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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济，博士学位和计量模型都非常重要，但有时候也需要让自己沉浸到日常商业环境中去，从一些小事上观察到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尚属新鲜事物。
1986年，复旦大学第一届经济管理系学生毕业。现任世界银行集团成员组织国际金融公司（IFC）首席经济学家的褚浩全就是这批学生之一。
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褚浩全赴美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多家大型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的职务，几乎没有离开过经济研究领域。
近日，褚浩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畅谈他在海外的求学、工作经历和从事经济研究的心得。褚浩全认为，研究经济、尤其是宏观经济，博士学位和计量模型都非常重要，但有时候也需要让自己沉浸到日常商业环境中去，从一些小事上观察到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变化。
1986年，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以后，有幸考取了邹至庄的经济学项目到美国留学。上世纪80 年代初，国内的大学已经有很多介绍西方经济学文献的课程，也有国外教授来讲课。但总体还是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只有皮毛的感受。
当时觉得自己在国内是尖子学生，但刚到美国的时候感觉是一落千丈。第一年的学习特别累，觉得学的东西没有价值，当时还想过要不要转专业，觉得经济学实在是学不下去了。现在回想，我与经济学是先结婚后恋爱的。
我们当初到美国来的时候确实比较傻。光知道数学，不知道数学背后的基础。后来我的美国同学告诉我说，那些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他们本科的时候都已经学过了。
还有一个我很长时间搞不懂的事情：我们用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但这些数学模型有很多的假设都不合理；既然这些假设完全不成立，这些理论有什么用呢？工作多年以后我才开始理解，这些假设虽然不成立，但是这些理论还是有用的，它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方便分析问题。
我相信现在在国内学习经济学的同学，知识准备要比我们当年好得多。
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在学习上面的素质差，但吃苦的精神好一些。我二年级学完以后，暑假就去一家有百年历史的咨询公司Arthur D. Little实习。暑假后，老板给了我正式工作。后来的三年，我都是一边上学，一边全职工作。
那时候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工作，没有任何空余时间。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从当年的住所只要走五分钟就有个小岛公园，我25年后故地重游才上去玩过。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接着又拿到了绿卡。当时觉得工作蛮轻松的，突然对环保产生兴趣，在业余时间到一家叫“未来资源”的智库旁听了一些讲座以后，被一家做环保的硅谷创业公司录取了。当时在这个公司的华盛顿特区分部，总共只有五六个人，每人都要独当一面，我做得蛮开心的。
因为有很多同学在世行工作，当时觉得自己收入不高，工作又比较局限于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所以我又跳槽到世行。再后来有一个去通用汽车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不顾妻子的反对，接受了，因为当时发现自己非常喜欢玩车。
“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您就在当时的世贸中心开会。这个事件对您的影响是不是非常大？
我在世行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关系，去过许多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从来没有碰到过任何问题。没想到在美国，在纽约，在以为最安全的地方，突然就出问题了。
当时我正在世贸中心参加一个经济学年会，“911”当天是会议的最后一天。那天早上起来，我往窗外一看，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一切都非常好。我们去一楼大厅一边吃早饭一边听主旨演讲，突然，大厅水晶吊灯开始摇晃，房子抖了一下。大家先一愣，然后就开始疾步往外走。到了街上，才发现外面已经大乱了。当时以为是地震了，或者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没有想到是恐怖分子的袭击。一大群人里只有几个人有幸接通了手机。
当我亲眼看到第二架飞机撞上大楼时，我立刻决定离开现场，放弃在旅馆里的所有东西，包括我已记了两年的一个笔记本。后来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
那时候跟我一起撤离的还有一个同事。我们一开始是在跑步，跑到江边，坐渡轮，离开曼哈顿岛，到新泽西，然后坐公交车从码头到火车站，又坐火车到了一个有朋友的小城，找到一个旅馆住。靠近出事地点的旅馆已经全住满了。这时我们才看到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双塔在冒烟的场景。
