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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将督察视为“刮骨疗毒”
环保部日前公布，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完成对吉林、浙江、山東等8个省份的督察进驻工作。在此期间，8省份因环境问题约谈4210人，问责5763人。
从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巡视在河北试点开始，环保问责风暴在各地掀起并覆盖全国31个省份，已有超过1.5万人被问责。
督察覆盖31省份，问责超过1.5万人
环境保护督察是近年来环保工作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2015年7月，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就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明确建立环保督察机制。
督察“第一剑”，就剑指当时环境问题突出的河北。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开展督察试点，随后，环保风暴不断推向全国。
2016年7月，首批8个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2016年11月，第二批7个督察组督察北京、上海、湖北、广东、重庆、陕西、甘肃；2017年4月，第三批7个督察组督察天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2017年8月，第四批督察组陆续进驻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含兵团）。
至此，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环保风暴已经无死角覆盖31个省份。不少人将督察视为“刮骨疗毒”。“原来治污就像打一巴掌，这次感觉刀真的架在了脖子上。”一家企业表示，环保再不达标，就会“死得很惨”。
不少专家认为，环保督察不仅查企业，更重要的是督“政府”，环保风暴带动的是问责风暴。根据环保部公布的督察反馈情况，全国环保督察问责人员已经超过1.5万。
百姓也切实从中感受到了环保动真格的变化，主动向督察组提供线索的群众越来越多。数据显示，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地方交办群众来信来电举报1.3万件；第二批就超过1.5万件；第三批3.1万件；第四批近4万件……
四类问题突出
——环保为经济让路，干部思想有“雾霾”。
陕西关中地区重化产业比重较大，但近年仍在大量新建扩建高污染项目，不仅加剧区域大气污染，也为今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沉重负担。这背后，是一些地方在制定考核目标任务时，仍在“以GDP论英雄”。督察组在河北、安徽等地发现，当地政府对各地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中都曾出现生态环境指标权重下降问题。
个别地方党政领导思想的“雾霾”甚至比现实更严重。督察组指出，北京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习惯把环境问题归咎于客观原因；在内蒙古，半数盟市党委常委会很少专题研究环境保护，有的甚至一年没有研究环保问题。
——污染问题“不曝光不解决”，治理“投机取巧”。
广东汕头市潮阳区垃圾处理设施三年三次变更选址，至督察组进驻时仍未开工。天津市北辰区刘家码头村集聚近千家废品回收小作坊，积存大量垃圾渣土和污水，长期解决不力，直至2017年4月环保部督察并经媒体曝光后才得以整治。
还有的急功近利，导致钱花了、活干了，但效果甚微。天津市滨海新区、武清区在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周边区域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保洁次数等功利性措施。
——上报数据“做手脚”，监测数据造假。
河北省发展改革委2013年到2015年对地市上报的压减钢铁产能封存项目基本没有进行现场核实，个别封存设备仍在生产。西安市长安区、阎良区相关人员环保底线意识不强，人为干扰国家空气质量监测子站正常运行，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实施造假。
——自然保护区、重点流域环境问题突出。
祁连山是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14年国务院批准调整保护区划界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仍违法违规在保护区内审批和延续采矿权9宗、探矿权5宗。黑龙江大庆市杜尔伯特县违规对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开发项目，造成保护区内1万多亩湿地被毁。由于地方违规侵占湖面进行旅游开发，安徽巢湖滨湖湿地遭到破坏，入湖十五里河等水质长期劣五类。
防止“一刀切”“一阵风”
两年多来，随着环保亮剑，一系列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
地方政府的环保红线意识大大增强，地方产业转型也升级加速。作为中央环保督察“首站”的河北，2017年共排查整治“散乱污”企业8万多家。其中，国内胶合板生产基地之一的文安县，停产整改7000多家人造板企业，整合后的200家企业全部达到标准，企业数量减少到几十分之一，产值、纳税却实现翻番。
随着新发展理念的不断落实，各地完善考核评价、干部问责等制度，为党政干部“戴上紧箍咒”。黑龙江省鹤岗市将环保工作纳入县区工作年度目标考核，考评权重由原来的6分增加到10分。以往环保部门单打独斗的现象也得以改观，一系列长效机制得以建立完善。借鉴中央环保督察模式，多地建立省级环保督察制度，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在河北、重庆等试点省市展开。
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建议，要防止个别地方在督察问责的压力下，治理“一刀切”、地方整改“一阵风”。
环保高压下，一些地方在问题整改中，曾简单粗暴地对洗车店、餐饮店、洗衣店等民生相关行业企业采取“一刀切”临时关闭措施。对于此类问题，8月初成都市下发紧急通知，不允许以临时性关停方式应付环保督察，不允许搞形式主义、不允许借环保督察名义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和群众正常生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专家建议，环保督察可以借鉴巡视的经验做法，把全覆盖和“回头看”结合起来，防止地方为应付检查搞“一阵风”，还可以加大对重点问题进行专项督察力度，让环保利剑时刻高悬，巩固环保治理的成果，让百姓在问责之后，看到更多实际的环境变化。 中办、国办发文严防环境监测数据失真
