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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大型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关于大型飞机方案论证工作汇报,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同意组建大型客机股份公司,尽快开展工作。
温总理特别提出,要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培养、吸引、凝聚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为大型飞机研制建功立业。历史证明,中国人已经表现出掌握航空技术的卓越天赋。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发明的世界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直到1908年才改进到足以接到美国政府的订单。第二年9月,旅美华侨冯如就在美国奥克兰试飞成功了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美国一家报纸对此报道说:“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列强群起角逐,妄图瓜分中国。爱国的热忱使赴美谋生的冯如决心制造飞机,广大爱国华侨也纷纷“壮其言,助之资”。1906年冯在旧金山开始制造飞机。几经失败,终于在1909年9月21日驾驶着他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以每小时65英里的速度飞行了约20英里,高度达700英尺，成为美国一件轰动世界的新闻。冯如后来携带两架自制飞机回国,投身孙中山的民主革命,1912年8月在广州做飞行表演时因飞机失事身亡。现在的航空工业巨无霸波音公司成立于1916年,公司聘任的第一任总工程师就是中国人,即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王助(1893-1965),他设计的C型水上飞机大获成功,为波音淘得第一桶金。
王助12岁的时候赶上清朝廷兴办海军,他便考入了烟台海军水师学校。16岁以优异成绩被派往英国学习,先后在阿姆斯特朗海军大学和德兰姆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15年毕业后转赴美国深造,学习航空工程。
王助设计了一架双浮筒双翼的“B&W-C”型水上飞机,并且成功试飞。这架飞机成为波音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并且是开辟美国第一条航空邮政试验航线的飞机,而且美国海军部也看上了这架飞机,认为它既能当巡逻艇又能训练新学员,一举两得,一下子就订购了50架。由此,波音公司不仅在经营上有了较好的基础,而且和军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很可惜的是,作为总工程师的王助,却受到美国军方的歧视,认为他是一个外国人,还是一个遭受侵略国家的人,就禁止他进入“B&W-C”型水上飞机军事试飞现场。王助一怒之下,辞职回国。
一战结束后,王助离开了波音返回中国,1919年8月，王助等人终于为中国海军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1号”初级教练机。到1930年的12年间,这里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飞机15架,并培养出中国第一代航空工程技术人才。1955年王助担任了台湾成功大学航空工程教授,1965年病逝。
不仅如此,中国人在世界航空科学界的辈分还很高。奠定现代空气动力学理论基础的德国科学家普朗特被公认为世界航空理论的“祖师爷”,他的一名匈牙利学生冯·卡门于1934年移居美国后对美国喷气动力、远程导弹、卫星和星际航行作出巨大贡献,冯·卡门在美国培养的一位中国学生叫钱学森。普朗特还有一位中国女弟子陆士嘉,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航任教,是运十副总设计师程不时的老师。
陆士嘉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一个旧官僚家庭里。1926年,她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并选择了理科。1938年,她克服重重困难,进入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当时,闻名世界的近代流体力学奠基人普朗特教授在该校执教。她想到祖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蹂躏,学航空将来能对祖国作贡献,便毅然选择了航空科学,并决心做普朗特教授的研究生。成为普朗特正式接收的惟一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并且是一位女博士。
然而,美国方面因陆士嘉坚决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而拒绝其工作。后来,她只能在哥廷根大学内另辟一室,单独搞导师给她的课题,而且当时只让她解方程,并不让她了解方程的由来和作用,为此她愤然辞职,决定尽快返回祖国。
回国后的陆士嘉先后在天津北洋大学航空系、清华大学水工试验研究所任教。并担任新中国新型航空高等学府——北京航空学院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一职。陆士嘉是北航第一任空气动力学教研室的主任,也是建立我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华人华侨能为中国大飞机项目做些什么?
