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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8日，那一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安来顺，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国际博协执委会委员，清楚地记得，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一间会客室，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与到访的国际博协总干事朱利安·安弗伦斯进行着交谈。单局长首次在国际博协高级官员面前正式提出：“中国希望在国际博协的框架内建立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博物馆培训中心”，得到了对方的积极回应。单霁翔当即指示中国博物馆协会（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负责具体沟通、协调和落实工作。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以下简称“国际博协”）是国际上规模最大的非政府性博物馆专业组织，它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和帮助各类博物馆机构的建立、发展与专业管理，成立于1946年，总部设在法国巴黎。中国，是国际博协成立时最早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的27个国家之一，并于1983年正式宣布加入国际博协，于同年建立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与中国博物馆协会合署办公。
2010年11月，国际博协第22届大会在上海举办，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在中国建立国际博物馆协会培训中心”的决议。
此后，不少地方官员都向单霁翔表示，希望培训中心落在自己城市，但单霁翔没有明确表态。
此后的故事是，中国博协一步步推进项目，当所有流程手续办妥，单霁翔也于2012年1月，正式调任故宫博物院。
培训中心落地故宫，显得自然而然。
2013年7月1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培训中心（ICOM-ITC，以下简称“培训中心”）在故宫博物院揭牌成立，这是国际博协首次在其巴黎总部以外设立培训中心。当日，项目合作三方代表——国际博协主席汉斯-马丁·辛兹，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宋新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共同签署《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故宫博物院与国际博物馆协会关于在北京建立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培训中心框架协议》，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宋纪蓉被任命为培训中心主任。
在安来顺看来，合作三方之所以一拍即合，在于对“传播与共享”二词上所形成的共识。
国际博协希望以该培训中心为平台，向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博物馆，提供高质量的国际培训课程，让国际先进的博物馆理念、博物馆实践经验传播出去，以此推动博物馆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让全世界受益。
中国博物馆协会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国家了解中国博物馆、了解中国博物馆事业并使中国的博物馆在国际对话交流中受益。根据协定，每次培训所招收的30-35名学员中，约一半为中国学员，他们均为博物馆中层及以上管理者，因此，借此培训，这些中国博物馆的中坚力量，可接触更多国际先进博物馆理念与操作方法。
至于故宫，则希望将培训中心作为故宫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同时更多地肩负起国家级“老大哥”博物馆帮助支持国内其他博物馆业务能力建设，为中国博物馆走向世界做出贡献的责任。“这是一件三方共赢的事情。”安来顺说。
非洲“开讲”
根据合作协议，培训中心每年举办春、秋两期培训，分别以博物馆管理、博物馆藏品、博物馆陈列展览和博物馆教育为主题，面向世界各地博物馆招收学员，邀请国内外博物馆专家、教授担任授课教师，通过专题讲座、互动交流、分组研讨、教学实践、藏品阅读、案例展示、业务考察和总结评估等环节，让专家与学员共同探讨博物馆当前发展状况及未来发展方向。
自2013年11月成功举行秋季班，至2015年4月春季班结束，培训中心已成功举办四届课程，培训地点均设在了故宫。
2015年6月，一则名为“关于推荐相关人员参加国际博协培训中心2015年非洲培训班”的通知，出现在中国博物馆协会的官方网站上。该通知表示，培训中心将于9月在坦桑尼亚阿鲁沙举办一次为期十天的博物馆培训课程。
安来顺介绍到，此次“非洲班”是培训中心每年春秋两次常规课程外的“特别项目”，其缘起，要追溯至去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博协年度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不少国家的成员表示，国际博协培训中心的以往春秋两季课程，每次只有30多名学员，这些名额落至世界各国，犹如沧海一粟。而非洲国家的学员若来故宫上课，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这些国家往往财力有限，参加率会更低，而国际博协又非常希望能够帮助非洲博物馆事业发展。因此在这次大会期间，国际博协主席辛兹与率团参会的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宋新潮进行了一次专门的会晤，代表国际博协正式提出举办一期非洲班的建议。
安来顺记得，会后，中国博物馆协会和故宫博物院对国际博协的这项建议进行了专题研究。“故宫方面态度积极，认为这个事情对于国际博协培训中心是个好事，对中国是个好事，对故宫同样也是。”而此次非洲班的费用，三分之一部分由故宫通过社会赞助等方式筹集，另外三分之二由国际博协承担。
