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无论哪朝哪党，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一致贯穿着一种死亡逻辑，那就是市场绞杀的死亡逻辑，更是制度颠覆和体制磨擦造成的死亡逻辑。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这一代民营企业有无机遇，或有无能力穿越这一逻辑。
　　以当下国人最关注的房地产来说，销售类物业，特别是住宅开发，市场竞争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死亡逻辑。举例来说，当一个地区人均GDP从3000美元向8000美元跃升时，通常是城市化和住宅需求最旺盛、也是地价和房价不断攀升的时期，这时如果房地产公司用1亿元买100亩地，3年赚5000万元就是不错的业绩，第4年初他手里会有1.5亿元。假定每年地价、房价平均涨10%～15％，这时如果再买地，却只能买50亩；再过3年，他赚了一个亿，算是不错的业绩；第7年头上，他手上有2亿元现金，若再买地，地价已大幅上涨，在同等地段这时只能买25亩；又过3年，到第9年年底，所有投资加利润才有可能回来，但别忘了，如此往复的生意，跨了9年，市场供求关系和政策变化是难免的，企业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很有可能没等到第9个年头，资金链就断了，中道崩殂了。事实上，这类销售类的房地产，有3个内在的黄金比例在暗中规定着它们的生死分界，决定了它们能否穿越9年、10年乃至更远的生命周期，具体说就是销售额是净资产的2～3倍，净负债率不高于50％和净现金流为正数。一旦公司经营指标，特别是后两个指标恶化，公司随时面临财务崩溃，这时只要市场出现波动、政策改变，公司就会立即呜呼哀哉。我曾认真比照过100多家销售类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并将其放在过去十年的市场供求的环境中加以验证，结果充分显示上述“黄金比例”就是竞争性市场住宅类公司在死亡逻辑中的生死分界。
　　问题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面对的不是单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国人一向把市场当成下级和实现领导意志的工具，总习惯用常委会和办公会决定市场和价格，这样，企业在市场上的生存竞争更危险，市场逆转更难预料，处理危机的手段也更捉襟见肘。比如政府不断通过行政手段将土地垄断、价格推高，可当你高价竞得土地后，它又用另一只“手”（同样是行政手段）将价格压低，把客户赶走（限价、限购），表面上供求关系变了，企业资金链断裂是其独立主体地位的直接结果。
　　这不禁让人想起100年前胡雪岩的悲惨结局。胡雪岩在囤丝大战中一败涂地。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生丝产量约9000万两，60％出口到国际市场，在欧洲市场上最为著名的生丝品牌就是湖丝，号称“软黄金”。但长期以来，生丝的对外贸易却被上海滩的外国洋行所把持。1882年胡雪岩试图冲破这种垄断，发起了生丝大战。当法国军舰出现在上海吴淞口时，动荡的时局让丝价看跌。这时胡雪岩从汇丰银行借得650万两银子，定下7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曾向汇丰借了400万两银子，两笔借款都以各省协饷做担保，但其中80万两正赶上还期，虽是朝廷所借，但经办人是胡雪岩。往年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但这次，上海道台邵友濂听从了被李鸿章授意的盛宣怀的建议，缓发了20万两。无奈，胡雪岩只好从自己阜康钱庄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行垫付。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雪岩的调款了如指掌，当80万两银子陆续离开阜康钱庄时，他便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并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囤丝赔了血本，阜康钱庄马上要倒闭。这时胡雪岩派人向左宗棠发报，但电报被盛宣怀暗中扣下，最后胡无奈，将自己所有地契和房产，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来抵挡挤兑压力，终因周转不灵、无力应付，在挤兑浪潮中忧愤而亡。
　　胡雪岩的悲剧在于，商人与政治，商业与政权，政府权力与市场规则不分，商人被迫依附于权力，而又为权力操纵的市场所绞杀。殷鉴不远，今天的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企业的命运会否重蹈覆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