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学生“反美扶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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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曾说过:“学生运动是现代中国发展的潮汐表”。1948年中国“反美扶日”运动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并由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全国性群众爱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上海的青年学生发挥了先锋作用,他们为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不但坚决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战后复兴,而且同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反动行径进行了英勇斗争,充分展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崇高爱国精神。

“红五月”期间的“反美扶日”活动


  战后初期,美国为根除日本的军事威胁和战争潜力,曾一度对日本实行比较严厉的限制和改造措施。但是,随着战后美苏矛盾的激化和中国国共内战的爆发,美国为使日本成为其在远东抗苏反共的堡垒,对日政策迅速由此前的限制和改造转为大力扶植其复兴。这引起了长期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愤慨,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起来呼吁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捍卫国家民族利益。
  正是在此背景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据此,在各地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一场全国性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美扶日”爱国运动得以迅速酝酿并发动起来。当时,中共上海学委决定,结合纪念“红五月”活动,在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中组织发动一场新的爱国运动,以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

  1948年5月初,上海各大中学校都借筹备纪念五四运动,纷纷召开“反美扶日”讨论会或演讲会。5月3日,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同济大学分别在沪南、沪西和沪北组织了三个集中性的“五四”纪念晚会。紧接着,5月4日,上海120多所大中学校的1.5万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交通大学民主广场举行五四营火晚会。晚会邀请日本问题专家孟宪章教授进行演讲,他指出:“日本侵略中国数十年,中国无论何人皆会受其迫害,美国扶日再起,首当其侵略之冲者,当然仍是中国,故我们应把反扶日问题,看作一个有关全民族的超党派问题。”他通过列举大量资料,揭露了美国扶植日本战后复兴的事实,激起全场学生的极大愤慨。
  上海学联在营火晚会上向全市学生发出“五四”号召,强调:“中华民族的新危机又来了”,我们“要用新的爱国运动来走完五四的道路”。为此,专门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简称“反扶日联”),并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积极扶助之下,已经完全复活了,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大祸临头了”。“美国帝国主义复兴日本法西斯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日本来奴役中国奴役亚洲,要造成一个‘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亚洲,造成一个‘美国老板,日本经理,中国奴隶’的亚洲。”“同胞们:甲午战争以来五十年的含垢忍辱,九一八以来十四年的含辛茹苦,七七以来八年的流血牺牲,数千万军民的血肉,数万万人民的财产,难道就是为了争取这样的一个奴隶的中国吗?”“现在是我们自己起来用自己的力量粉碎美帝扶日政策保卫民族保卫自己的日子了,是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的日子了。”“我们号召全国同胞一致起来:……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封建军国主义,粉碎美帝的扶植日本侵华政策”。晚会结束后,意犹未尽的与会同学还在交大校园内举行了火炬游行。这是上海学生“反美扶日”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交大也因此成为上海“反美扶日”运动的中心。
  5月22日,为纪念五二〇运动一周年,上海学联又在交通大学民主广场举行了“大行进”(即检阅)集会活动(因5月20日下雨,改在5月22日举行),全市102所大中学校的1.5万多名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坚定的步伐,在民主广场接受了检阅,充分展示了“反美扶日”的蓬勃力量。圣约翰大学教授陈仁炳应邀作“反美扶日”演说,他说:“今天的集会,有两个目的,一是反迫害,一是反扶日,其实这是一个目的,就是使祖国不要再受日本的迫害,要达到此目的,只有永远消灭法西斯。美国扶日,我们要抗议,要用行动来反对。”为此,“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起了10万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签名运动,并提出六项具体主张:采取有效办法,阻止美国扶植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反动政策;解散日本海上保安厅,反对美国武装日本警察;没收走私日货,停止工业原料输日;拘捕并公审一切日本战犯;撤换中国驻日代表团;召开对日和会,履行日本赔偿义务等。上海学生“反美扶日”運动再掀高潮。
  会后,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广泛开展宣传活动,通过征集签名、组织座谈会和演讲会、出版壁报、举办展览会、演唱抗日歌曲等方式积极参与其中,使“反美扶日”运动迅速在上海开展起来。当时,“在圣约翰与复旦等大学民意测验中,百分之九十六以上都一致认为,必须以具体行动抗议美帝扶日的荒谬行为。同时,交大、圣约翰、上法、复旦等校也分别展览有关日本侵略史实及美帝扶日等资料。各大中学也先后成立了反扶日委员会。”例如,“复旦大学学生响应‘反扶日’号召,校内各社团纷纷举办反扶日讲演会、座谈会和漫画壁报展览。政治科学研究会等团体并举行‘日本问题民意测验’,参加的共有一千五百人左右,绝大多数指出‘日本法西斯势力在美帝扶植复活后,首先被害的将是中国’。新闻系学生亦举行‘日本问题辩论会’,学生分成二派,一派代表美国,一派代表中国,激辩极热烈。该校学生分成很多小组到各校宣传‘反对美帝扶植日本’。该校‘观察家社’并在校内举行‘五卅’晚会,请张志让、周谷城、张明养、陈望道……等教授出席演讲。”
  5月28日,为更加集中有力地领导“反美扶日”运动,复旦大学还专门成立了全校性的“反对美帝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大会”,并发表了《致全国同胞书》,指出:“日本鬼子爬起来,最先遭殃的还是中国老百姓!今天美国大亨们养大了日本鬼子,却是打主意要借日本的手,逼中国老百姓做它的好奴才。”“我们决不能让日本鬼子再起来,我们更要反对美国老板给它撑腰。三年前,我们靠全国同胞自己的团结,才打垮了日本;今天,还只有靠我们全国同胞站起来,用行动对付美国老板和日本鬼子,叫他们看清楚中国人民并不是没有力量的!”从5月31日起,复旦大学又开展了“反美扶日工作周”,主要活动包括:“回忆日”,举行座谈,回忆日军侵华暴行;“通讯日”,发动同学给亲友写信,宣传“反美扶日”的意义,把“反美扶日”的呼声传遍全中国;“歌咏日”,组织同学演唱“反美扶日”歌曲,音乐团体举办“反美扶日”歌唱晚会;“展览日”,举办“反美扶日”木刻、漫画和剪报展览;“工作日”,组织教授访问队,动员教授参加活动,组织宣传队,到附近中学宣传鼓动等。交通大学举行了“反美扶日”大型座谈会,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和日本问题专家出席,抗议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奴才外交。圣约翰大学举办了“民族展览会”,用大量的照片、实物和形象的漫画、木刻等形式,展示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和美国扶植日本的铁证。