最终，此次非洲班共招收36名学员，其中五名来自中国，其它学员除坦桑尼亚外还来自十几个非洲国家以及亚洲和拉美国家，而且绝大多数为各国国家级博物馆的馆长。
9月1日，非洲班在坦桑尼亚正式开课。
博物馆历的中国故事
此次非洲班的培训主题为“今天的博物馆：从收藏到营销”，但课程范围其实并不局限于此，而是涵盖了博物馆运营的方方面面，如藏品收藏与保护、展览陈列与展示，博物馆公共参与、博物馆教育活动等。在安来顺看来，非洲同行平时很少有机会了解其他国家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因此国际博协希望借此培训，将最新的博物馆理念、博物馆方法介绍给非洲博物馆高级管理者。与此同时，国际博协也希望借此平台，更为清晰地了解非洲当地博物馆事业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从一开始，非洲班就与一个明确定位——让世界其他国家博物馆专业人员与非洲博物馆人员，产生相互学习与借鉴的良好互动。”安来顺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定位，非洲班有一支相当多元的教师队伍。有国际博协专家，还有来自北美、欧洲、亚洲，以及非洲本地的博物馆馆长。他们讲述的内容，范围广、延展性强。如身为肯尼亚人的国际博协副主席，基于本土经验，讲授博物馆怎样在非洲文化保护中发挥作用；而身为德国人的国际博协主席，重点讲述的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博物馆怎样站在文化和解的立场，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同时，让不同文化和谐相处。
作为任课教师之一的安来顺，讲课的题目是：博物馆的公众参与问题，而他结合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实际案例。来自中国博物馆的发展经验，让非洲同行有所感悟。例如他所涉及的，如何让社区民众利用博物馆讲自己的故事，增强其对自身文化认同这样的话题，就特别引起非洲同行的兴趣，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因为他们非常迫切地希望借助于博物馆来诠释自己的文化、推动自己的文化认同，以便更好地将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根据安来顺的观察和研究，许多非洲国家的博物馆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一些特殊性，不要说那些由前殖民者建立的博物馆，即使是新建的博物馆，在办馆理念、藏品管理方法、陈列展示体系等方面，都深受殖民时代的影响，例如文化遗产中非遗部分的歌舞、诗词、口传历史等在非洲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对其它国家博物馆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总体而言，博物馆事业在非洲还属于欠发达，他们自己的博物馆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沟通与交流中，安来顺深刻感受到，在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相继独立的今天，他们的博物馆热切希望借鉴不同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和发展有其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博物馆体系，以解读、保存、传承自己本民族文化。“非洲班对于这些博物馆馆长而言，最大的启示，就是帮助他们认识到，在文化多元性的大背景下，博物馆在找到自己文化坐标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保存、诠释、展示、传播等各个方面。”
当然，光有理念还远远不够。这期非洲班课程还设置了实操环节，从藏品的信息采集、展品的多文化解读，到一个展览项目的开发设计等等。例如培训班的展品解读和展览开发环节，就集中一天时间训练学员如何对展品进行解读。具体做法是，将学员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分配两件具有典型意义展品，比如古人类化石、马赛人生活器具等，在小组内，让学员以自己的角度对展品进行形容，“比如，它的物质属性，采用什么工艺，是什么质地，什么形状，干什么用，对于当地百姓有什么意义，对博物馆有什么意义，在展厅里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在安来顺看来，因为学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博物馆，有着不同阅历及知识结构，因此他们对同一件展品的解读势必是多角度的，“你站在你的角度，他站在他的角度，他们可能解读的完全不一样，最后，每个小组将成员意见汇总，再进行集体汇报。”
这还只是实操课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安排是学员们前往阿鲁沙宣言博物馆。那里记录着坦桑尼亚的历史，还有非洲殖民历史。“大家在获得展品解读的基本方法及途径后，到阿鲁沙博物馆，看它的基本陈列，提意见，并提供方案帮助它对展览进行修改。”
成为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载体
在安来顺看来，此次非洲班充满了活力。“我们鼓励交流与研讨。非洲同行们会将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比如经费问题等等，拿出来一起讨论。”
而非洲班之所以能够成功，故宫功不可没。
“不仅资金方面，故宫在方方面面都给予了支持，比如基本课程框架设置、专家选择，故宫全部积极参与。另外，它们还特别派工作人员到前方参与整个班的具体组织协调。”在安来顺看来，国际博协培训中心成立三年来，故宫作为三方合作者之一，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学员筛选、教师邀请，以及资金筹集方面都行之有效。”
同时，培训中心成立三年，故宫无疑也是赢家。“它利用国际博协培训中心这样一个平台，向世界展示了故宫，展示它的文化、开放、包容与发展，这对故宫的国际形象无疑是一个极大提升。”安来顺表示。