一是确保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独立公正开展工作，二是确保环境监测数据全面、准确、客观、真实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敬/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9月21日正式公布，对加强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管理作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
环境监测数据是客观评价环境质量状况、反映污染治理成效、实施环境管理与决策的基本依据。如何通过改革减少人为干扰、加大科技支撑，提升我国的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仍需提升
西安市两家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的事情，是近年来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的突出案例。2017年6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一审，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司长刘志全指出，我国环境监测管理制度逐步健全、技术体系不断完善，从业人员素质稳步提高，监测数据质量总体可靠，基本满足当前环境管理需要。但我国环境监测数据质量存在人为干预导致数据失真，包括：
——地方不当干预环境监测行为时有发生。如西安这样依靠行政力量指使相关人员通过干扰采样设施等手段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现象。
——排污单位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屡禁不止。有些企业为了逃避监管，蓄意干扰监测现场采样，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环境监测机构服务水平良莠不齐。一些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环境监测设备运营维护机构受利益驱动，编造数据、出假报告以赚取利润；或为抢占市场低价竞争，不按规范开展监测活动，监测质量堪忧。
同时，客观局限导致数据不准。由于监测方法标准体系和监测质量管理体系不完善，或因人员、仪器、设备等能力不足造成监测数据不准确、不科学；相关部门方法标准不统一等导致不同部门同类环境监测数据不一致不可比，引发公众对环境监测数据的质疑。
刘志全说，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此次出台的意见作出了针对性部署，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立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健全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制度，建立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防范和惩治机制，实现两个“确保”：一是确保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独立公正开展工作，二是确保环境监测数据全面、准确、客观、真实。
坚决防范不当干预环境监测
西安市这起案件中，环保局领导并未直接参与数据造假，而是提出“无论用什么方法，先把监测数据降下来”这种要求，指使、授意工作人员实施违法行为。今后，这样间接的干预也将受到严惩，坚决防范地方和部门的不当干预。
意见提出，实行干预留痕和记录。明确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的记录责任与义务，对党政领导干部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干预环境监测的批示、函文、口头意见或暗示等信息，做到全程留痕、依法提取、介质存储、归档备查。
同时，为破除不当行政干预，意见还提出：
——构建责任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地方党委和政府对防范和惩治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负领导责任，明确了环保、质检以及各相关部门对相关环境监测机构负监管责任。
——建立约谈机制。对弄虚作假问题突出的市（地、州、盟），环保部和省级环保部门可以公开约谈其政府负责人，责成当地政府查处和整改。
——强化防范和惩治。要求研究制定防范和惩治領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活动的管理办法，明确情形认定，规范查处程序，细化处理规定。
明确排污企业、监测机构的责任
本刊记者从环保部了解到，年初浙江省绍兴市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一家纺织印染企业将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排污水管网，同时还对污水外排池内污水进行稀释，制造在线监控数据达标的假象。
针对排污单位的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问题，意见明确，排污单位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取消环保部门负责的有效性审核。要求排污单位要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监测标准规范对排污情况“自测自报自公开”，进一步强化了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同时，自动监测数据要逐步实现全国联网，且自动监测数据可作为环境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的依据。
刘志全指出，随着我国环境监测服务市场逐步放开，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蓬勃发展，成为我国环境监测事业的有益补充，但社会监测机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为此，意见提出建立“谁出数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追溯制度，明确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采样与分析人员、审核与授权签字人对原始监测数据和监测报告的真实性终身负责。
同时，意见要求加大对监测机构的检查力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对弄虚作假行为严格处罚。弄虚作假的企业、机构和个人信息向社会公开，并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行联合惩戒，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刘志全介绍，此外，意见还提出要求，提高我国的环境监测质量监管能力。结合现有资源建设国家环境监测量值溯源与传递实验室、环境监测规范验证实验室等。同时，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高新技术在环境监测和质量管理中的应用，加快提升环境监测科技水平。