“六五”示威游行中的激烈较量


  上海学生“反美扶日”运动的持续高涨,引起了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恐慌和不安。1948年5月31日,具有美国政府背景的《大美晚报》发表社论,诬蔑“中国学生之反美扶日实为忘恩负义之举动”。同一天,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密电上海市政府,要求对爱国学生“不能再事姑息”,要“严予惩办”。国民党《中央日报》更是鼓吹对学生运动“操刀一割,斩草除根”。6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发表书面声明,声称“反美扶日”运动“不仅影响美国利益”,“亦且影响中国之切身利益”,“对中美间之传统睦谊实有严重之损害,倘仍继续进行,可能致不幸之结果”。但美蒋的威胁和恫吓并没有使学生退缩,上海学联宣布6月5日在外滩举行全市学生“反美扶日”示威游行活动。
  国民党政府得知学生要游行的消息后,赶紧连夜调集警力进行阻止和镇压。6月5日凌晨三四点钟,全副武装的大批军警、马队、特务奉命包围了交大、复旦、同济、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几所学生运动的主力学校,试图通过阻止校内学生外出集合的方式,造成全市学生群龙无首,从而达到扼杀游行示威的目的。为此,上海市长吴国桢责令交大校长程孝刚,要对学生行动负责。程被迫答应劝阻学生上街游行,但坚持在校内给以自由的权利。鉴于交大校园已被国民党警察特务1000多人团团包围,中共交大地下组织决定改变斗争方式,改在校内游行和宣传,避免了流血牺牲。复旦校长章益也劝告学生“不能轻举妄动”,“妨碍社会秩序”。学生则“请校长拿出‘五四’精神来”,“请校长领队”。后来,近2000人的学生队伍虽然通过拆除篱笆冲出校园,但仍被国民党军警阻拦,双方形成对峙僵持局面,学生最终不得不撤回学校,在校内围绕大草坪一周结束了当天的游行。同济大学、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的学生,由于国民党军警的封锁和阻拦,亦未能冲出校园或最终不得不撤回学校。