不仅故宫，国际博协培训中心其实也是一个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载体。“参加培训的这些国际学员，绝大多数都是本国文化界的精英，他们会把故宫、把中国，介绍给本国人民，其实这就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体现。”安来顺认为，“类似于这次‘走出去’的非洲班，会让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文化界，更直观地了解了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更直观地了解了中国文化。”此次非洲班的成功举办，让世界上更多国家开始呼吁培训中心“走出去”，“阿拉伯国家想办一期班，印度也提出来能不能给东南亚同行办一期课程。”安来顺觉得，这种向世界传授“手艺”的方式，看似“不经意”，但是可以深入人心并影响长远的。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以下简称“国际博协”）是国际上规模最大的非政府性博物馆专业组织，它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和帮助各类博物馆机构的建立、发展与专业管理，成立于1946年，总部设在法国巴黎。中国，是国际博协成立时最早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的27个国家之一，并于1983年正式宣布加入国际博协，于同年建立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与中国博物馆协会合署办公。
2010年11月，国际博协第22届大会在上海举办，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在中国建立国际博物馆协会培训中心”的决议。
此后，不少地方官员都向单霁翔表示，希望培训中心落在自己城市，但单霁翔没有明确表态。
此后的故事是，中国博协一步步推进项目，当所有流程手续办妥，单霁翔也于2012年1月，正式调任故宫博物院。
培训中心落地故宫，显得自然而然。
2013年7月1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培训中心（ICOM-ITC，以下简称“培训中心”）在故宫博物院揭牌成立，这是国际博协首次在其巴黎总部以外设立培训中心。当日，项目合作三方代表——国际博协主席汉斯-马丁·辛兹，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宋新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共同签署《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故宫博物院与国际博物馆协会关于在北京建立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培训中心框架协议》，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宋纪蓉被任命为培训中心主任。
在安来顺看来，合作三方之所以一拍即合，在于对“传播与共享”二词上所形成的共识。
国际博协希望以该培训中心为平台，向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博物馆，提供高质量的国际培训课程，让国际先进的博物馆理念、博物馆实践经验传播出去，以此推动博物馆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让全世界受益。
中国博物馆协会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国家了解中国博物馆、了解中国博物馆事业并使中国的博物馆在国际对话交流中受益。根据协定，每次培训所招收的30-35名学员中，约一半为中国学员，他们均为博物馆中层及以上管理者，因此，借此培训，这些中国博物馆的中坚力量，可接触更多国际先进博物馆理念与操作方法。
至于故宫，则希望将培训中心作为故宫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同时更多地肩负起国家级“老大哥”博物馆帮助支持国内其他博物馆业务能力建设，为中国博物馆走向世界做出贡献的责任。“这是一件三方共赢的事情。”安来顺说。
非洲“开讲”
根据合作协议，培训中心每年举办春、秋两期培训，分别以博物馆管理、博物馆藏品、博物馆陈列展览和博物馆教育为主题，面向世界各地博物馆招收学员，邀请国内外博物馆专家、教授担任授课教师，通过专题讲座、互动交流、分组研讨、教学实践、藏品阅读、案例展示、业务考察和总结评估等环节，让专家与学员共同探讨博物馆当前发展状况及未来发展方向。
自2013年11月成功举行秋季班，至2015年4月春季班结束，培训中心已成功举办四届课程，培训地点均设在了故宫。
2015年6月，一则名为“关于推荐相关人员参加国际博协培训中心2015年非洲培训班”的通知，出现在中国博物馆协会的官方网站上。该通知表示，培训中心将于9月在坦桑尼亚阿鲁沙举办一次为期十天的博物馆培训课程。
安来顺介绍到，此次“非洲班”是培训中心每年春秋两次常规课程外的“特别项目”，其缘起，要追溯至去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博协年度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不少国家的成员表示，国际博协培训中心的以往春秋两季课程，每次只有30多名学员，这些名额落至世界各国，犹如沧海一粟。而非洲国家的学员若来故宫上课，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这些国家往往财力有限，参加率会更低，而国际博协又非常希望能够帮助非洲博物馆事业发展。因此在这次大会期间，国际博协主席辛兹与率团参会的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宋新潮进行了一次专门的会晤，代表国际博协正式提出举办一期非洲班的建议。
安来顺记得，会后，中国博物馆协会和故宫博物院对国际博协的这项建议进行了专题研究。“故宫方面态度积极，认为这个事情对于国际博协培训中心是个好事，对中国是个好事，对故宫同样也是。”而此次非洲班的费用，三分之一部分由故宫通过社会赞助等方式筹集，另外三分之二由国际博协承担。
最终，此次非洲班共招收36名学员，其中五名来自中国，其它学员除坦桑尼亚外还来自十几个非洲国家以及亚洲和拉美国家，而且绝大多数为各国国家级博物馆的馆长。
9月1日，非洲班在坦桑尼亚正式开课。
博物馆历的中国故事
