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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熙攘攘的北京城,每一天都有许多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涌进来,许多人黯然离去。黄日新开发的“胶囊公寓”并不是药方,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一粒缩影而已。
村子里灯光渐稀,住户逐渐安静了下来,眺望不远处灯火通明的中关村大街,六郎庄俨然另一个世界。
敲门声响起时,已是晚上10点30分,蜷缩在床头的诗人孟小来抬了抬眼皮。来者自报家门,是一家媒体的记者。他只是撇了撇嘴,没有准备下床开门的意思。在掸了掸山寨品牌西装上不小心蹭到的灰土后,他重新斜倚到水泥墙上。同一房间,隔壁“胶囊”里的小姑娘,今天不来这里住了。
半瓶红星二锅头不知不觉间下肚,门外人依旧徘徊不去,再度敲门希望进来谈谈。他不耐烦地隔着铁门高喊了一声:“没时间和你谈,要谈明天谈。”一副大牌明星派头。然后,他嘿嘿地笑。
听着脚步声下楼而去,他拎起摊放在被褥上的塑料袋,袋子里粘糊糊的八个包子吃到只剩最后一个了,花生米也仅有少数的几颗。他一边兴致盎然地谈论着中国文学向何处去,一边踉跄着爬起来向床底下的尿桶处寻觅,险些栽倒。
在紧挨鞋子的地方,有两个绿玻璃瓶子,一个已经空了,他很顺利地找到并抄起另外一个,打开,用纸杯自斟自饮了起来。少顷,他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说要将胶囊公寓住到底,继而嘲讽“小报儿记者真平庸”。
“兄弟,为我的计划干杯。”他对我说。然后他抓起最后一个包子,放到嘴里,大嚼。
他的“计划”是借助媒体关注,打出自己的知名度,代表文学界挑战让人仰断脖子观望的高房价。
造“胶囊”的老人
孟小来感激一个叫黄日新的老人,是黄的产品——胶囊公寓引来了媒体围观,孟小来才有了实践他的“计划”的机会。
所谓胶囊公寓,就是一种微型出租房,铁皮结构,状如胶囊,大小不足两平方米,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房子姚明也可以睡。怎么睡呢?他可以从门这边开始睡,就把脚伸到电脑桌里面去了。”黄日新说。
2008年初,黄日新上网看新闻,知道了日本有种胶囊公寓的新奇玩意儿,觉得自己也可以捣鼓一个出来。他说,虽然老了,但还是要创业,要给子孙留下一笔财产,“毕竟他们都不富裕。”
退休前,黄日新是高级工程师,搞了一辈子火力发电站的动力装置设计,他说,发明几个小“胶囊”,不过是“拿了把杀牛的大刀宰了只小鸡而已。”设计、绘图、申请专利、采购材料、指导民工焊接、拼装,第一代产品在2008年春夏之交就开发出来了。现在摆放在六郎庄村的是第二代,两年来,黄日新投入了近四万元。
老人曾经租了场地展示他的产品,“不为出租,为的是批量生产。”但是,一直无人问津。他为此抓狂了许久。有人怂恿他在报纸上登广告,他登不起;有人让他竖大牌子,他尝试了下;有人推荐电子商务,为此他花去2800块,在阿里巴巴搞了个“诚信通”。可是从来没有厂商找他合作,产品更是一套也没卖出,而他先期成立的皮包公司“北京泓贵蚁族工程技术中心”,尽管竖起了显眼的广告牌,也是没人过问。
黄日新捋了下稀疏的头发,感叹说,宣传要有头脑,办报要有眼光,北京青年报“办报真是有头脑”。
黄的转机,正来自于他向该报一次成功的自我推销。
2010年3月26日,最新产品在六郎庄组装起来后,黄日新给北京青年报写了一封邮件。信文中他说,他发明的蚁族旅社,优于日本胶囊公寓,能在车站、旅馆用。
3月28日,北青报发出第一篇图文报道,改蚁族旅社为胶囊公寓,并与弱势群体挂上了钩,引用黄日新自己的说法:“设计建造这些公寓不为赚钱,只为找出解决毕业生过渡性住房的办法。”
京城楼贵,居大不易。北京市统计局说,3月份,北京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去年上涨12.3%,比2月份提高1.6%。四环内期房均价超过3万元/平米。在这一背景下,“蚁族”、“蜗居”等说法正在催化社会焦虑情绪的发酵,“胶囊公寓”的出现,立即击中社会神经。媒体、公众、网友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过来。在媒体报道中,黄日新也被塑造出“不为挣钱,一心想着他心疼的那些孩子们”的急公好义形象。
