同，“文革”期间，他是一个随时可以被人拎出来文斗武斗的“摘帽右派”。“如果没有家庭，“文革”10年我可能很难坚持下来，这一点我很确定。”提起“文革”，褚时健还心有余悸。
　　说到自主权，不得不提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大刀阔斧改革的事迹。
　　当时，玉溪卷烟厂的糟糕情况还是超出了褚时健的想象，职工生活条件极其简陋。
　　厂房里的情况让褚时健更难以接受，吃“大锅饭”所培养的“多干少干都一样”的观念让工人们懒、散、滑，闲聊、打盹随处可见，还有成群的鸡鸭在厂房里乱跑。
　　一向提倡“安居才能乐业”的褚时健下定决心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员工生活条件。
　　1980年，褚时健向职工承诺：半年内建三栋职工宿舍楼。“以前说了无数次要建房，一块砖头都没见到，这回又能真到哪里去？”在职工的此起彼伏的怀疑声中，褚时健聘请新建筑队，仅四个月便完成了职工楼的建造。
　　与此同时，褚时健通过串换的方式改善职工伙食，即用香烟为职工换折扣价的家用电器和食材。没多久，烟厂职工的生活水平就有了明显的改善，褚时健认为，整顿工厂的时候到了。
　　首先就是调整职工观念，明确“大锅饭”吃不得，向职工们强调两个竞争概念，市场竞争与内部竞争；其次，亲自下厂房，制定生产规范和规章制度，严控细节。
　　1980年，玉溪烟厂年产量突破30万箱，较1979年翻了近3倍，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站稳了脚跟。
　　“六五时期”（1981-1985年），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支持下，云南在1982年相继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和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对全省烟草实行统一管理和经营。
　　至此，烟草成为了振兴云南经济的突破口，是云南经济发展的“第一战略重点”。在此背景下，玉溪卷烟厂站到了“趋势”之上，跟随这烟草行业的浪潮，在云南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十年。
　　后来，在问到当年时，褚时健说：
　　“我不希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我只是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褚时健

五大支柱产业确立

　　回忆起在烟厂的17年，褚时健认为1986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他们抓住了卷烟发展的重点，即原料生产。当时的同行们大多将精力花费买好的设备上，但褚时健认为，中国卷烟想要在品质上追赶上西方，首先就要在原材料上超过他们。
　　但由于烟草历来都是由国家按计划调拨到厂里，厂里的生产计划受制于烟草的调拨数量，质量上得不到更好的控制。为了控制质量，烟厂在红河和曲靖地区又建立调拨之外的几十万亩烟叶种植基地，从制度上打破了调拨制度。
　　之后，玉溪卷烟厂还向省里争取“三合一”的体制，把烟草公司、烟厂、烟草专卖局合并到一处，三颗章放一起，该用哪个就用哪个。
　　但此举却引来很多非议，指责褚时健太霸道，贪权，把别人的饭碗都抢了。
　　褚时健当时觉得“我听话不做事了，他们倒还挺看得惯，但我自己看不惯。”
　　因此褚时健并没有听从别人劝阻，仍然多次向省里申请“三合一”。在与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和分管烟草行业的副省长朱奎数次协商之后，终于成功了。
　　事实证明，褚时健的的发展思路是正确的。“三合一”之后，烟叶质量提高了很多。從1986年开始，红塔山香烟几乎每年涨1块钱，这还是在烟厂控制价格的前提下，当时的红塔山，其实与现在的贵州茅台在一定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烟叶种植的水平提升之后，1987、1988年烟厂就开始了飞速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身后已没有了同行的影子。