我们后来终于跟家人和公司联系上了。第二天早上，通用汽车从附近一个经销商那里回购了一辆别克新车提供给我们。我们两个轮番不停地开了九个多小时，终于半夜回到底特律家里。
第二天，我们马上投入了工作。因为当时大家都受到极大震动，都比较悲观，各种判断都出来了。我的判断跟大家不一样，我认为，“911”短期对世界经济是很强的冲击，但长期来看对世界进程不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911”可能是我人生到现在为止最意想不到的事情。给我的教训：第一，我们要随时防备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第二，更加重要的是，在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要保持冷静，综合判断做出果断决定，在非常情况下要采取非常措施。比如，当时我明白靠着一般的交通工具是回不去的：飞机都不飞了，火车也爆满，租车公司的车也都租完了。第三个教训是，事情再大，天也不会塌下来。我们通常容易把事情的长期效果看得过重，短期效果估计不足。比如“911”，短期影响是超乎想象的，但长期来看，虽然它标志着世界地缘政治的一个新阶段， 也只是过渡性影响，并不会改变人类历史进程。
身临其境跟书本学习、课堂学习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您在通用汽车工作期间，既经历了汽车行业的辉煌，也经历了通用汽车破产的全过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在通用汽车工作了13年，1997年-2010年，其间目睹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以及汽车工业在中国的跨越性发展，能参与这个过程，我感觉非常荣幸。 当初通用汽车决定在中国投资15亿美元，我当时参与其中并做了两件事情，第一，说服公司高层相信中国汽车市场前景无限广阔；第二，帮助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理解，正确的汽车政策对于发展汽车产业和消费有很大的帮助。我去新加坡开会，亚太地区的资深高管对我当时非常乐观的市场预测有很多疑问。我的国际比较研究和对中国从“老三件”到“新三件”消费升级延伸的分析，终于使那些在中国只看到自行车的老外改变了想法。
随着市场的起飞，经常有中国汽车企业或者政府官员要求到底特律来参观学习，仅我接待的就有17批。我有时候也觉得奇怪，我们在全球许多新兴市场都有分公司，为什么没有其他国家的汽车公司或者政府部门要求到底特律来学习呢？现在回想起来，学习的热情就是中国成功的原因所在啊。
所以，我们研究经济，尤其是研究宏观经济，不要以为一定要有博士学位，要会计量模型。这些当然都非常需要。但有时候也需要让自己沉浸到日常商业环境中去，一些小小的事情就可以预测一个国家的发展，而且那是最好的验证。
通用汽车在北美的运行，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时好时坏，但总的来说是在往下走。现在回过头来看，主要原因在于legacy cost（历史负担）。通用因为发展早，退休工人特别多，这个负担很重。美国汽车不涨价，但医疗费用年年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跟工会所订立的合同是比较僵化的。汽车行业不好的时候，工人不能解雇，还得照付90%的工资，这对公司是很大的负担。2008年油价大涨，金融危机爆发，公司很快就不行了。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两个最关键的历史负担是没法讨论的。
正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平时都不敢谈及，其他问题对决定企业的前途其实没有致命的作用。现在来看，当时的很多讨论，很多努力，很多改革，都白费了。
通用汽车公司破产的过程对我个人心理打击也很大。我当时管着20个人的团队，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要解雇一两个人。一开始，我们会在我们团队里找一些能力比较差的人让他们离开。后来发现，团队里面只剩下很能干很积极的人，但还必须要解雇。我关上门告诉他们坏消息时，心如刀绞。那时正是金融危机，他们出去以后是找不到工作的。我自己也第一次感到了被解雇的威胁。
2009年通用公司现金全部用完，宣布破产。后来政府借给我们钱，给我们bailout（紧急援助）。我没日没夜地干活，帮助这个临时的“国有企业”起死回生。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在文章中准确地预测了美国汽车市场从2010年到2015年的复苏过程，但我感到通用再也无法回到往日的辉煌了。
阿布扎比投资局的工作听上去挺神秘的，在中东工作的感受与别处有何不同？
正在“大病初愈”之际，我得到一个去阿布扎比投资局工作的机会。当时犹豫了好久，因为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工作，吃不准情况会怎么样。
我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工作了整整四年，三年在阿布扎比投资局，一年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当教授。这四年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非常有趣而且学到很多新鲜经验的过程。
首先，跟人们一般印象不同的是，阿布扎比非常安全。它所有的街道，晚上都可以在外面走，根本就不用担心。我在阿布扎比住的时候，早出晚归从来不锁门。我感觉，阿布扎比能如此安全，与这个国家完备的管理是分不开的。
另外一个很大的感触，是阿布扎比的开放程度超过美国和欧洲。举个简单的例子，阿布扎比的超市，几乎所有食品都是进口的，而且是从世界各个国家来的。在那里买东西真的是一种享受，你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菜果。印象中当地好像只产海鱼和蜜枣。
阿布扎比常住人口的80%以上都是外国人。为了能让外国人在这里很好地生活和工作，英语在阿布扎比非常通行。我在阿布扎比生活了4年，只学了阿拉伯语的片言只语，因为没有学习当地语言的压力。