当年冯如决心制造飞机时,广大的爱国华侨纷纷“壮其言,助之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发展国产大飞机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对于中国来说,要实现自己的大飞机梦想,目前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是要解决相关技术难题。
大飞机项目论证组成员、中国航空第二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崔德刚最近表示,中国要发展大型民用客机,必须首先突破10项关键技术:一,民用大型飞机总体设计技术;二,现代民用飞机的气动特性预测方法;三,民用大型飞机的噪声预测和减噪措施;四,民用大型飞机载荷确定技术;五,高效结构和强度设计技术;六,长寿命高可靠性结构设计技术;七,民用大型飞机防雷设计和抗高强度辐射设计;八,多轮起落架设计技术;九,先进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技术;十,适航审定的特殊要求的鉴定技术。
“未来我们急需以上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我们也希望海外学子能够回国效力,为大飞机项目建功立业。”科技部一位人士对《华人世界》表示。
目前中国最大的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西安总部和上海分院所有的技术人才加起来才1000多人,而空客A380的研发团队就有5000多人。即使保守估计,我国设计大型飞机估计需要3000人左右。这一数字对于目前飞机设计人才,特别是大型飞机设计人才奇缺的中国航空业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中国再造大飞机,完全可以吸引一大批海外学子回国效力,目前越来越多在国外车厂有丰富经验甚至身居要位的中国人才涌入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的代表奇瑞、吉利,就是明证。”崔德刚对《华人世界》表示。崔德刚同时指出,以上十大技术很多属于可以“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而发动机和新材料,尤其是复合材料技术,才是目前我国发展大型客机项目的最大技术障碍”。这两类人才目前国内最为奇缺。
由于我国发动机长期以来受军品研制影响很大,管理上和经费投入上过于偏重“型号牵引”,在“技术推动”方面做得很不够,技术基础工作不到位,通常是有了飞机型号才开始相应发动机的研制,对发动机和飞机机体的研制周期差异认识不足,没有真正做到发动机研制先行。目前我国民用发动机的技术基础较差,技术储备不足,前期的技术基础工作没有做好。
同样,由于基体材料制造有应用问题,必须通过大规模的论证,证明该材料完全可以在飞机上使用。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款复合材料产品通过了国外的适航认证。
华人在大飞机项目上,出于对自身技术能力的不自信,也曾出现过过分依赖国际合作的思潮,代表者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儿子张镇中。
美国《财富》披露,1979年在运十即将成功之际,美国麦道公司在美籍华人张镇中的建议之下,游说最高决策者,同时游说主管民机工业的三机部和民航,希望与中国合作生产麦道的DC-9超80(即MD82飞机)。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民航总局局长沈图的支持下,运十下马,上马麦道合作项目。
“只要是技术的问题,都将不成为问题。”谈起我国在国际合作上多次血的教训,一位业内人士不无感慨,他对《华人世界》说,只要中国能够把发展大飞机的坚定国家意志坚持下去,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智慧,调动海外华人的智力资源,完全能够像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一样,实现自己的大飞机梦想。
温总理特别提出,要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培养、吸引、凝聚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为大型飞机研制建功立业。历史证明,中国人已经表现出掌握航空技术的卓越天赋。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发明的世界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直到1908年才改进到足以接到美国政府的订单。第二年9月,旅美华侨冯如就在美国奥克兰试飞成功了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美国一家报纸对此报道说:“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列强群起角逐,妄图瓜分中国。爱国的热忱使赴美谋生的冯如决心制造飞机,广大爱国华侨也纷纷“壮其言,助之资”。1906年冯在旧金山开始制造飞机。几经失败,终于在1909年9月21日驾驶着他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以每小时65英里的速度飞行了约20英里,高度达700英尺，成为美国一件轰动世界的新闻。冯如后来携带两架自制飞机回国,投身孙中山的民主革命,1912年8月在广州做飞行表演时因飞机失事身亡。现在的航空工业巨无霸波音公司成立于1916年,公司聘任的第一任总工程师就是中国人,即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王助(1893-1965),他设计的C型水上飞机大获成功,为波音淘得第一桶金。
王助12岁的时候赶上清朝廷兴办海军,他便考入了烟台海军水师学校。16岁以优异成绩被派往英国学习,先后在阿姆斯特朗海军大学和德兰姆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15年毕业后转赴美国深造,学习航空工程。
王助设计了一架双浮筒双翼的“B&W-C”型水上飞机,并且成功试飞。这架飞机成为波音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并且是开辟美国第一条航空邮政试验航线的飞机,而且美国海军部也看上了这架飞机,认为它既能当巡逻艇又能训练新学员,一举两得,一下子就订购了50架。由此,波音公司不仅在经营上有了较好的基础,而且和军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很可惜的是,作为总工程师的王助,却受到美国军方的歧视,认为他是一个外国人,还是一个遭受侵略国家的人,就禁止他进入“B&W-C”型水上飞机军事试飞现场。王助一怒之下,辞职回国。