现在在黄日新位于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的住宅里,一部手机,一部座机,铃声此起彼伏,电话里他一遍又一遍地与各路记者重复着几乎相同的内容。“你问我烦不烦?我才不烦呢,就当做不花钱的广告了。”
以前老担心赔本,这下全京城的记者都扎堆采访他,他信心百倍起来。“这回肯定能成功,不过我得看看再说了,现在倒不着急转让(专利)了。”
随着“胶囊公寓”知名度的上涨,新浪乐居也找上黄日新商谈合作,最终,新浪网获得了“全权负责运作”胶囊公寓的授权,在网上征集网友到六郎庄体验“胶囊”生活。
黄日新索性将8间胶囊公寓的钥匙,一度交到新浪某编辑手中:“谁想体验,就让他先找你。”
住“胶囊”的租客
一阵快跑,绕过臭气扑鼻的公厕,经过进村处的小树林,径直向车站处奔去,25岁的张琪要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回西三环的白石桥。那里有她的另一个住处。
2006年从山西电大毕业后,父亲早逝的张琪,告别阳泉的母亲,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凭借2005年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电视广告大赛山西赛区第一名的资历,她顺利获得了在一家公关公司做房地产推介的工作机会。每月收入3000-4000元,白石桥每月房租800元,相对来说虽高了些,但努努力倒也能承受。
张琪是胶囊公寓的一名志愿体验者。为节省房租开支,同时也想赶一把时髦,在论坛看到招募帖子后的4月3日,张琪和其他网友及新浪员工一道,来到了中关村附近的六郎庄。
下了公交车,再步行几十米,在村口一栋民工楼稍作停留后,直上三层。她第一次见到了“看起来像厕所、住进去像监狱”的胶囊公寓。
几名试住者写下了当天的日志。“过家家”心态使得他们或多或少流露出对胶囊公寓过于浪漫的好感。来自沈阳的大学生孙常云这样说:“我想,在不久的将来,这也许会成为一种时尚,未来的中国,会迎来胶囊公寓时代。”
不过,这几个人,谁都没有长住,唯独张琪留了下来,成了第一个“胶囊”租客。她爽朗地笑着说,“觉得好玩,对自己也是一种极限考验吧,看我能坚持多久。”
4月10日这一天,张琪按每月350元的标准,押一付三将总计1400元房租交到了黄日新手中,而孟小来成为继张琪之后,第二个正式租客。
几天后,我再次到六郎庄找张琪。这一回,张琪对公寓有些抱怨:空间太窄翻不开身,心情郁闷;隔壁是民工,晚上很吵;房间阴冷;上厕所和洗澡不方便:不论早晚,上厕所都要下三楼去公厕蹲坑,洗澡在一楼,但仅有一个洗澡间,且只在规定时间开放;铁皮上新刷的油漆,味道很浓,对身体有害。
不时有同事和同学劝她别住了,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她说,过一段时间,或许就会搬走。吃过晚饭后,她整理了一下床上的东西,锁上门,拎起背包走出胶囊空间,回白石桥的住处。
中午时,身高1.74米的温娇,佝偻着身躯从张琪的隔壁“胶囊”里钻出来。她从9点半开始整理床上的东西,中午饭都还没吃。
23岁的温娇在前一天中午,给黄日新打了个电话,想租房。黄日新告诉她,只剩最后一间了,而且另有一个小姑娘也想住进来,两人竞争,先到先得。
住在朝阳路慈云寺桥,与六郎庄相隔遥远,温娇有些着急,她一个劲儿地在电话里恳求黄大爷一定租给她。
约定3点半在六郎庄碰头,结果温娇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到,干巴巴站在房东门口等着,大风卷着黄土,天很冷。终于,“黄大爷从一辆小车上下来了,一大群记者呼啦一下子涌了上去,长枪短炮闪成了一片。”
温娇如愿以偿成了最后一个胶囊租客。至此,黄日新展示的8个“胶囊”,全部租了出去,有押一付一的,也有押一付三的。