工作方面，我的感受是严格与宽松同在。
严格方面，阿布扎比雇人的审查过程是难以想象地繁复和严谨。比如，我申请到阿布扎比投资局工作，个人简历必须填到三代，学历要填到中学。对我这样已经有20多年工作经历的人来说，很意外。最让我吃惊的是，申请过程中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必须到阿灵顿的一家专业公司去做一个智力测验。进去以后，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测了几个小时。
好像每个申请来这里从事专业工作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严格的测试，包括好几轮的面试。这样严格的招聘制度，可以保证招来的人很少会有不合格、造假的情况。
宽松的一面在于，一旦进入这个组织，就会对你绝对信任。在每个研究部门，主要的技术人员都是外国人，当地人很少，而且主要做管理上的事情。大量的活儿都是外派人员来做的，如果不信任外派人员，根本忙不过来。
既严格又宽松的体制，对他们来说是有效的管理体制。
我每次回到国内，很多家人朋友，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经常会感慨说，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快了。到了阿布扎比你才发现，中国的变化还不算快。在上世纪60年代石油被发现以前，这个地方就是几个小渔村。他们的文化也没有得到系统性地保存，工业和银行业都没有基础。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在石油美元的基础上，阿联酋英明的创始人、领导人对整个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国家因为太有钱，尤其是我们阿布扎比投资局，在世界各地都有大手笔投资，每天都吸引着全世界最好的金融中心、金融机构的最顶级的人才过来献计献策，推销他们的投资产品。在那里，我有幸接触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投资人才。不但如此，我还接触到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家、创业家和富人，跟这些人的直接接触，让我受益匪浅。这些机会在美国也是很少有的。
当然自己的工作压力也很大。经济这个东西似乎每个人都是专家，尤其是宏观经济，各个投资领域的人都会关注宏观经济，再加上每天都有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来访，我作为投资局的首席经济学家，还能再说什么东西呢？这就是对我的挑战。 不过我过去20年的工作经历对我帮助非常大，没有这些经历，我是不可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决策者并不期望在听到这么多观点之后，你再提出什么标新立异的观点，他们希望你从投资局独特的状况出发，从宏观经济、从大的形势的角度，从许多繁杂的信息之中，过滤出他们应该注意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阿布扎比投资局工作三年以后，我因为考虑出版自己业余时间进行哲学研究的心得，只好辞去了这个工作。作为阿布扎比投资局的首席经济学家，是不太可能出版一本哲学著作的。
我在阿布扎比投资局工作的时候，我们总部的边上新开了纽约大学在阿布扎比的分校。我当时一个人生活在那里，对知识的渴求一直很强烈，我跟这个分校的许多教授打成一片，经常下班以后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会。所以我很快就加盟了纽约大学分校，当了一年的教授。
阿布扎比本身没有学术氛围，也没有很强的生源，还有很多人对海湾国家有很多误解，不敢来。阿布扎比唯一有的是经济条件，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做到了尽善尽美。对于老师的补贴就不说了，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所做的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学校把学生的一切费用全部包了，还提供半年在海外上课的机会。
对于那些喜欢创新，喜欢站在前沿的学生来说，这些条件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此，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学生质量非常高，甚至比美国一些常青藤大学的入学标准还要高。
在阿布扎比工作期间，我两个儿子在美国上中学，反复权衡之下，我的家人没有跟我一起过来。所以，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工作一年之后，因为家庭原因，我决定返回美国。
请介绍一下世界银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IFC）的主要业务以及您的主要工作。IFC与中国的合作情况如何？
从阿布扎比回来以后，我就加入了世界银行成员组织国际金融公司（IFC），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在IFC已工作了两年，但我觉得对这个公司的了解还处于学习阶段。
我喜欢IFC，原因之一是它的经营介于公营和私营之间。它追求经济效益，自负盈亏，如果出现问题，政府不会担保；同时它又强调公共利益。IFC相信市场，相信私营经济占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同时又相信市场不是十全十美的，需要政府在市场环境中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帮助世界共享繁荣。IFC 通过与各国政府的合作项目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体系里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IFC跟各国政府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的股东就是各国政府，包括中国。
