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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6日，第41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拉开帷幕。这是一次把脉全球经济走势以及求解经济复苏难题的精英聚会。无论从会议议题的设置还是媒体、学界的观点表述来看，新兴经济体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毕竟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其实体经济的增长是对发达经济体引擎作用的重要替代，通过增量的贡献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而这也正是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内容。世界经济：新兴经济体强劲的经济增长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备受瞩目。2010年，Ell经济增长率达7.95％，是以G7＋AUS(指G20中除欧盟以外的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2.53％)的近3倍，是世界经济增长率(4.77％)的近一倍。
在此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经济增长率的急速深度下跌以及复苏期间的快速大幅反弹。2007～2010年，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分别为8.73％、6.04％、2.82％和7.95％，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4％、－0.06％、－3.44％和2.53％。四年来，这两类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态势因而呈现出深“v”形状。
受高失业率、产能过剩和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不振等因素影响，201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兴经济体2011年经济增长率将随着政策刺激的逐步撤出以及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而降低。2011～2015年，新兴经济体将保持6.7％～6.8％的增长率，高于1980～2006年的平均水平(5.12％)；而发达经济体尽管保持T2％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其水平将低于1980-2006年平均2.62％的增长率。
尽管自200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率波动的趋同性越来越明显，并且这一趋势在目前还将延续，但是同样显著的是，从长期看(1980～2015年)，两者间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在加大。在危机影响最为深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率的差距甚至超过6％，这再次表明，新兴经济体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是本次金融危机中世界经济能够较快触底反弹的重要原因。
长期的相对高速增长使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不断增长，并且在2002年后速度明显加快，这一趋势在金融危机期间也未被中断。1980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GDP总量的63.8％，新兴经济体仅占13.9％。2010年，发达经济体的份额下降至53.2％，新兴经济体增长至24.6％。预计至2015年，发达经济体所占的比例将进一步降低至48.5％，新兴经济体占29.3％。这意味着26年间，两者占世界GDP份额的差距由原来的近50％缩小至不到20％。
国际贸易：新兴经济体进出口强劲反弹
在国际贸易领域，新兴经济体进出口的强劲反弹与发达经济体的疲软复苏形成鲜明对照。如果将2006年12月的出El／进口额设定为100，截至2010年12月，Ell的出口指数已经高达161，而G7＋AUS仅为114；同期E11进口指数达到173，G7＋AUS仅为114。
从国际贸易增长中获益的主要是两类国家：大宗商品出口国与经济走势良好的新兴经济体联系紧密的国家。拉美、中东、俄罗斯和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出口迅速增长，其动力主要来自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贸易条件改善以及新兴经济体对于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新兴经济体在依靠出口增加实现经济快速复苏或强劲增长的同时，其持续高速的增长又通过贸易渠道外溢至与其联系紧密的伙伴国，促使这些国家的产出相对较快增加。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力带动了澳大利亚、印尼、新西兰等大宗商品出口国，以及德国、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资本品出口国经济的增长。
同时研究显示，新兴经济体间的内部贸易正在快速增长，并且尚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以“金砖四国”为例，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四个BRICs组成国均已经发展成世界性的货物贸易大国，相互间的依赖程度也明显提升。相应地，BRICs各组成国对主要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降低。我们在HS六位码基础上对1999年和2009年BRICs各组成国出口至不同市场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这四个国家之问的出口商品种类和数量增加最多，对G7＋AUS次之，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增长最少，甚至在个别国家还有所减少。在HS六位码基础上我们对BRICs各组成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互间的竞争互补情况和竞争压力情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显示，总体而言，BRICs各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性大于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竞争性，但从发展趋势看，BRICs各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竞争性提升的速度远远超过与新兴经济体竞争性的提高。并且，BRICs各国感受到的来自内部贸易的竞争压力远小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同一压力。
