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宾，一个大江南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字，一位被誉为“西部歌王”、“西部民歌之父”和民族文化交流使者的音乐家，他的人生，正如他在写给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的诗中所说，“本是一场迷藏的梦”。这个梦仿佛一段交织在时空中的五线谱，却无始无终，永远与那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歌谣一起回荡在祖国的山水之间。
　　与大多数初闻其名者所想截然不同的是，因民族音乐成就蜚声海内外的王洛宾既不是少数民族，也没有成长于民族地区，而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出生、求学在北京。1930年至1934年，王洛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当时，他的作曲教授是留学归国的汪德昭先生，钢琴教授是德国人谷布克，声乐教授则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亲妹妹霍洛瓦特·尼古拉·沙多夫斯基伯爵夫人。接受过如此良好的教育，敏感的音乐神经，让王洛宾以后在编曲、作词方面游刃有余，其一生音乐成就的基石就是建立于斯。
　　此后几年时间，王洛宾在北京一所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并一度萌发了出国深造的念头。我们无法知道，如果他继续留在北京，会拥有一种怎样的人生，但如此一来，中国的近现代音乐将黯淡许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王洛宾毅然离开北京前往山西，参加了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这是王洛宾第一次踏上西北的热土，正是这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让他完成了对《达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虹彩妹妹》、《曼丽》等少数民族经典民歌的改编。1939年，他在青海又创作改编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玛依拉》等歌曲。留守西宁期间，他将大部分心血和精力投入到当地的音乐教育工作中，负责组建了“青海儿童抗战剧团”，并创作歌舞剧《沙漠之歌》及《送郎出征》、《穆斯林青年进行曲》等抗战歌曲。这些鼓舞士气和凝聚人心的歌曲极大地感染了西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情绪，成为他们宝贵的精神“弹药”。
　　众所周知，王洛宾是把新疆民歌传入内地的第一人，是促进各民族交流和团结的卓越贡献者。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甚至到今天，遥远的大西北，甘肃、青海、新疆，对于中原地区的汉族来说仍是陌生而神秘的，是王洛宾的歌带来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画面，向人们展示了他们勤劳美丽、淳厚勇敢、智慧虔诚以及追求多姿多彩的幸福生活的面貌。
　　这些歌曲的获得到最终传唱的过程，饱含了艰辛与灵感。王洛宾改编后的西部民歌得以广为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改编上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他主张以歌为主，用旋律来美化汉语，同时朗朗上口便于传唱；他强调语言通俗、曲调流畅，用词生动逼真、词曲浑然天成。
　　已被唱了半个世纪的《达坂城的姑娘》，原是王洛宾从一位途经兰州的维吾尔族司机那里听来的。因语言不通，最初记下来的只是一堆零乱的乐句和“达坂城”“丫头行”“漂亮”“做老婆”等简单的词，王洛宾硬是根据司机唱歌时的情态进行推敲、琢磨，对旋律加工润色，把分散的乐句按民歌特有的思维贯穿起来，又比照民歌歌词的比兴规律，编制出这支歌。
　　他所有的搜集作品都经历了类似这样艰难整理、重新编写的过程。最特别的就是在对新疆民歌《阿拉木汗》的改编上，原歌曲中间四小节是快板，为适应舞蹈的快速旋转而形成的，极不好唱。为了适合传唱，王洛宾进行了脱胎换骨般的改造，将快板改变中板，在一、二、四小节后面加休止符。这样一改，不但好唱了，而且更好听了。既保持了原曲的神韵，又使其在艺术上精巧完整，将一支尚属原始形态的伴唱歌曲升华成一首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
　　有意思的是，从王洛宾接触新疆民歌，直到他对这些民歌进行改编和再创作的黄金十年，他却从未去过新疆。1949年，应王震将军邀请，王洛宾才终于踏上了这块寄托他无限遐思和才情的神奇土地，且再也没有离开。新中国成立以后，王洛宾满怀赤诚之心，又创作了《萨拉姆毛主席》、《社会主义光芒照在我老汉的心坎上》、《亚克西》等100多首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歌曲，在整个新疆乃至全国广为传唱，鼓舞着各族人民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文革”阴霾中走出来的王洛宾，灵感之树如逢春雨，再度繁茂，又连续创作了《带血的项链》、《托木尔的百灵》、《奴隶的爱情》等3部歌剧。
　　1986年，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音乐家协会联合为他举办了《人民音乐家王洛宾作品音乐会》，首次向社会全面介绍他的音乐作品，并且授予他“人民音乐家”称号。随后，新疆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英汉对照《在那遥远的地方》、《丝路情歌》歌曲集。
　　“我这一生最热爱的是新疆，是新疆民间音乐培养了我，我从那里吸取了巨大的营养。离开新疆，我没有灵感。”1996年，王洛宾在乌鲁木齐与世长辞，把自己的身心完完全全地献给了新疆，而就在他弥留之际，还谱写了此生绝唱《歌唱万年青》和《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