  虽然交大、复旦等主力学校的学生被围堵在校园内,但6月5日下午2点左右,仍有圣约翰、大夏、光华、震旦、女师、民治、立信、上中、储能、南模、同济附中、光华附中、南洋女中、上海女中、京沪中学、达人中学、晓光中学、麦伦中学等大中学校以中学生为主的5000多名学生,“从各个角落,透过反动军警的封锁线齐聚到外滩,美海军总部大门边的人行道上被堵得水泄不通。军警、马队层层围住,各校学生仍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学生在警察包围下,仍数十人集在一起,手拉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并散发《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告同胞书》,高呼‘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等口号。当警察上前干涉时,他们又灵活地改唱:‘警察先生好,警察先生妙,警察先生刮刮叫’,‘大家都是中国人’,弄得警察啼笑皆非。”
  下午3点多钟,随着国民党便衣特务的到来,开始逮捕学生。特务们在学生队伍中来回巡视,看到带头喊口号的、手拿旗帜或传单的、担任纠察的学生,纷纷将其从队伍中拉出来,关入停在附近的卡车上。事后,据警察局公布,当天被捕的学生多达54人。下午6点多钟,又有大批军警、马队开来驱散学生。“他们命令学生一批隔一批的放走,但每批不能超过二十人。一批走后,隔五分钟后再放一批。”被迫“化整为零”的学生刚刚离开外滩,又自动集合到南京路上,重新“化零为整”形成一支500多人的队伍,高唱着“跌倒算什么,站起来,再前进”,一面游行,一面宣传,直到西藏路大上海戏院门前,学生们停下来开会总结了当天游行的遭遇,然后才分散各自回校。
  6月6日,“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出“为控诉六·五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大示威惨被屠杀代电”,愤怒指出:“我们清楚地懂得,对政府抗议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只有怀着无限悲愤的心情,在抢救民族危机的感召下,向社会各界人士控诉。我们抗议,为什么我们勇敢纯洁的爱国运动,被殴捕、被惨杀?我们抗议,为什么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被美帝干涉?!”“我们绝不气馁,绝不恐惧,我们知道历次抢救民族危机的运动,都是在不断的迫害中进行,坚决团结下得到成功的。”广大爱国学生不但对国民党上海当局进行了控诉和抗议,而且表达了要将“反美扶日”运动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击败上海市长吴国桢的“神经战”


  由于交通大学在上海学生“反美扶日”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引起了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强烈不满和报复,决定拿交大这个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开刀,对交大学生发动了一场所谓的“神经战”。
  6月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一条新闻:“假爱国之名,图卖国之实”。报道说上海市长吴国桢在前一晚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当天上海学生的“反美扶日”示威游行,不但痛斥“越轨”学生,而且就事先何人要求行动、何人主张罢课游行、何人主张在外滩集合、何人代表交大在何地与何人联系、120个团体的名目为何、主持者何人等问题提出七点质询,“责成交大校方查复”,并扬言:彻查“如无结果,当局径行处理”。显然,这是试图揪出六五事件的幕后“推手”,并借交大校方之手迫害学生。
  吳国桢的“七点质询”激起了交大学生的无比愤怒,大家一致主张:“吴国桢质询我们,我们就来个反质询!”为此,交大学生自治会发出了给吴国桢的第一封公开信,指出:“这次我们的爱国大游行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倒反受到一连串的武装包围和‘卖国’罪名。对于这种视爱国青年为卖国贼的措施,我们在坦白地回答了市长先生的问题以后,除表示深深的痛心和遗憾之外,并且提出下列几点我们的疑问,敬请市长先生作答。”公开信对吴国桢提出了五点反质询,主要包括:“先生说这次学生游行‘决非爱国’,学生的口号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实则为‘反对美国’,是根据什么证据判断的?……如果这是卖国,那么什么才叫爱国?”“学生参加动机纯正的爱国示威游行而遭受残酷的刺伤、毒打和逮捕,请问我们正在行宪的政府,爱国犯了什么罪?”“先生和宣司令说学生这次的爱国游行受共党操纵,我们要请问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大学教授与工商界、新闻界及老百姓,是不是也都是共产党或受共党操纵?”“中国学生吃了美国米是不是就该放弃中国人民应有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立场?就该眼瞧着东洋强盗再起而不为八年受难老百姓喊出深心的愤怒?”   面对交大学生的五点反质询,吴国桢不但没有给予答复,反而于6月10日又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提出所谓“四项标准,八点质询”,进一步追问五四营火晚会由何人召集、上海“反扶日联”主持人为何人、五二〇纪念大会由何人主持、参加纪念大会的各校代表为何人等九个“何人”。吴国桢威胁要“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如答复不妥,将由军事特种刑事法庭传讯交大学生自治会干事及系科代表。但交大学生并没有被吓倒,反而于6月11日发表第二封致吴国桢的公开信,指出:6月5日的爱国示威游行,“被您硬加上‘受人操纵’、‘名为爱国实为卖国’的罪名,我们是深深悲愤更加激怒,我们根本怀疑您市长先生是否已经忘记了老百姓在八年中所受的苦难?您一次又一次所谓‘查询’怀了什么居心?您是不是怕学生爱国?您是不是怀疑美国扶植日本?”“在这儿,我们不得不向您严正地提出抗议和质问:学生是不是不应该爱国,我们爱国犯了哪一条法律,违了哪一条校规?”“根据什么证据要诬蔑我们爱国学生‘假借名义,扰乱社会秩序?’”“为什么只命令我们回答您的问题,而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却避而不理?”“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应该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据说您市长先生‘同情’爱国,请问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否忘记了您是中国人?”公开信接连提了11个问题要吴国桢回答,而且与第一封公开信相比,从语气到用词皆毫不客气,从而将吴国桢置于了被质询的地位。

