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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保證没有踩到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换的红线，在遵循市场规律不违背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官员出书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监督难，地方应出台相关规定，划清红线。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了一起官员组建“弟子圈”的案件。该案主人公俞福达，曾任浙江省岱山县东沙镇党委书记、镇长，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
据审查调查人员介绍，他在担任岱山县委政法委书记时，经常要听公检法等政法机关的工作汇报，表面上“什么都懂”，实际上却是一个“无知”干部。以至于在党的六项纪律提出多年后，他仍然不知其为何物。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热衷于出书。
虚荣心作祟，扮演“文艺清流”
当过教师的俞福达从政后仍然保留着写作爱好，时不时喜欢写一些诗歌、散文。一些党员干部、老板便投其所好拜其为师，相互之间以师兄弟相称。久而久之，俞福达身边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弟子圈”。
“身为领导干部，如果还能出版几本个人书籍，一定能成为文人清官的典范。”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俞福达萌生了出版散文集的念头。然而，出版书籍并非易事，他便打起了通过购买书号、自筹出版费用的方式出版书籍的主意。
有了这一念头后，俞福达一方面授意下属黄某每年购买海鲜礼包赠送给相关出版社和编辑，借此打点关系;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入了浙江省散文学会，并当上了副会长。
在第一本个人书籍出版前夕，俞福达在北京举办了新书出版研讨会，邀请了众多“亲朋好友”到会捧场。
会后，他欣然接受下属黄某为其支付3万余元研讨会费用。俞福达还利用职权，要求岱山相关部门与浙江省散文学会签订合作协议，使后者获得相应合作资金。在出版其第三本散文集时，省散文学会给予其3万元资金支持作为回报。就这样，俞福达在各方“支持”下相继出版3本书籍。
不少官员的“文学梦”演变为了噩梦
近些年来，不少官员的“文学梦”演变为了噩梦。
20世纪90年代，何飞来到北京成为了全国第一批民营书商。10年间，他捧红了一批新锐作家。几乎每到一地，都有官员请何飞吃饭，并将“陋作”献上，请其包装策划。
何飞回忆起一名同乡韩处长的故事。2013年，韩处长写了一本短篇小说文集，内容大都根据自身观察的官场现象和故事改编而成。何飞觉得其中有的故事形象生动，颇有意思，有一个故事让他记忆犹新。大致讲的是一名干部主持修桥，由于贪污工程款，搞成了豆腐渣工程。这名干部退休后，他的儿子结婚，当天豪华婚车驶过这座桥时桥体坍塌，造成其子半身不遂。据说，当地确实发生过类似事件。
何飞觉得这本书可以操作，便给韩处长打电话商量出版细节，但最终这本书也未出版。
韩处长如今已升任副厅，谈到当年出书的事情，他表示，考虑到“影响”，最终决定不出版为好，而且自己写的东西文学价值确实一般。谈到当下因出书等“雅腐”出事的官员，他说：“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真实实力，别人拍马屁叫好那不是真好，这几十年看看市场上卖得好的书，有多少是官员写的？”
随着全民出版时代的到来，官员出书变得易如反掌。但问题也接踵而来，至今未能肃清。
“一般效益好的大出版社不会出版‘口水书’，等于砸自己招牌。前几年，出版市场确实混乱，帮官员出书让不少中小出版社尝到了甜头。”何飞说，不少领导干部出书，就是请几个笔杆子，东拼西凑一些“研究成果”，然后到出版社搞一个书号，单位公款出书，底下一帮人打着“领导”的旗号到处兜售。
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前，有的官员不仅大做“文学梦”，还有的自己做图书策划人，意图搞出“名垂青史”的好书。北京曾有一名厅级官员，拉拢浙江的某出版社，意图与何飞合作，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图书出版公司。
当时，该厅级官员任出版公司总经理，并号称自己“有关系”，可以请“大领导”写序推荐，以后的书不愁没有市场。该官员策划的第一本书主题是“贪官与情妇”，最后提纲出来了，稿子写了一点儿，拿给出版社看，没有哪个出版社敢出版。不到半年，该出版公司便关门大吉。
“官员搞图书，搞不转，文人清官那是历史，时代不一样了。”何飞感叹。
官员出书，红线在哪里