我们不单投资于私营部门，跟各国政府包括中国政府也都有很多合作。我们投资的目标高于一般的私营部门投资，有明确的扶贫针对性。我们跟政府合作的目的是了解政府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基于这种了解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确定投资方向，而不是哪里赚钱就往哪里投资。
最近，IFC新任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Philippe Le Houerou先生刚刚在中国访问，他对中国经济30年的状况印象很深刻。他20多年前加入世界银行集团，第一项工作就是参加IFC在广州的标致汽车装配厂的一个项目。总结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Philippe认为，有一条就是，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能够不停地进行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应毫不动摇和不懈努力地坚持下去，这是中国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现在担心的是能不能转型成功，能不能顺利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IFC是全球投资机构，我们在中国的业务，除了对过去20年的投资继续做好以外，还有两个新的方向。第一个方向，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尤其是民营经济改革的经验，作为IFC的经济学家，应该系统研究，把这些经验分享给世界上其他的低收入国家，包括南亚和非洲。另外，第二个方向，现在的中国企业跟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之前中国企业对世界经济的需求主要是能源原材料进口和产品销售，现在有了新的需求：中国企业在产品不断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希望能得到国外的先进技术，建立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的营销体系，把自己做强做大。IFC在这些方面有很多机会和经验可以提供给中国企业。
我已做了实业、金融、公益三种不同行业大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我觉得非常有幸。现在工作的动力已不再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或是职业提升，而是专心于如何改变人类，改变世界。我发现这是更难得多的挑战，有太多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像大家一样，我也是尽力而为吧。
当今世界，经济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尚属新鲜事物。
1986年，复旦大学第一届经济管理系学生毕业。现任世界银行集团成员组织国际金融公司（IFC）首席经济学家的褚浩全就是这批学生之一。
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褚浩全赴美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多家大型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的职务，几乎没有离开过经济研究领域。
近日，褚浩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畅谈他在海外的求学、工作经历和从事经济研究的心得。褚浩全认为，研究经济、尤其是宏观经济，博士学位和计量模型都非常重要，但有时候也需要让自己沉浸到日常商业环境中去，从一些小事上观察到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变化。
1986年，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以后，有幸考取了邹至庄的经济学项目到美国留学。上世纪80 年代初，国内的大学已经有很多介绍西方经济学文献的课程，也有国外教授来讲课。但总体还是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只有皮毛的感受。
当时觉得自己在国内是尖子学生，但刚到美国的时候感觉是一落千丈。第一年的学习特别累，觉得学的东西没有价值，当时还想过要不要转专业，觉得经济学实在是学不下去了。现在回想，我与经济学是先结婚后恋爱的。
我们当初到美国来的时候确实比较傻。光知道数学，不知道数学背后的基础。后来我的美国同学告诉我说，那些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他们本科的时候都已经学过了。
还有一个我很长时间搞不懂的事情：我们用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但这些数学模型有很多的假设都不合理；既然这些假设完全不成立，这些理论有什么用呢？工作多年以后我才开始理解，这些假设虽然不成立，但是这些理论还是有用的，它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方便分析问题。
我相信现在在国内学习经济学的同学，知识准备要比我们当年好得多。
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在学习上面的素质差，但吃苦的精神好一些。我二年级学完以后，暑假就去一家有百年历史的咨询公司Arthur D. Little实习。暑假后，老板给了我正式工作。后来的三年，我都是一边上学，一边全职工作。