  面对交大学生的11点反质询,吴国桢仍然置之不理,于6月12日再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交大学生既不愿公开答复,便是默认幕后有人主持。既然背后有人操纵,便可证明少数职业学生欺骗了多数同学。”吴国桢声称,已想好一套公开传讯的办法,要向职业学生展开“神经战”。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发表社论《注视交通大学》,指控交大学生为“共匪分子”,命名交大为“苏维埃租界”。为反对吴国桢镇压学生运动,交大校长程孝刚宣布辞职,交大学生发表《为吴市长迫害爱国运动告全国同胞书》,大声疾呼:“亲爱的同胞们!爱国犯了什么法?反扶日有什么罪?竟要惊动市长先生,七询八质,传询逮捕。”与此同时,交大学生发出第三封致吴国桢的公开信,要求他答复前两封公开信中提出的16点询问,并指出:“如果你市长不全部答复,即等于公开默认此次你不是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企图以强权压制正义,用市长的地位来从事破坏爱国运动。”“我们不怕传讯,我们的态度已很明白,如果你一意孤行,不听听同学及社会人士的意见,严重的后果是要你负责的!”这封公开信的语气和用词更加不客气,对吴国桢的称呼由“您”变成了“你”,并要其承担严重后果。此外,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谴责和压力,也使吴国桢的“公开传讯”一再延期,“神经战”遭遇挫折。
  为彻底击败吴国桢的“神经战”,交大学生自治会决定举行一次“反美扶日”公断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公断是非。6月26日晚,“反美扶日”公断会在交大体育馆举行,陈叔通、马寅初、许广平、史良、张志让、王造时、储安平、施复亮、盛丕华、方秋苇、张絅伯、周谷城、周予同、周一志等社会各界名流40多人出席。上海各报记者和各校代表也应邀出席。交大学生更是不顾期末复习迎考,将整个体育馆挤得水泄不通。公断会也邀请了吴国桢等人,但其推说“不予重视”,未敢出席,成为一名缺席的“被告”。“来宾们争先发言,强调‘市府对学生之质询的不合理’,均一致认为:反扶日运动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不是反美运动,也不是反日运动,而是媲美‘五四’的爱国运动,决不能指为共产党所操纵。吴国桢身为市长,对市民生活有关的更重要问题,不表关切,竟与出于爱国动机的学生展开其所谓‘神经战’,殊所不解,究其原因,吴氏无非藉此讨好美国,实不胜遗憾云云。方秋苇并指出:‘这种对交大的神经战,原是纳粹第五纵队所发明’。史良以律师的地位说:‘这种质询在法律上犯了恐吓罪’,她声明愿意做义务律师为学生辩护。……最后全体宣誓:‘为了维护真理,为了抢救民族危机,我们团结得像一个铁的人,给任何打击爱国运动的人以打击!’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及‘团结就是力量’歌声中散会。”
  会后,交大学生又发出第四封致吴国桢的公开信,表示由于市长先生“没有出席这次诉诸社会人士之前的公断会,我们在失望和奇怪之余,只得将公断会的结果,函告先生”,最后的论断是“反扶日运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全国性爱国运动,不犯法,更绝不可能受人操纵”。“我们不但要以最严肃的心情告诉你这公断会的结论,反扶日爱国是我们的神圣权利,而且还要更诚恳地告诉你为了不愿做日人的奴才,我们将更热烈广泛地展开反扶日运动。”

  這场“反美扶日”公断会,实际上成为了对吴国桢的“缺席判决”,宣告了其所谓“神经战”的彻底破产。此后,触犯众怒的吴国桢自知理亏,对待爱国学生的态度有所缓和,没有再进行所谓的“七询八质”“公开传讯”。同时,迫于社会各界人士的舆论压力,此前在六五示威游行中被捕的学生也陆续获得释放。进入7月,随着暑假的到来,各大中学校学生陆续放假离校,上海学生的“反美扶日”运动逐渐平静下来。
  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美扶日”爱国运动,虽然最终未能改变美国当局的扶日政策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反动统治,却使青年学生在斗争中进一步认清了美蒋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庐山真面目”,从而彻底抛弃了对美蒋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定地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为此后上海的解放准备了人心,凝聚了力量。(责任编辑 黄艳)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关系视域下的1948年中国‘反美扶日’运动研究”(17BDJ04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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