环保部日前公布，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完成对吉林、浙江、山東等8个省份的督察进驻工作。在此期间，8省份因环境问题约谈4210人，问责5763人。
从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巡视在河北试点开始，环保问责风暴在各地掀起并覆盖全国31个省份，已有超过1.5万人被问责。
督察覆盖31省份，问责超过1.5万人
环境保护督察是近年来环保工作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2015年7月，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就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明确建立环保督察机制。
督察“第一剑”，就剑指当时环境问题突出的河北。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开展督察试点，随后，环保风暴不断推向全国。
2016年7月，首批8个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2016年11月，第二批7个督察组督察北京、上海、湖北、广东、重庆、陕西、甘肃；2017年4月，第三批7个督察组督察天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2017年8月，第四批督察组陆续进驻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含兵团）。
至此，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环保风暴已经无死角覆盖31个省份。不少人将督察视为“刮骨疗毒”。“原来治污就像打一巴掌，这次感觉刀真的架在了脖子上。”一家企业表示，环保再不达标，就会“死得很惨”。
不少专家认为，环保督察不仅查企业，更重要的是督“政府”，环保风暴带动的是问责风暴。根据环保部公布的督察反馈情况，全国环保督察问责人员已经超过1.5万。
百姓也切实从中感受到了环保动真格的变化，主动向督察组提供线索的群众越来越多。数据显示，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地方交办群众来信来电举报1.3万件；第二批就超过1.5万件；第三批3.1万件；第四批近4万件……
四类问题突出
——环保为经济让路，干部思想有“雾霾”。
陕西关中地区重化产业比重较大，但近年仍在大量新建扩建高污染项目，不仅加剧区域大气污染，也为今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沉重负担。这背后，是一些地方在制定考核目标任务时，仍在“以GDP论英雄”。督察组在河北、安徽等地发现，当地政府对各地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中都曾出现生态环境指标权重下降问题。
个别地方党政领导思想的“雾霾”甚至比现实更严重。督察组指出，北京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习惯把环境问题归咎于客观原因；在内蒙古，半数盟市党委常委会很少专题研究环境保护，有的甚至一年没有研究环保问题。
——污染问题“不曝光不解决”，治理“投机取巧”。
广东汕头市潮阳区垃圾处理设施三年三次变更选址，至督察组进驻时仍未开工。天津市北辰区刘家码头村集聚近千家废品回收小作坊，积存大量垃圾渣土和污水，长期解决不力，直至2017年4月环保部督察并经媒体曝光后才得以整治。
还有的急功近利，导致钱花了、活干了，但效果甚微。天津市滨海新区、武清区在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周边区域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保洁次数等功利性措施。
——上报数据“做手脚”，监测数据造假。
河北省发展改革委2013年到2015年对地市上报的压减钢铁产能封存项目基本没有进行现场核实，个别封存设备仍在生产。西安市长安区、阎良区相关人员环保底线意识不强，人为干扰国家空气质量监测子站正常运行，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实施造假。
——自然保护区、重点流域环境问题突出。
祁连山是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14年国务院批准调整保护区划界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仍违法违规在保护区内审批和延续采矿权9宗、探矿权5宗。黑龙江大庆市杜尔伯特县违规对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开发项目，造成保护区内1万多亩湿地被毁。由于地方违规侵占湖面进行旅游开发，安徽巢湖滨湖湿地遭到破坏，入湖十五里河等水质长期劣五类。
防止“一刀切”“一阵风”
两年多来，随着环保亮剑，一系列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
地方政府的环保红线意识大大增强，地方产业转型也升级加速。作为中央环保督察“首站”的河北，2017年共排查整治“散乱污”企业8万多家。其中，国内胶合板生产基地之一的文安县，停产整改7000多家人造板企业，整合后的200家企业全部达到标准，企业数量减少到几十分之一，产值、纳税却实现翻番。
随着新发展理念的不断落实，各地完善考核评价、干部问责等制度，为党政干部“戴上紧箍咒”。黑龙江省鹤岗市将环保工作纳入县区工作年度目标考核，考评权重由原来的6分增加到10分。以往环保部门单打独斗的现象也得以改观，一系列长效机制得以建立完善。借鉴中央环保督察模式，多地建立省级环保督察制度，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在河北、重庆等试点省市展开。
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建议，要防止个别地方在督察问责的压力下，治理“一刀切”、地方整改“一阵风”。
环保高压下，一些地方在问题整改中，曾简单粗暴地对洗车店、餐饮店、洗衣店等民生相关行业企业采取“一刀切”临时关闭措施。对于此类问题，8月初成都市下发紧急通知，不允许以临时性关停方式应付环保督察，不允许搞形式主义、不允许借环保督察名义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和群众正常生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专家建议，环保督察可以借鉴巡视的经验做法，把全覆盖和“回头看”结合起来，防止地方为应付检查搞“一阵风”，还可以加大对重点问题进行专项督察力度，让环保利剑时刻高悬，巩固环保治理的成果，让百姓在问责之后，看到更多实际的环境变化。 中办、国办发文严防环境监测数据失真
一是确保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独立公正开展工作，二是确保环境监测数据全面、准确、客观、真实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敬/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9月21日正式公布，对加强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管理作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