　　1992年，国家基本上放开了国企的自主销售权和定价权，但烟草行业却一直不见松动。褚时健认为“放开自主销售权和定价权，企业只可能更好，不可能更差。”如果放开了自销权和定价权，玉溪卷烟厂利税每年能递增5亿以上。
　　不出意外，在数次的“苦口婆心”和一遍遍的承诺之后，云南省烟草公司在国务院条例的允许下将红塔山、云烟等名牌卷烟的销售权下放给玉溪卷烟厂和昆明卷烟厂。
　　玉溪卷烟厂开始向全国建立红塔山销售点，1995年时，销售点超过2万家。当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研究报告》发布，红塔山以320亿元品牌价值夺得第一，而排名第二的长虹仅87亿元。
　　回忆起90年代初期时，褚时健如此说到“那几年我们税后利润平均每年都有60多亿人民币，留五六亿做技术更新和改造，还有60多亿，三年就有180多亿了，所以我们在银行经常趴着100多亿的钱。”
　　事实上，1992年国企自主销售权和定价权的开放与当时的经济体制转变有很大关系。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度的过程中，一批人的“牺牲”换来了新制度、新思想的诞生，褚时健与妻子马静芬便是其中之一。
　　1995年，褚时健经历了人生的过山车，谈到1995年时，褚时健感慨万分“大概盛极必衰，我其实也还是天真了。”
　　1995年5月，妻子马静芬的妹妹和弟弟因为牵涉林正志的河南三门峡投机倒把案被带走。8月，女儿褚映群也因此案件被从珠海的家中带走。9月，妻子马静芬也被河南警方在中秋前夕从家中带走，最直接的事件是马静芬用烟与河南三门峡烟草公司串换了几盆价格昂贵的五针松盆景，最后被判投机倒把罪，而该罪名在1997年取消。就在妻子入狱后不久，云南红塔集团、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褚时健担任两家集团的董事长。
　　12月，女儿在看守所自杀的噩耗传来，褚时健第一次在人前失声痛哭，见到律师马军时，情难自禁。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不久后，红塔集团传来喜报：连续六年位列“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前十强，1995年度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第二名。而集团董事长，在面临妻离子散的境遇。
　　1996年，褚时健已陷入各种调查中，对烟厂的事，已无力顾及。12月，由于身份的敏感，褚时健在河口被扣，随之而来的，就是无休止的问话。1998年12月，云南省检察院对褚时健以“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提起诉讼。
　　此场诉讼，引发社会轰动，无论是褚时健的个人性话题，还是对国企领导“59现象”的讨论，均极其惹人关注。更有甚者将此场审批称为“世纪审判”，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场审判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深刻影响。
　　“59现象”主要集中在国企领导上，60岁退休，59岁产生想要“捞一把”的冲动。
　　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工作17年，领到工资不到80万，平均每年仅4.7万元。而在这17年中，玉溪卷烟厂产量从27.5万箱增长至225万箱，合计实现利税991亿元，平均每年缴税超50亿。
　　褚时健案件，引发了国家对国企高层薪酬改革的反思，在他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总裁年薪100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直言“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企业家都成为了牺牲品，褚时健个人的悲剧就在于红塔集团当时属于政府严格管制的企业，应该拿到的收入没有得到。”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无期徒刑。褚时健放弃上诉，被送入云南省第二监狱开始服刑，一代“中国烟草大王”落下帷幕。