全球资本流动：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挑战
与国际贸易类似，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直接外资目的地和来源地的相对重要性将不断上升。同时，大量资本持续流入也使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的挑战。
通货膨胀高企是关于资本流入的主要担心之一。然而，如果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衡量，几乎所有E11国家的通货膨胀都处于十年来的较低位。通胀压力比较大的是印度，2010年预计通货膨胀率高达13.2％。即使是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印度的通货膨胀率也高达10.9％，甚至高于2008年的8.3％。仔细审视可以发现，新兴经济体CPI权重构成主要包括，食品、饮料、烟草、服装、鞋类和家具等生活用品和能源，以及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教育等服务。CPI的相对低位说明，资本流入没有引起上述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涨。原因有两个，一是新兴经济体汇率的变动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本国物价影响相对有限；二是资本流入了CPI指数未涵盖的领域。更多的证据表明，资本大量流入影响的不是消费者物价水平，而是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如果将2006年12月设定为基期(即当月股票指数为100)，到2010年12月，Ell股票指数为168，相对于基期上涨了三分之二；G7＋AUS股票指数为94，相对于基期下跌了7％。自2007年1月以来，EII与G7＋AUS股票指数的最低点均出现在2009年2月，当时E11股票指数为64，G7＋AUS股票指数为59。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E11股票指数上涨了两倍，G7＋AUS股票指数仅上涨了不到60％。而2009年和2010年E1 1的经济增长率为2.8％和7.9％，也就是说相对于2008年，真实产出增加了11％。G7＋AUS的经济增长率为－3.4％和2.5％，真实产出减少了1％。
在股票市场普涨的同时，诸多新兴经济体房价也节节攀升，如巴西、中国、印度、韩国和俄罗斯的房價均已超过危机前水平。2010年7月，相对于2007年1月，巴西房价上涨了32％，印度房价上涨了20％，韩国上涨了8％，俄罗斯上涨了5％，中国大体持平。而同期，美国房价下跌了60％。
资本流入还加剧了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预期。在经常项目顺差不断累积的情况下，面对持续流入的资本，新兴经济休或者让本币升值，削弱外部竞争力；或者干预汇市，积蓄弱势美元，承受未来的资产损失。即使如此，如果市场干预不能有效打消本币升值预期，流动性仍将继续涌入；或者实施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的资本管制。此外，一旦世界经济形势急剧变化或者发达国家政策方向调整，资本流动方向可能在短时间内逆转，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增。考虑到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日益凸现的重要作用，其危机将对发达国家稳定复苏形成严重冲击。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备受瞩目。2010年，Ell经济增长率达7.95％，是以G7＋AUS(指G20中除欧盟以外的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2.53％)的近3倍，是世界经济增长率(4.77％)的近一倍。
在此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经济增长率的急速深度下跌以及复苏期间的快速大幅反弹。2007～2010年，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分别为8.73％、6.04％、2.82％和7.95％，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4％、－0.06％、－3.44％和2.53％。四年来，这两类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态势因而呈现出深“v”形状。
受高失业率、产能过剩和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不振等因素影响，201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兴经济体2011年经济增长率将随着政策刺激的逐步撤出以及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而降低。2011～2015年，新兴经济体将保持6.7％～6.8％的增长率，高于1980～2006年的平均水平(5.12％)；而发达经济体尽管保持T2％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其水平将低于1980-2006年平均2.62％的增长率。
尽管自200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率波动的趋同性越来越明显，并且这一趋势在目前还将延续，但是同样显著的是，从长期看(1980～2015年)，两者间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在加大。在危机影响最为深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率的差距甚至超过6％，这再次表明，新兴经济体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是本次金融危机中世界经济能够较快触底反弹的重要原因。
长期的相对高速增长使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不断增长，并且在2002年后速度明显加快，这一趋势在金融危机期间也未被中断。1980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GDP总量的63.8％，新兴经济体仅占13.9％。2010年，发达经济体的份额下降至53.2％，新兴经济体增长至24.6％。预计至2015年，发达经济体所占的比例将进一步降低至48.5％，新兴经济体占29.3％。这意味着26年间，两者占世界GDP份额的差距由原来的近50％缩小至不到20％。