那时候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工作，没有任何空余时间。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从当年的住所只要走五分钟就有个小岛公园，我25年后故地重游才上去玩过。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接着又拿到了绿卡。当时觉得工作蛮轻松的，突然对环保产生兴趣，在业余时间到一家叫“未来资源”的智库旁听了一些讲座以后，被一家做环保的硅谷创业公司录取了。当时在这个公司的华盛顿特区分部，总共只有五六个人，每人都要独当一面，我做得蛮开心的。
因为有很多同学在世行工作，当时觉得自己收入不高，工作又比较局限于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所以我又跳槽到世行。再后来有一个去通用汽车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不顾妻子的反对，接受了，因为当时发现自己非常喜欢玩车。
“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您就在当时的世贸中心开会。这个事件对您的影响是不是非常大？
我在世行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关系，去过许多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从来没有碰到过任何问题。没想到在美国，在纽约，在以为最安全的地方，突然就出问题了。
当时我正在世贸中心参加一个经济学年会，“911”当天是会议的最后一天。那天早上起来，我往窗外一看，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一切都非常好。我们去一楼大厅一边吃早饭一边听主旨演讲，突然，大厅水晶吊灯开始摇晃，房子抖了一下。大家先一愣，然后就开始疾步往外走。到了街上，才发现外面已经大乱了。当时以为是地震了，或者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没有想到是恐怖分子的袭击。一大群人里只有几个人有幸接通了手机。
当我亲眼看到第二架飞机撞上大楼时，我立刻决定离开现场，放弃在旅馆里的所有东西，包括我已记了两年的一个笔记本。后来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
那时候跟我一起撤离的还有一个同事。我们一开始是在跑步，跑到江边，坐渡轮，离开曼哈顿岛，到新泽西，然后坐公交车从码头到火车站，又坐火车到了一个有朋友的小城，找到一个旅馆住。靠近出事地点的旅馆已经全住满了。这时我们才看到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双塔在冒烟的场景。
我们后来终于跟家人和公司联系上了。第二天早上，通用汽车从附近一个经销商那里回购了一辆别克新车提供给我们。我们两个轮番不停地开了九个多小时，终于半夜回到底特律家里。
第二天，我们马上投入了工作。因为当时大家都受到极大震动，都比较悲观，各种判断都出来了。我的判断跟大家不一样，我认为，“911”短期对世界经济是很强的冲击，但长期来看对世界进程不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911”可能是我人生到现在为止最意想不到的事情。给我的教训：第一，我们要随时防备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第二，更加重要的是，在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要保持冷静，综合判断做出果断决定，在非常情况下要采取非常措施。比如，当时我明白靠着一般的交通工具是回不去的：飞机都不飞了，火车也爆满，租车公司的车也都租完了。第三个教训是，事情再大，天也不会塌下来。我们通常容易把事情的长期效果看得过重，短期效果估计不足。比如“911”，短期影响是超乎想象的，但长期来看，虽然它标志着世界地缘政治的一个新阶段， 也只是过渡性影响，并不会改变人类历史进程。
身临其境跟书本学习、课堂学习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您在通用汽车工作期间，既经历了汽车行业的辉煌，也经历了通用汽车破产的全过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在通用汽车工作了13年，1997年-2010年，其间目睹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以及汽车工业在中国的跨越性发展，能参与这个过程，我感觉非常荣幸。 当初通用汽车决定在中国投资15亿美元，我当时参与其中并做了两件事情，第一，说服公司高层相信中国汽车市场前景无限广阔；第二，帮助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理解，正确的汽车政策对于发展汽车产业和消费有很大的帮助。我去新加坡开会，亚太地区的资深高管对我当时非常乐观的市场预测有很多疑问。我的国际比较研究和对中国从“老三件”到“新三件”消费升级延伸的分析，终于使那些在中国只看到自行车的老外改变了想法。
随着市场的起飞，经常有中国汽车企业或者政府官员要求到底特律来参观学习，仅我接待的就有17批。我有时候也觉得奇怪，我们在全球许多新兴市场都有分公司，为什么没有其他国家的汽车公司或者政府部门要求到底特律来学习呢？现在回想起来，学习的热情就是中国成功的原因所在啊。
所以，我们研究经济，尤其是研究宏观经济，不要以为一定要有博士学位，要会计量模型。这些当然都非常需要。但有时候也需要让自己沉浸到日常商业环境中去，一些小小的事情就可以预测一个国家的发展，而且那是最好的验证。
通用汽车在北美的运行，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时好时坏，但总的来说是在往下走。现在回过头来看，主要原因在于legacy cost（历史负担）。通用因为发展早，退休工人特别多，这个负担很重。美国汽车不涨价，但医疗费用年年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跟工会所订立的合同是比较僵化的。汽车行业不好的时候，工人不能解雇，还得照付90%的工资，这对公司是很大的负担。2008年油价大涨，金融危机爆发，公司很快就不行了。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两个最关键的历史负担是没法讨论的。