一战结束后,王助离开了波音返回中国,1919年8月，王助等人终于为中国海军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1号”初级教练机。到1930年的12年间,这里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飞机15架,并培养出中国第一代航空工程技术人才。1955年王助担任了台湾成功大学航空工程教授,1965年病逝。
不仅如此,中国人在世界航空科学界的辈分还很高。奠定现代空气动力学理论基础的德国科学家普朗特被公认为世界航空理论的“祖师爷”,他的一名匈牙利学生冯·卡门于1934年移居美国后对美国喷气动力、远程导弹、卫星和星际航行作出巨大贡献,冯·卡门在美国培养的一位中国学生叫钱学森。普朗特还有一位中国女弟子陆士嘉,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航任教,是运十副总设计师程不时的老师。
陆士嘉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一个旧官僚家庭里。1926年,她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并选择了理科。1938年,她克服重重困难,进入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当时,闻名世界的近代流体力学奠基人普朗特教授在该校执教。她想到祖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蹂躏,学航空将来能对祖国作贡献,便毅然选择了航空科学,并决心做普朗特教授的研究生。成为普朗特正式接收的惟一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并且是一位女博士。
然而,美国方面因陆士嘉坚决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而拒绝其工作。后来,她只能在哥廷根大学内另辟一室,单独搞导师给她的课题,而且当时只让她解方程,并不让她了解方程的由来和作用,为此她愤然辞职,决定尽快返回祖国。
回国后的陆士嘉先后在天津北洋大学航空系、清华大学水工试验研究所任教。并担任新中国新型航空高等学府——北京航空学院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一职。陆士嘉是北航第一任空气动力学教研室的主任,也是建立我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华人华侨能为中国大飞机项目做些什么?
当年冯如决心制造飞机时,广大的爱国华侨纷纷“壮其言,助之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发展国产大飞机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对于中国来说,要实现自己的大飞机梦想,目前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是要解决相关技术难题。
大飞机项目论证组成员、中国航空第二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崔德刚最近表示,中国要发展大型民用客机,必须首先突破10项关键技术:一,民用大型飞机总体设计技术;二,现代民用飞机的气动特性预测方法;三,民用大型飞机的噪声预测和减噪措施;四,民用大型飞机载荷确定技术;五,高效结构和强度设计技术;六,长寿命高可靠性结构设计技术;七,民用大型飞机防雷设计和抗高强度辐射设计;八,多轮起落架设计技术;九,先进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技术;十,适航审定的特殊要求的鉴定技术。
“未来我们急需以上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我们也希望海外学子能够回国效力,为大飞机项目建功立业。”科技部一位人士对《华人世界》表示。
目前中国最大的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西安总部和上海分院所有的技术人才加起来才1000多人,而空客A380的研发团队就有5000多人。即使保守估计,我国设计大型飞机估计需要3000人左右。这一数字对于目前飞机设计人才,特别是大型飞机设计人才奇缺的中国航空业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中国再造大飞机,完全可以吸引一大批海外学子回国效力,目前越来越多在国外车厂有丰富经验甚至身居要位的中国人才涌入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的代表奇瑞、吉利,就是明证。”崔德刚对《华人世界》表示。崔德刚同时指出,以上十大技术很多属于可以“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而发动机和新材料,尤其是复合材料技术,才是目前我国发展大型客机项目的最大技术障碍”。这两类人才目前国内最为奇缺。
由于我国发动机长期以来受军品研制影响很大,管理上和经费投入上过于偏重“型号牵引”,在“技术推动”方面做得很不够,技术基础工作不到位,通常是有了飞机型号才开始相应发动机的研制,对发动机和飞机机体的研制周期差异认识不足,没有真正做到发动机研制先行。目前我国民用发动机的技术基础较差,技术储备不足,前期的技术基础工作没有做好。
同样,由于基体材料制造有应用问题,必须通过大规模的论证,证明该材料完全可以在飞机上使用。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款复合材料产品通过了国外的适航认证。
华人在大飞机项目上,出于对自身技术能力的不自信,也曾出现过过分依赖国际合作的思潮,代表者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儿子张镇中。
美国《财富》披露,1979年在运十即将成功之际,美国麦道公司在美籍华人张镇中的建议之下,游说最高决策者,同时游说主管民机工业的三机部和民航,希望与中国合作生产麦道的DC-9超80(即MD82飞机)。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民航总局局长沈图的支持下,运十下马,上马麦道合作项目。
“只要是技术的问题,都将不成为问题。”谈起我国在国际合作上多次血的教训,一位业内人士不无感慨,他对《华人世界》说,只要中国能够把发展大飞机的坚定国家意志坚持下去,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智慧,调动海外华人的智力资源,完全能够像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一样,实现自己的大飞机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