国际贸易：新兴经济体进出口强劲反弹
在国际贸易领域，新兴经济体进出口的强劲反弹与发达经济体的疲软复苏形成鲜明对照。如果将2006年12月的出El／进口额设定为100，截至2010年12月，Ell的出口指数已经高达161，而G7＋AUS仅为114；同期E11进口指数达到173，G7＋AUS仅为114。
从国际贸易增长中获益的主要是两类国家：大宗商品出口国与经济走势良好的新兴经济体联系紧密的国家。拉美、中东、俄罗斯和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出口迅速增长，其动力主要来自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贸易条件改善以及新兴经济体对于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新兴经济体在依靠出口增加实现经济快速复苏或强劲增长的同时，其持续高速的增长又通过贸易渠道外溢至与其联系紧密的伙伴国，促使这些国家的产出相对较快增加。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力带动了澳大利亚、印尼、新西兰等大宗商品出口国，以及德国、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资本品出口国经济的增长。
同时研究显示，新兴经济体间的内部贸易正在快速增长，并且尚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以“金砖四国”为例，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四个BRICs组成国均已经发展成世界性的货物贸易大国，相互间的依赖程度也明显提升。相应地，BRICs各组成国对主要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降低。我们在HS六位码基础上对1999年和2009年BRICs各组成国出口至不同市场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这四个国家之问的出口商品种类和数量增加最多，对G7＋AUS次之，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增长最少，甚至在个别国家还有所减少。在HS六位码基础上我们对BRICs各组成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互间的竞争互补情况和竞争压力情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显示，总体而言，BRICs各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性大于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竞争性，但从发展趋势看，BRICs各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竞争性提升的速度远远超过与新兴经济体竞争性的提高。并且，BRICs各国感受到的来自内部贸易的竞争压力远小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同一压力。
全球资本流动：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挑战
与国际贸易类似，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直接外资目的地和来源地的相对重要性将不断上升。同时，大量资本持续流入也使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的挑战。
通货膨胀高企是关于资本流入的主要担心之一。然而，如果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衡量，几乎所有E11国家的通货膨胀都处于十年来的较低位。通胀压力比较大的是印度，2010年预计通货膨胀率高达13.2％。即使是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印度的通货膨胀率也高达10.9％，甚至高于2008年的8.3％。仔细审视可以发现，新兴经济体CPI权重构成主要包括，食品、饮料、烟草、服装、鞋类和家具等生活用品和能源，以及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教育等服务。CPI的相对低位说明，资本流入没有引起上述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涨。原因有两个，一是新兴经济体汇率的变动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本国物价影响相对有限；二是资本流入了CPI指数未涵盖的领域。更多的证据表明，资本大量流入影响的不是消费者物价水平，而是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如果将2006年12月设定为基期(即当月股票指数为100)，到2010年12月，Ell股票指数为168，相对于基期上涨了三分之二；G7＋AUS股票指数为94，相对于基期下跌了7％。自2007年1月以来，EII与G7＋AUS股票指数的最低点均出现在2009年2月，当时E11股票指数为64，G7＋AUS股票指数为59。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E11股票指数上涨了两倍，G7＋AUS股票指数仅上涨了不到60％。而2009年和2010年E1 1的经济增长率为2.8％和7.9％，也就是说相对于2008年，真实产出增加了11％。G7＋AUS的经济增长率为－3.4％和2.5％，真实产出减少了1％。
在股票市场普涨的同时，诸多新兴经济体房价也节节攀升，如巴西、中国、印度、韩国和俄罗斯的房價均已超过危机前水平。2010年7月，相对于2007年1月，巴西房价上涨了32％，印度房价上涨了20％，韩国上涨了8％，俄罗斯上涨了5％，中国大体持平。而同期，美国房价下跌了60％。
资本流入还加剧了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预期。在经常项目顺差不断累积的情况下，面对持续流入的资本，新兴经济休或者让本币升值，削弱外部竞争力；或者干预汇市，积蓄弱势美元，承受未来的资产损失。即使如此，如果市场干预不能有效打消本币升值预期，流动性仍将继续涌入；或者实施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的资本管制。此外，一旦世界经济形势急剧变化或者发达国家政策方向调整，资本流动方向可能在短时间内逆转，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增。考虑到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日益凸现的重要作用，其危机将对发达国家稳定复苏形成严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