正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平时都不敢谈及，其他问题对决定企业的前途其实没有致命的作用。现在来看，当时的很多讨论，很多努力，很多改革，都白费了。
通用汽车公司破产的过程对我个人心理打击也很大。我当时管着20个人的团队，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要解雇一两个人。一开始，我们会在我们团队里找一些能力比较差的人让他们离开。后来发现，团队里面只剩下很能干很积极的人，但还必须要解雇。我关上门告诉他们坏消息时，心如刀绞。那时正是金融危机，他们出去以后是找不到工作的。我自己也第一次感到了被解雇的威胁。
2009年通用公司现金全部用完，宣布破产。后来政府借给我们钱，给我们bailout（紧急援助）。我没日没夜地干活，帮助这个临时的“国有企业”起死回生。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在文章中准确地预测了美国汽车市场从2010年到2015年的复苏过程，但我感到通用再也无法回到往日的辉煌了。
阿布扎比投资局的工作听上去挺神秘的，在中东工作的感受与别处有何不同？
正在“大病初愈”之际，我得到一个去阿布扎比投资局工作的机会。当时犹豫了好久，因为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工作，吃不准情况会怎么样。
我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工作了整整四年，三年在阿布扎比投资局，一年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当教授。这四年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非常有趣而且学到很多新鲜经验的过程。
首先，跟人们一般印象不同的是，阿布扎比非常安全。它所有的街道，晚上都可以在外面走，根本就不用担心。我在阿布扎比住的时候，早出晚归从来不锁门。我感觉，阿布扎比能如此安全，与这个国家完备的管理是分不开的。
另外一个很大的感触，是阿布扎比的开放程度超过美国和欧洲。举个简单的例子，阿布扎比的超市，几乎所有食品都是进口的，而且是从世界各个国家来的。在那里买东西真的是一种享受，你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菜果。印象中当地好像只产海鱼和蜜枣。
阿布扎比常住人口的80%以上都是外国人。为了能让外国人在这里很好地生活和工作，英语在阿布扎比非常通行。我在阿布扎比生活了4年，只学了阿拉伯语的片言只语，因为没有学习当地语言的压力。
工作方面，我的感受是严格与宽松同在。
严格方面，阿布扎比雇人的审查过程是难以想象地繁复和严谨。比如，我申请到阿布扎比投资局工作，个人简历必须填到三代，学历要填到中学。对我这样已经有20多年工作经历的人来说，很意外。最让我吃惊的是，申请过程中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必须到阿灵顿的一家专业公司去做一个智力测验。进去以后，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测了几个小时。
好像每个申请来这里从事专业工作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严格的测试，包括好几轮的面试。这样严格的招聘制度，可以保证招来的人很少会有不合格、造假的情况。
宽松的一面在于，一旦进入这个组织，就会对你绝对信任。在每个研究部门，主要的技术人员都是外国人，当地人很少，而且主要做管理上的事情。大量的活儿都是外派人员来做的，如果不信任外派人员，根本忙不过来。
既严格又宽松的体制，对他们来说是有效的管理体制。
我每次回到国内，很多家人朋友，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经常会感慨说，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快了。到了阿布扎比你才发现，中国的变化还不算快。在上世纪60年代石油被发现以前，这个地方就是几个小渔村。他们的文化也没有得到系统性地保存，工业和银行业都没有基础。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在石油美元的基础上，阿联酋英明的创始人、领导人对整个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国家因为太有钱，尤其是我们阿布扎比投资局，在世界各地都有大手笔投资，每天都吸引着全世界最好的金融中心、金融机构的最顶级的人才过来献计献策，推销他们的投资产品。在那里，我有幸接触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投资人才。不但如此，我还接触到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家、创业家和富人，跟这些人的直接接触，让我受益匪浅。这些机会在美国也是很少有的。
当然自己的工作压力也很大。经济这个东西似乎每个人都是专家，尤其是宏观经济，各个投资领域的人都会关注宏观经济，再加上每天都有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来访，我作为投资局的首席经济学家，还能再说什么东西呢？这就是对我的挑战。 不过我过去20年的工作经历对我帮助非常大，没有这些经历，我是不可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决策者并不期望在听到这么多观点之后，你再提出什么标新立异的观点，他们希望你从投资局独特的状况出发，从宏观经济、从大的形势的角度，从许多繁杂的信息之中，过滤出他们应该注意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阿布扎比投资局工作三年以后，我因为考虑出版自己业余时间进行哲学研究的心得，只好辞去了这个工作。作为阿布扎比投资局的首席经济学家，是不太可能出版一本哲学著作的。