褚橙和王石

　　一个人的经历，他的情感、荣誉、挫折，包括他的错误，都属于这条路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讲，经历是一笔财富。但一个被经历压倒的人，是无法得到这笔财富的。
　　这一切对于已经70多岁，被判无期徒刑的褚时健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在判决后的最初几天，褚时健无比沮丧，心中空空的，连吃饭、睡觉都觉得没意义，唯一让他有所安慰的是，在他被判刑后，妻子马静芬被允许回家了。
　　“政府怎么安排，我们怎么遵守。”马静芬不敢去想褚时健能不能回来，但对于结果，她坦然承受。
　　在监狱一段时间后，褚时健也渐渐看开了，“既然是全国影响最大的经济案件，我觉得上诉也没用，不折腾了，好好把监狱日子过平静，也就算了。”他这样安慰自己，让自己平静下来。2001年，由于褚时健在狱中的良好表现，他的刑期被减为17年。
　　但年迈已高的他，身体开始支撑不住了，在狱中数次晕倒，医院检查出他的糖尿病已到了严重阶段了，如果继续待监狱，将会恶化。5月15日，他离开监狱，保外就医，回到玉溪家中与马静芬重聚。在2003年再次获得减刑后，2004年，褚时健获准假释。
　　虽然褚时健的“监外执行审批表”上写着的病情是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Ⅱ级、陈旧性心肌梗死，但在他离开监狱的那天开始，他就打算做点什么，即使周围的亲友都反对他这么大的年纪还要“折腾”。
　　在拒绝了去烟厂做顾问，考虑了搞矿山，卖米线等一系列生意之后，褚时健决定种橙子，原因无他，因为自己对土地有亲切感，无论是去烟厂之前在糖厂种甘蔗，还是在烟厂种烟草，褚时健对种植有足够的自信。
　　说干就干，还是往大里干。2002年时，褚时健租的地已达900多亩，75岁的他，与二三十岁的创业者站在了同一起跑线。2003年夏天，王石去哀牢山看望了褚时健，对于一个76岁的老人如此有热情和韌性，王石被深深的震撼了。
　　在聊天时，王石问道“什么时候会挂果？”褚时健自信笃定：“从果苗种下地，生长稳定到挂果，起码要四五年的时间。”到挂果时，褚时健就是80岁了。
　　说句不好听的话，能否活到那个年纪都是未知数，但从小的苦难经历赋予了褚时健非人般的毅力，磨难激发出了他“做点什么事”的执念。
　　2003年，在写了一堆借条，投入1850万元人民币后，褚时健承包的面积达到了2400亩，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到了不得不成功的地步。
　　这次，命运选择了站在褚时健这边。2007年时，果园的冰糖橙总产量超过2006年1000吨，借的钱也全部还清了，冰糖橙有了新名称“褚橙”。
　　我不追求数量，我只追求质量。质量好了，口碑就好，所以我从不主动宣传。
　　2011年，褚橙凭借广受好评的口味占据了云南80%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褚橙的名气以云南为根基向外“辐射”，迅速打开了海南和西南地区市场。
　　也就是在2011年前后，中国一线城市的电商开始兴起，互联网生鲜成为了“香饽饽”。2012年11月5日，褚橙通过互联网面向北京市场，结果超出所有人想象，5分钟卖出了800箱，服务器一度宕机。
　　“褚橙入京”成为热门话题，时隔十三年，褚时健再次引发大众讨论热潮，70多岁创业，80多岁成功，何其励志，褚橙有了个新名字“励志橙”。
　　2014年，王石和众深圳企业家又一次来到褚橙基地。褚时健让司机去接王石，王石的到来，让他很开心，见面后，王石与褚时健来了个大大的拥抱。看着褚时健成功，王石发自心底的高兴。
　　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落谷底之后的反弹力。
　　——王石
　　2015年，褚橙通过在天猫上开设的“褚橙水果旗舰店”“实建水果专营店”向全国售卖，褚橙真正面向全国，而它的创始人褚时健，拖着古稀年迈之躯，以非凡的毅力，通过十二年的努力，从谷底走出后，迈向了新的人生高峰。

褚老留下的

　　从被打成右派，艰难复出的艰辛，到大刀阔斧的国企改制，带领企业走向辉煌，再到妻离子散后锒铛入狱，出狱后75岁再创业成功，褚老从未扼住命运的喉咙，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命运击倒在地，然后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来。
　　褚老走了，但他留下了很多。不只是红塔山和褚橙，还有这个浮躁而急于求成的时代最稀缺的精神。
　　正如他说过的。
　　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做人的魅力在于，你是否是真实的自己。
　　（来源：和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