据公开报道显示，落马官员的书，无一不是“注水”严重，价高质低。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写书是为了“拼凑学术成果”。为评选中科院院士，他组织专家用2个月时间为他“写”了3本书，还曾在一年多内“著”了2本100多万字的书，编了5本书，近500万字。
2015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协原副主席廖东明落马，其犯罪事实大都是在任佛山市检察院检察长时期所为。就在卸任检察长之前，廖东明出版了40万字的关于检察官生活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当时开研讨会，不少佛山官员对该书大肆吹捧。随着廖东明落马，该书也无人再提。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落马后，通报中罕见地提到其“搞美化宣传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其“美化宣传”的方式就是出书。
赖小民曾出版多部书籍。2018年1月，《我的企业管理之道——中国华融“掌舵人”的心路历程》一书出版，将赖小民的大幅照片作为封面。赖小民落马后，华融销毁了近10万册与赖小民相关的图书和内刊。
一名出版集团的主编介绍，如果保证没有踩到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换的红线，在遵循市场规律不违背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官员出书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监督难，地方应出台相关规定，划清红线。
“2018年书号管制后，‘干部书’少了，一个原因是风气变了;另一个原因是书号成了稀缺资源。以前1万元左右的书号现在卖到5万元左右，出版社会尽量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书。”某国字头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宋佳说，因为创收快，以前出版社曾对编辑下达出“干部书”的任务，还有的出版社在各地设立书号销售代理机构，为官员提供出书服务。
“以前官员来稿‘来者不拒’，因为跟他们谈包销比较容易。”宋佳说，如今国家对文化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制造与文化输出成为国家的大战略， “这两年，每一本自费书都需要在编委会讨论，签订正规的一书一号合同，被毙掉的‘干部书’很多，关系再到位，内容不行，一样被毙。目前，不少中小出版社正大幅度地从‘金钱取向’转向价值取向，以后官员出书，会越来越难。”
（《廉政瞭望》2020年第16期）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了一起官员组建“弟子圈”的案件。该案主人公俞福达，曾任浙江省岱山县东沙镇党委书记、镇长，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
据审查调查人员介绍，他在担任岱山县委政法委书记时，经常要听公检法等政法机关的工作汇报，表面上“什么都懂”，实际上却是一个“无知”干部。以至于在党的六项纪律提出多年后，他仍然不知其为何物。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热衷于出书。
虚荣心作祟，扮演“文艺清流”
当过教师的俞福达从政后仍然保留着写作爱好，时不时喜欢写一些诗歌、散文。一些党员干部、老板便投其所好拜其为师，相互之间以师兄弟相称。久而久之，俞福达身边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弟子圈”。
“身为领导干部，如果还能出版几本个人书籍，一定能成为文人清官的典范。”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俞福达萌生了出版散文集的念头。然而，出版书籍并非易事，他便打起了通过购买书号、自筹出版费用的方式出版书籍的主意。
有了这一念头后，俞福达一方面授意下属黄某每年购买海鲜礼包赠送给相关出版社和编辑，借此打点关系;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入了浙江省散文学会，并当上了副会长。
在第一本个人书籍出版前夕，俞福达在北京举办了新书出版研讨会，邀请了众多“亲朋好友”到会捧场。
会后，他欣然接受下属黄某为其支付3万余元研讨会费用。俞福达还利用职权，要求岱山相关部门与浙江省散文学会签订合作协议，使后者获得相应合作资金。在出版其第三本散文集时，省散文学会给予其3万元资金支持作为回报。就这样，俞福达在各方“支持”下相继出版3本书籍。
不少官员的“文学梦”演变为了噩梦
近些年来，不少官员的“文学梦”演变为了噩梦。
20世纪90年代，何飞来到北京成为了全国第一批民营书商。10年间，他捧红了一批新锐作家。几乎每到一地，都有官员请何飞吃饭，并将“陋作”献上，请其包装策划。