我在阿布扎比投资局工作的时候，我们总部的边上新开了纽约大学在阿布扎比的分校。我当时一个人生活在那里，对知识的渴求一直很强烈，我跟这个分校的许多教授打成一片，经常下班以后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会。所以我很快就加盟了纽约大学分校，当了一年的教授。
阿布扎比本身没有学术氛围，也没有很强的生源，还有很多人对海湾国家有很多误解，不敢来。阿布扎比唯一有的是经济条件，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做到了尽善尽美。对于老师的补贴就不说了，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所做的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学校把学生的一切费用全部包了，还提供半年在海外上课的机会。
对于那些喜欢创新，喜欢站在前沿的学生来说，这些条件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此，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学生质量非常高，甚至比美国一些常青藤大学的入学标准还要高。
在阿布扎比工作期间，我两个儿子在美国上中学，反复权衡之下，我的家人没有跟我一起过来。所以，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工作一年之后，因为家庭原因，我决定返回美国。
请介绍一下世界银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IFC）的主要业务以及您的主要工作。IFC与中国的合作情况如何？
从阿布扎比回来以后，我就加入了世界银行成员组织国际金融公司（IFC），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在IFC已工作了两年，但我觉得对这个公司的了解还处于学习阶段。
我喜欢IFC，原因之一是它的经营介于公营和私营之间。它追求经济效益，自负盈亏，如果出现问题，政府不会担保；同时它又强调公共利益。IFC相信市场，相信私营经济占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同时又相信市场不是十全十美的，需要政府在市场环境中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帮助世界共享繁荣。IFC 通过与各国政府的合作项目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体系里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IFC跟各国政府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的股东就是各国政府，包括中国。
我们不单投资于私营部门，跟各国政府包括中国政府也都有很多合作。我们投资的目标高于一般的私营部门投资，有明确的扶贫针对性。我们跟政府合作的目的是了解政府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基于这种了解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确定投资方向，而不是哪里赚钱就往哪里投资。
最近，IFC新任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Philippe Le Houerou先生刚刚在中国访问，他对中国经济30年的状况印象很深刻。他20多年前加入世界银行集团，第一项工作就是参加IFC在广州的标致汽车装配厂的一个项目。总结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Philippe认为，有一条就是，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能够不停地进行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应毫不动摇和不懈努力地坚持下去，这是中国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现在担心的是能不能转型成功，能不能顺利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IFC是全球投资机构，我们在中国的业务，除了对过去20年的投资继续做好以外，还有两个新的方向。第一个方向，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尤其是民营经济改革的经验，作为IFC的经济学家，应该系统研究，把这些经验分享给世界上其他的低收入国家，包括南亚和非洲。另外，第二个方向，现在的中国企业跟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之前中国企业对世界经济的需求主要是能源原材料进口和产品销售，现在有了新的需求：中国企业在产品不断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希望能得到国外的先进技术，建立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的营销体系，把自己做强做大。IFC在这些方面有很多机会和经验可以提供给中国企业。
我已做了实业、金融、公益三种不同行业大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我觉得非常有幸。现在工作的动力已不再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或是职业提升，而是专心于如何改变人类，改变世界。我发现这是更难得多的挑战，有太多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像大家一样，我也是尽力而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