此次非洲班的培训主题为“今天的博物馆：从收藏到营销”，但课程范围其实并不局限于此，而是涵盖了博物馆运营的方方面面，如藏品收藏与保护、展览陈列与展示，博物馆公共参与、博物馆教育活动等。在安来顺看来，非洲同行平时很少有机会了解其他国家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因此国际博协希望借此培训，将最新的博物馆理念、博物馆方法介绍给非洲博物馆高级管理者。与此同时，国际博协也希望借此平台，更为清晰地了解非洲当地博物馆事业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从一开始，非洲班就与一个明确定位——让世界其他国家博物馆专业人员与非洲博物馆人员，产生相互学习与借鉴的良好互动。”安来顺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定位，非洲班有一支相当多元的教师队伍。有国际博协专家，还有来自北美、欧洲、亚洲，以及非洲本地的博物馆馆长。他们讲述的内容，范围广、延展性强。如身为肯尼亚人的国际博协副主席，基于本土经验，讲授博物馆怎样在非洲文化保护中发挥作用；而身为德国人的国际博协主席，重点讲述的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博物馆怎样站在文化和解的立场，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同时，让不同文化和谐相处。
作为任课教师之一的安来顺，讲课的题目是：博物馆的公众参与问题，而他结合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实际案例。来自中国博物馆的发展经验，让非洲同行有所感悟。例如他所涉及的，如何让社区民众利用博物馆讲自己的故事，增强其对自身文化认同这样的话题，就特别引起非洲同行的兴趣，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因为他们非常迫切地希望借助于博物馆来诠释自己的文化、推动自己的文化认同，以便更好地将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根据安来顺的观察和研究，许多非洲国家的博物馆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一些特殊性，不要说那些由前殖民者建立的博物馆，即使是新建的博物馆，在办馆理念、藏品管理方法、陈列展示体系等方面，都深受殖民时代的影响，例如文化遗产中非遗部分的歌舞、诗词、口传历史等在非洲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对其它国家博物馆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总体而言，博物馆事业在非洲还属于欠发达，他们自己的博物馆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沟通与交流中，安来顺深刻感受到，在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相继独立的今天，他们的博物馆热切希望借鉴不同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和发展有其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博物馆体系，以解读、保存、传承自己本民族文化。“非洲班对于这些博物馆馆长而言，最大的启示，就是帮助他们认识到，在文化多元性的大背景下，博物馆在找到自己文化坐标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保存、诠释、展示、传播等各个方面。”
当然，光有理念还远远不够。这期非洲班课程还设置了实操环节，从藏品的信息采集、展品的多文化解读，到一个展览项目的开发设计等等。例如培训班的展品解读和展览开发环节，就集中一天时间训练学员如何对展品进行解读。具体做法是，将学员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分配两件具有典型意义展品，比如古人类化石、马赛人生活器具等，在小组内，让学员以自己的角度对展品进行形容，“比如，它的物质属性，采用什么工艺，是什么质地，什么形状，干什么用，对于当地百姓有什么意义，对博物馆有什么意义，在展厅里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在安来顺看来，因为学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博物馆，有着不同阅历及知识结构，因此他们对同一件展品的解读势必是多角度的，“你站在你的角度，他站在他的角度，他们可能解读的完全不一样，最后，每个小组将成员意见汇总，再进行集体汇报。”
这还只是实操课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安排是学员们前往阿鲁沙宣言博物馆。那里记录着坦桑尼亚的历史，还有非洲殖民历史。“大家在获得展品解读的基本方法及途径后，到阿鲁沙博物馆，看它的基本陈列，提意见，并提供方案帮助它对展览进行修改。”
成为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载体
在安来顺看来，此次非洲班充满了活力。“我们鼓励交流与研讨。非洲同行们会将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比如经费问题等等，拿出来一起讨论。”
而非洲班之所以能够成功，故宫功不可没。
“不仅资金方面，故宫在方方面面都给予了支持，比如基本课程框架设置、专家选择，故宫全部积极参与。另外，它们还特别派工作人员到前方参与整个班的具体组织协调。”在安来顺看来，国际博协培训中心成立三年来，故宫作为三方合作者之一，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学员筛选、教师邀请，以及资金筹集方面都行之有效。”
同时，培训中心成立三年，故宫无疑也是赢家。“它利用国际博协培训中心这样一个平台，向世界展示了故宫，展示它的文化、开放、包容与发展，这对故宫的国际形象无疑是一个极大提升。”安来顺表示。
不仅故宫，国际博协培训中心其实也是一个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载体。“参加培训的这些国际学员，绝大多数都是本国文化界的精英，他们会把故宫、把中国，介绍给本国人民，其实这就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体现。”安来顺认为，“类似于这次‘走出去’的非洲班，会让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文化界，更直观地了解了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更直观地了解了中国文化。”此次非洲班的成功举办，让世界上更多国家开始呼吁培训中心“走出去”，“阿拉伯国家想办一期班，印度也提出来能不能给东南亚同行办一期课程。”安来顺觉得，这种向世界传授“手艺”的方式，看似“不经意”，但是可以深入人心并影响长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