2007年从天津环境管理学院毕业后,温娇是有机会成为家乡天津的一名城管队员的。但她不喜欢,她喜欢的是唱歌,想进娱乐圈,心想,即便进不了娱乐圈,哪怕找个酒吧锻炼一下也行。但两年多过去,除了不靠谱的娱乐公司不想进之外,她连酒吧驻唱的差事也没搞定,因为老板嫌她没经验。
“以前我是与朋友一起合租的,房子用隔板隔断,那个房子是1000块钱租的,我们一个人500。等于是一个客厅,打成两个隔板间,我们一人一间,我觉得有点贵就来这了。现在所有支出都是我妈妈给的。肯定有压力啊。当时来北京时没想到会这么惨,这三年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既然挣不到钱,那就尽量节约吧,恰好她看到了胶囊公寓的招租消息。“不想给家里太大压力,所以我就搬到这里来了。”
但住进“胶囊”,憋屈的却不只是空间。
4月14日晚7点多,躺在胶囊里看书的温娇,听到外面一阵噼里啪啦的拍照声。一抬头,几个外地人正拿着手机在不停地往里照,而且嬉皮笑脸、冷嘲热讽地围着看,“就跟看小动物似的。”她特别生气。
“胶囊”里的愤慨
在六郎庄的所有公厕里,几乎都可以看到胶囊公寓的招租海报。一个姓高的村民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怎么住人?纯粹扯淡!”
六郎庄是北京市效的一个小村庄,本村村民不足一万人,外来人口却超过了五万,村民主要靠对外租房来维持生计,村里高低不一、五花八门的建筑物里,塞满了来京发展的打工者,尤其是在中关村上班的年轻人。
因为胶囊公寓的受关注,这里比平日多了一拨拨采访的记者。住在“胶囊”里的孟小来,兴奋地看着记者来来往往,他甚至唯恐记者不来采访他。
孟小来说他是甘肃省武山县某乡政府离职干部,但他更喜欢对外宣称自己为诗人。这名33岁的北漂文艺青年,笔名黑骆驼,前几天又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孟凡墉。
“我结婚有好几年了。但是现在??离婚了。”他的语气黯淡了下来。与妻子离婚后,孩子与房子都归了女方,孟小来净身出户,跑来北京“干事业”。刚来北京,无处住宿,就在宾馆和洗浴中心打游击度过。前几年也曾数次辗转北京、甘肃、陕西之间,都不曾长住,这一次,他决定多待上一段时间。
做过多年直销,自称包装策划水准一流的孟小来,现今在多家公司兼职做销售。看到胶囊公寓的新闻后,他立刻认定,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好机会,“要抓住。”
“作为当代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他乘着酒兴说,希望通过住“胶囊”的痛苦经历,催生更多灵感,以写出更多体现底层人民心声的作品来。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么做,是在代表中国文学界向高房价抗议。
“我居住在这里,更想传达某种东西,这件事情(胶囊公寓)出现了,我们必须要重视,整个社会都要重视,这是我们整个社会底层的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我们要把胶囊公寓放到一定的高度去看。要穿透这2平米的空间看到它背后的意义。”
他越说越有些激动了:“我甚至想,让潘石屹来这里住一个晚上,让他体验一把。让这些房地产大老板们都来住上一段,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不住一住,他不知道底层老百姓是什么样的生活。”
他还有些决绝地说,“房地产市场什么时候崩盘,我就什么时候搬走,不崩盘,我就一直住下去。”
就在孟小来计划着将胶囊公寓当成表达他的某种愤慨与不满情绪的“阵地”时,住在另一个“胶囊”里的温娇已经萌生了退意,“如果坚持一段时间还找不到工作,我就彻底死心回天津做城管去,也住不长的。”
温娇说,家乡跟北京是不同的,家乡是一个特别安逸的城市。“我在北京待的时间很久了,所以每次一回天津就觉得特别轻松,但一回北京就心里压抑。”