何飞回忆起一名同乡韩处长的故事。2013年，韩处长写了一本短篇小说文集，内容大都根据自身观察的官场现象和故事改编而成。何飞觉得其中有的故事形象生动，颇有意思，有一个故事让他记忆犹新。大致讲的是一名干部主持修桥，由于贪污工程款，搞成了豆腐渣工程。这名干部退休后，他的儿子结婚，当天豪华婚车驶过这座桥时桥体坍塌，造成其子半身不遂。据说，当地确实发生过类似事件。
何飞觉得这本书可以操作，便给韩处长打电话商量出版细节，但最终这本书也未出版。
韩处长如今已升任副厅，谈到当年出书的事情，他表示，考虑到“影响”，最终决定不出版为好，而且自己写的东西文学价值确实一般。谈到当下因出书等“雅腐”出事的官员，他说：“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真实实力，别人拍马屁叫好那不是真好，这几十年看看市场上卖得好的书，有多少是官员写的？”
随着全民出版时代的到来，官员出书变得易如反掌。但问题也接踵而来，至今未能肃清。
“一般效益好的大出版社不会出版‘口水书’，等于砸自己招牌。前几年，出版市场确实混乱，帮官员出书让不少中小出版社尝到了甜头。”何飞说，不少领导干部出书，就是请几个笔杆子，东拼西凑一些“研究成果”，然后到出版社搞一个书号，单位公款出书，底下一帮人打着“领导”的旗号到处兜售。
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前，有的官员不仅大做“文学梦”，还有的自己做图书策划人，意图搞出“名垂青史”的好书。北京曾有一名厅级官员，拉拢浙江的某出版社，意图与何飞合作，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图书出版公司。
当时，该厅级官员任出版公司总经理，并号称自己“有关系”，可以请“大领导”写序推荐，以后的书不愁没有市场。该官员策划的第一本书主题是“贪官与情妇”，最后提纲出来了，稿子写了一点儿，拿给出版社看，没有哪个出版社敢出版。不到半年，该出版公司便关门大吉。
“官员搞图书，搞不转，文人清官那是历史，时代不一样了。”何飞感叹。
官员出书，红线在哪里
据公开报道显示，落马官员的书，无一不是“注水”严重，价高质低。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写书是为了“拼凑学术成果”。为评选中科院院士，他组织专家用2个月时间为他“写”了3本书，还曾在一年多内“著”了2本100多万字的书，编了5本书，近500万字。
2015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协原副主席廖东明落马，其犯罪事实大都是在任佛山市检察院检察长时期所为。就在卸任检察长之前，廖东明出版了40万字的关于检察官生活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当时开研讨会，不少佛山官员对该书大肆吹捧。随着廖东明落马，该书也无人再提。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落马后，通报中罕见地提到其“搞美化宣传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其“美化宣传”的方式就是出书。
赖小民曾出版多部书籍。2018年1月，《我的企业管理之道——中国华融“掌舵人”的心路历程》一书出版，将赖小民的大幅照片作为封面。赖小民落马后，华融销毁了近10万册与赖小民相关的图书和内刊。
一名出版集团的主编介绍，如果保证没有踩到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换的红线，在遵循市场规律不违背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官员出书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监督难，地方应出台相关规定，划清红线。
“2018年书号管制后，‘干部书’少了，一个原因是风气变了;另一个原因是书号成了稀缺资源。以前1万元左右的书号现在卖到5万元左右，出版社会尽量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书。”某国字头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宋佳说，因为创收快，以前出版社曾对编辑下达出“干部书”的任务，还有的出版社在各地设立书号销售代理机构，为官员提供出书服务。
“以前官员来稿‘来者不拒’，因为跟他们谈包销比较容易。”宋佳说，如今国家对文化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制造与文化输出成为国家的大战略， “这两年，每一本自费书都需要在编委会讨论，签订正规的一书一号合同，被毙掉的‘干部书’很多，关系再到位，内容不行，一样被毙。目前，不少中小出版社正大幅度地从‘金钱取向’转向价值取向，以后官员出书，会越来越难。”
（《廉政瞭望》2020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