环境监测数据是客观评价环境质量状况、反映污染治理成效、实施环境管理与决策的基本依据。如何通过改革减少人为干扰、加大科技支撑，提升我国的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仍需提升
西安市两家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的事情，是近年来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的突出案例。2017年6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一审，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司长刘志全指出，我国环境监测管理制度逐步健全、技术体系不断完善，从业人员素质稳步提高，监测数据质量总体可靠，基本满足当前环境管理需要。但我国环境监测数据质量存在人为干预导致数据失真，包括：
——地方不当干预环境监测行为时有发生。如西安这样依靠行政力量指使相关人员通过干扰采样设施等手段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现象。
——排污单位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屡禁不止。有些企业为了逃避监管，蓄意干扰监测现场采样，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环境监测机构服务水平良莠不齐。一些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环境监测设备运营维护机构受利益驱动，编造数据、出假报告以赚取利润；或为抢占市场低价竞争，不按规范开展监测活动，监测质量堪忧。
同时，客观局限导致数据不准。由于监测方法标准体系和监测质量管理体系不完善，或因人员、仪器、设备等能力不足造成监测数据不准确、不科学；相关部门方法标准不统一等导致不同部门同类环境监测数据不一致不可比，引发公众对环境监测数据的质疑。
刘志全说，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此次出台的意见作出了针对性部署，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立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健全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制度，建立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防范和惩治机制，实现两个“确保”：一是确保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独立公正开展工作，二是确保环境监测数据全面、准确、客观、真实。
坚决防范不当干预环境监测
西安市这起案件中，环保局领导并未直接参与数据造假，而是提出“无论用什么方法，先把监测数据降下来”这种要求，指使、授意工作人员实施违法行为。今后，这样间接的干预也将受到严惩，坚决防范地方和部门的不当干预。
意见提出，实行干预留痕和记录。明确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的记录责任与义务，对党政领导干部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干预环境监测的批示、函文、口头意见或暗示等信息，做到全程留痕、依法提取、介质存储、归档备查。
同时，为破除不当行政干预，意见还提出：
——构建责任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地方党委和政府对防范和惩治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负领导责任，明确了环保、质检以及各相关部门对相关环境监测机构负监管责任。
——建立约谈机制。对弄虚作假问题突出的市（地、州、盟），环保部和省级环保部门可以公开约谈其政府负责人，责成当地政府查处和整改。
——强化防范和惩治。要求研究制定防范和惩治領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活动的管理办法，明确情形认定，规范查处程序，细化处理规定。
明确排污企业、监测机构的责任
本刊记者从环保部了解到，年初浙江省绍兴市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发现，一家纺织印染企业将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排污水管网，同时还对污水外排池内污水进行稀释，制造在线监控数据达标的假象。
针对排污单位的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问题，意见明确，排污单位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取消环保部门负责的有效性审核。要求排污单位要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监测标准规范对排污情况“自测自报自公开”，进一步强化了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同时，自动监测数据要逐步实现全国联网，且自动监测数据可作为环境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的依据。
刘志全指出，随着我国环境监测服务市场逐步放开，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蓬勃发展，成为我国环境监测事业的有益补充，但社会监测机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为此，意见提出建立“谁出数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追溯制度，明确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采样与分析人员、审核与授权签字人对原始监测数据和监测报告的真实性终身负责。
同时，意见要求加大对监测机构的检查力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对弄虚作假行为严格处罚。弄虚作假的企业、机构和个人信息向社会公开，并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行联合惩戒，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刘志全介绍，此外，意见还提出要求，提高我国的环境监测质量监管能力。结合现有资源建设国家环境监测量值溯源与传递实验室、环境监测规范验证实验室等。同时，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高新技术在环境监测和质量管理中的应用，加快提升环境监测科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