这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每一天都有许多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涌进来,许多人黯然离去。黄日新开发的“胶囊”并不是药方,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一粒缩影而已。
村子里灯光渐稀,住户逐渐安静了下来,眺望不远处灯火通明的中关村大街,六郎庄俨然另一个世界。
敲门声响起时,已是晚上10点30分,蜷缩在床头的诗人孟小来抬了抬眼皮。来者自报家门,是一家媒体的记者。他只是撇了撇嘴,没有准备下床开门的意思。在掸了掸山寨品牌西装上不小心蹭到的灰土后,他重新斜倚到水泥墙上。同一房间,隔壁“胶囊”里的小姑娘,今天不来这里住了。
半瓶红星二锅头不知不觉间下肚,门外人依旧徘徊不去,再度敲门希望进来谈谈。他不耐烦地隔着铁门高喊了一声:“没时间和你谈,要谈明天谈。”一副大牌明星派头。然后,他嘿嘿地笑。
听着脚步声下楼而去,他拎起摊放在被褥上的塑料袋,袋子里粘糊糊的八个包子吃到只剩最后一个了,花生米也仅有少数的几颗。他一边兴致盎然地谈论着中国文学向何处去,一边踉跄着爬起来向床底下的尿桶处寻觅,险些栽倒。
在紧挨鞋子的地方,有两个绿玻璃瓶子,一个已经空了,他很顺利地找到并抄起另外一个,打开,用纸杯自斟自饮了起来。少顷,他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说要将胶囊公寓住到底,继而嘲讽“小报儿记者真平庸”。
“兄弟,为我的计划干杯。”他对我说。然后他抓起最后一个包子,放到嘴里,大嚼。
他的“计划”是借助媒体关注,打出自己的知名度,代表文学界挑战让人仰断脖子观望的高房价。
造“胶囊”的老人
孟小来感激一个叫黄日新的老人,是黄的产品——胶囊公寓引来了媒体围观,孟小来才有了实践他的“计划”的机会。
所谓胶囊公寓,就是一种微型出租房,铁皮结构,状如胶囊,大小不足两平方米,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房子姚明也可以睡。怎么睡呢?他可以从门这边开始睡,就把脚伸到电脑桌里面去了。”黄日新说。
2008年初,黄日新上网看新闻,知道了日本有种胶囊公寓的新奇玩意儿,觉得自己也可以捣鼓一个出来。他说,虽然老了,但还是要创业,要给子孙留下一笔财产,“毕竟他们都不富裕。”
退休前,黄日新是高级工程师,搞了一辈子火力发电站的动力装置设计,他说,发明几个小“胶囊”,不过是“拿了把杀牛的大刀宰了只小鸡而已。”设计、绘图、申请专利、采购材料、指导民工焊接、拼装,第一代产品在2008年春夏之交就开发出来了。现在摆放在六郎庄村的是第二代,两年来,黄日新投入了近四万元。
老人曾经租了场地展示他的产品,“不为出租,为的是批量生产。”但是,一直无人问津。他为此抓狂了许久。有人怂恿他在报纸上登广告,他登不起;有人让他竖大牌子,他尝试了下;有人推荐电子商务,为此他花去2800块,在阿里巴巴搞了个“诚信通”。可是从来没有厂商找他合作,产品更是一套也没卖出,而他先期成立的皮包公司“北京泓贵蚁族工程技术中心”,尽管竖起了显眼的广告牌,也是没人过问。
黄日新捋了下稀疏的头发,感叹说,宣传要有头脑,办报要有眼光,北京青年报“办报真是有头脑”。
黄的转机,正来自于他向该报一次成功的自我推销。
2010年3月26日,最新产品在六郎庄组装起来后,黄日新给北京青年报写了一封邮件。信文中他说,他发明的蚁族旅社,优于日本胶囊公寓,能在车站、旅馆用。
3月28日,北青报发出第一篇图文报道,改蚁族旅社为胶囊公寓,并与弱势群体挂上了钩,引用黄日新自己的说法:“设计建造这些公寓不为赚钱,只为找出解决毕业生过渡性住房的办法。”
京城楼贵,居大不易。北京市统计局说,3月份,北京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去年上涨12.3%,比2月份提高1.6%。四环内期房均价超过3万元/平米。在这一背景下,“蚁族”、“蜗居”等说法正在催化社会焦虑情绪的发酵,“胶囊公寓”的出现,立即击中社会神经。媒体、公众、网友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过来。在媒体报道中,黄日新也被塑造出“不为挣钱,一心想着他心疼的那些孩子们”的急公好义形象。
现在在黄日新位于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的住宅里,一部手机,一部座机,铃声此起彼伏,电话里他一遍又一遍地与各路记者重复着几乎相同的内容。“你问我烦不烦?我才不烦呢,就当做不花钱的广告了。”
以前老担心赔本,这下全京城的记者都扎堆采访他,他信心百倍起来。“这回肯定能成功,不过我得看看再说了,现在倒不着急转让(专利)了。”
随着“胶囊公寓”知名度的上涨,新浪乐居也找上黄日新商谈合作,最终,新浪网获得了“全权负责运作”胶囊公寓的授权,在网上征集网友到六郎庄体验“胶囊”生活。
黄日新索性将8间胶囊公寓的钥匙,一度交到新浪某编辑手中:“谁想体验,就让他先找你。”
住“胶囊”的租客
一阵快跑,绕过臭气扑鼻的公厕,经过进村处的小树林,径直向车站处奔去,25岁的张琪要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回西三环的白石桥。那里有她的另一个住处。
2006年从山西电大毕业后,父亲早逝的张琪,告别阳泉的母亲,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凭借2005年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电视广告大赛山西赛区第一名的资历,她顺利获得了在一家公关公司做房地产推介的工作机会。每月收入3000-4000元,白石桥每月房租800元,相对来说虽高了些,但努努力倒也能承受。
张琪是胶囊公寓的一名志愿体验者。为节省房租开支,同时也想赶一把时髦,在论坛看到招募帖子后的4月3日,张琪和其他网友及新浪员工一道,来到了中关村附近的六郎庄。
下了公交车,再步行几十米,在村口一栋民工楼稍作停留后,直上三层。她第一次见到了“看起来像厕所、住进去像监狱”的胶囊公寓。
几名试住者写下了当天的日志。“过家家”心态使得他们或多或少流露出对胶囊公寓过于浪漫的好感。来自沈阳的大学生孙常云这样说:“我想,在不久的将来,这也许会成为一种时尚,未来的中国,会迎来胶囊公寓时代。”
不过,这几个人,谁都没有长住,唯独张琪留了下来,成了第一个“胶囊”租客。她爽朗地笑着说,“觉得好玩,对自己也是一种极限考验吧,看我能坚持多久。”
4月10日这一天,张琪按每月350元的标准,押一付三将总计1400元房租交到了黄日新手中,而孟小来成为继张琪之后,第二个正式租客。
几天后,我再次到六郎庄找张琪。这一回,张琪对公寓有些抱怨:空间太窄翻不开身,心情郁闷;隔壁是民工,晚上很吵;房间阴冷;上厕所和洗澡不方便:不论早晚,上厕所都要下三楼去公厕蹲坑,洗澡在一楼,但仅有一个洗澡间,且只在规定时间开放;铁皮上新刷的油漆,味道很浓,对身体有害。
不时有同事和同学劝她别住了,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她说,过一段时间,或许就会搬走。吃过晚饭后,她整理了一下床上的东西,锁上门,拎起背包走出胶囊空间,回白石桥的住处。
中午时,身高1.74米的温娇,佝偻着身躯从张琪的隔壁“胶囊”里钻出来。她从9点半开始整理床上的东西,中午饭都还没吃。
23岁的温娇在前一天中午,给黄日新打了个电话,想租房。黄日新告诉她,只剩最后一间了,而且另有一个小姑娘也想住进来,两人竞争,先到先得。
住在朝阳路慈云寺桥,与六郎庄相隔遥远,温娇有些着急,她一个劲儿地在电话里恳求黄大爷一定租给她。
约定3点半在六郎庄碰头,结果温娇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到,干巴巴站在房东门口等着,大风卷着黄土,天很冷。终于,“黄大爷从一辆小车上下来了,一大群记者呼啦一下子涌了上去,长枪短炮闪成了一片。”
温娇如愿以偿成了最后一个胶囊租客。至此,黄日新展示的8个“胶囊”,全部租了出去,有押一付一的,也有押一付三的。
2007年从天津环境管理学院毕业后,温娇是有机会成为家乡天津的一名城管队员的。但她不喜欢,她喜欢的是唱歌,想进娱乐圈,心想,即便进不了娱乐圈,哪怕找个酒吧锻炼一下也行。但两年多过去,除了不靠谱的娱乐公司不想进之外,她连酒吧驻唱的差事也没搞定,因为老板嫌她没经验。
“以前我是与朋友一起合租的,房子用隔板隔断,那个房子是1000块钱租的,我们一个人500。等于是一个客厅,打成两个隔板间,我们一人一间,我觉得有点贵就来这了。现在所有支出都是我妈妈给的。肯定有压力啊。当时来北京时没想到会这么惨,这三年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既然挣不到钱,那就尽量节约吧,恰好她看到了胶囊公寓的招租消息。“不想给家里太大压力,所以我就搬到这里来了。”
但住进“胶囊”,憋屈的却不只是空间。
4月14日晚7点多,躺在胶囊里看书的温娇,听到外面一阵噼里啪啦的拍照声。一抬头,几个外地人正拿着手机在不停地往里照,而且嬉皮笑脸、冷嘲热讽地围着看,“就跟看小动物似的。”她特别生气。
“胶囊”里的愤慨
在六郎庄的所有公厕里,几乎都可以看到胶囊公寓的招租海报。一个姓高的村民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怎么住人?纯粹扯淡!”
六郎庄是北京市效的一个小村庄,本村村民不足一万人,外来人口却超过了五万,村民主要靠对外租房来维持生计,村里高低不一、五花八门的建筑物里,塞满了来京发展的打工者,尤其是在中关村上班的年轻人。
因为胶囊公寓的受关注,这里比平日多了一拨拨采访的记者。住在“胶囊”里的孟小来,兴奋地看着记者来来往往,他甚至唯恐记者不来采访他。
孟小来说他是甘肃省武山县某乡政府离职干部,但他更喜欢对外宣称自己为诗人。这名33岁的北漂文艺青年,笔名黑骆驼,前几天又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孟凡墉。
“我结婚有好几年了。但是现在??离婚了。”他的语气黯淡了下来。与妻子离婚后,孩子与房子都归了女方,孟小来净身出户,跑来北京“干事业”。刚来北京,无处住宿,就在宾馆和洗浴中心打游击度过。前几年也曾数次辗转北京、甘肃、陕西之间,都不曾长住,这一次,他决定多待上一段时间。
做过多年直销,自称包装策划水准一流的孟小来,现今在多家公司兼职做销售。看到胶囊公寓的新闻后,他立刻认定,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好机会,“要抓住。”
“作为当代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他乘着酒兴说,希望通过住“胶囊”的痛苦经历,催生更多灵感,以写出更多体现底层人民心声的作品来。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么做,是在代表中国文学界向高房价抗议。
“我居住在这里,更想传达某种东西,这件事情(胶囊公寓)出现了,我们必须要重视,整个社会都要重视,这是我们整个社会底层的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我们要把胶囊公寓放到一定的高度去看。要穿透这2平米的空间看到它背后的意义。”
他越说越有些激动了:“我甚至想,让潘石屹来这里住一个晚上,让他体验一把。让这些房地产大老板们都来住上一段,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不住一住,他不知道底层老百姓是什么样的生活。”
他还有些决绝地说,“房地产市场什么时候崩盘,我就什么时候搬走,不崩盘,我就一直住下去。”
就在孟小来计划着将胶囊公寓当成表达他的某种愤慨与不满情绪的“阵地”时,住在另一个“胶囊”里的温娇已经萌生了退意,“如果坚持一段时间还找不到工作,我就彻底死心回天津做城管去,也住不长的。”
温娇说,家乡跟北京是不同的,家乡是一个特别安逸的城市。“我在北京待的时间很久了,所以每次一回天津就觉得特别轻松,但一回北京就心里压抑。”
这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每一天都有许多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涌进来,许多人黯然离去。黄日新开发的“胶囊”并不是药方,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一粒缩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