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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方的天气常常上演过山车，眼见阴冷潮湿，隔几日却云开雾散艳阳高照。
在这走走停停的季节中，古田的油菜花也浓烈地绽放开来。天地间黄绿相间，颜色浓艳，色块分明，是西洋的油画，却用了中国画的写意。
今年古田的油菜花种植面积扩大了十几倍，一批又一批游客纷至沓来，整个小镇也欢腾起来。
“战地黄花分外香”，在刚刚开发的五龙村欢乐谷油菜花田里，这句诗词高高挂起。
好的诗词自有它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毛泽东在上杭临江楼写下“战地黄花分外香”时刻，距今已过去92年。时代场景转换了，今日之“黄花”非昨日之“黄花”，严酷的“战地”变成了浪漫场景，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欢乐谷里，游人在花間穿梭，情侣在花间低语，孩童在花间雀跃。我努力融入此情此景，可总想起上杭临江楼上的身影。
毛泽东写下“战地黄花分外香”时，正遭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曾益其所不能”的境地：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落选，无奈离开亲手创建的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反动军阀和民团步步紧逼;自己身患疟疾，行动不便。1929年10月初，毛泽东在当地农民的护送下，从永定县合溪大山深处被人背进上杭临江楼。经过十多天的休养，病情才逐渐好转。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赣南进入闽西，在长汀长岭寨消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2000多人，取得了红四军入闽第一仗的胜利，战士们第一次有了统一的红军服。服装统一了，但军队里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却依旧混乱。
军队为谁而战？中国革命何去何从？这是事关前途命运的灵魂之问。
毛泽东和战友们始终在求索。虽然被迫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但毛泽东始终对中国革命满怀信心，他的人生态度始终是高昂向上的。即使是在人生的最低谷，也要奏出最强音。重阳时节，登楼四望，汀江浩渺，黄花点点。充满浪漫豪情的《采桑子·重阳》就在临江楼喷薄而出：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看不到悲怆，看不到惆怅，读到的是一个处逆境心乐观的革命者胸襟！革命乐观主义来源于革命者不变的初心。在极困难时刻，这自有一种水滴石穿无坚不摧的力量。正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就是初心。
这一年10月中旬，陈毅带着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从上海返回闽西，传达了党中央指示精神，并致函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11月下旬，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并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红军部队进行政治军事整训，并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二
去古田集镇8公里，一条国道在半山腰经过，一个村子在山底下，仿佛隐者，没在草色里。多年前，周围高速公路、铁路还没建成时，半山上的国道车辆南来北往。高速公路、铁路通车后，这里反而安静下来了。
这个村名叫苏家坡，是畲村，全村姓雷。1929年，中共闽西特委机关就设在村中的树槐堂，人员进进出出，牵动整个闽西根据地的红色神经。
1929年10月，住在上杭临江楼休养身体的毛泽东在邓子恢、傅柏翠等人的护送下，来到了苏家坡，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工作。毛泽东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天，是他在闽西住过最长时间的一个地方。注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在这里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了解中国农村、思索革命未来的幽静小径。
在苏家坡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了解了闽西革命根据地许多现状，为当地办了许多实事。他和村民聊天时，了解到农民担心有人囤积粮食，造成粮食涨价，便和闽西特委领导进行研究，创办粮食调剂局，实行政府调剂粮食，防止粮价大跌大涨，从而保障了贫苦农民的利益。这一创新举措后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推广。
在苏家坡，毛泽东还协助闽西特委办了两个训练班，一个是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一个是农民运动训练班，闽、粤、赣三省红色区域曾派出干部前来接受培训学习。毛泽东以“杨先生”的身份经常给训练班学员讲课。这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校之雏形。
在这里，有一个细节让人回味。据中共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回忆，有一天，他和毛泽东在树槐堂前的小路上散步，突然，毛泽东问邓子恢：子恢啊，领导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当时邓子恢不知如何作答，沉默片刻后，毛泽东似乎自问自答地说道：据我看来，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任务就在于替群众当传达员，把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传达给党委，党委根据群众意见加以总结分析做出决定，然后再传达到群众中去。多年后，人们终于明白毛泽东当年这段话的含义，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邓子恢曾深有感触地说：“这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坐在屋子里凭主观发号施令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真可以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归根结底，秘密在“群众”二字。从此，“为了谁、依靠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成为共产党人的必答题。
我在苏家坡村多次听到这样一个故事：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允许农民搞商品流通、办工厂。古田赖坊村村民赖永兴牵头，18户农民集资17.7股，每股2600元，一共4万多元，办起了年产1万吨的友谊水泥厂。福建省第一家农民股份制企业由此在古田诞生。可是这时的苏家坡村还是个穷村，乡亲们还停留在吃饱肚子的状态。老村支书雷先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此时，雷先春在报纸上看到市委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精神。他东奔西跑，引资办厂。1986年，雷先春引进140万元，办起了村里第一个水泥厂，为村里开辟一条致富道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古田镇水泥企业沿着国道排开，有人形容是“十里山沟百家厂”。古田镇成为全国革命老区中首个“亿元镇”。 然而，资源开发带来了环境破坏。是依然享受资源经济带来的利益，还是守护绿水青山重新开始寻找出路？老区人民选择了后者。另辟蹊径需要壮士断腕的巨大决心和勇气。
村里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当年带头搞水泥产业的老村支书雷先春。他关掉了自己一手创办的水泥厂。“我是老红军后代，当年毛委员在苏家坡指导工作时，是我父亲为毛委员站的岗、放的哨。我不带头谁带头呢？”
短短几年时间里，所有小水泥、轻钙厂等污染企业治理到位。世纪之交，古田走上了生态文明发展新路。从中国老区第一个亿元镇，变成人人羡慕的生态优美红色小镇。
敢立敢破，破立之间，谁创造这段历史？答案就是“人民群众”。
对毛泽东个人而言，苏家坡最令他难忘的应该是得知中央“九月來信”的消息。这封信正确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指出要纠正红军中出现的种种错误观念，充分肯定井冈山斗争开始确立的建党建军的一些基本原则，并明确指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军的希望之光重新点燃。直到离开苏家坡到达长汀参加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还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报告信：“我病已好，11月26日携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深秋来临，路边的野菊开得正旺，山坡上的梧桐树落下片片黄叶。毛泽东一行离开了苏家坡，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领导一支军队创建一个新中国。只是我们不知道，当他回忆起戎马生涯里无数个驿站时，是否会有苏家坡、树槐堂？
三
站在古田会议纪念馆广场远眺，春天的彩眉岭、笔架山下，万木葱葱，鹧鸪声声。古田会议会址就安静地坐落在对面。远远对视，仿佛一位气定神闲的智者，微笑地看着这个世界，慈爱、温和、安宁，宁静中似乎气吞万象。
这座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客家宗祠，为古田溪背村廖氏族人所建，故名“廖氏宗祠”，又名“万源祠”。与南方绝大多数建筑坐北朝南不同，廖氏宗祠坐东朝西，是一座单层歇山四合院式建筑，大门、庭院、中门、前厅、天井、大厅、厢房，形制规整。
祠堂是客家人追宗慕祖的地方。凡有村落，必有祠堂。客家人建祠堂就是让后人不忘来路，不忘根本。廖氏宗祠大门两侧的青石条上刻的一副对联说得很清楚：“万福攸同祥绵世彩，原泉有本派衍叉溪。”就是告诉后人要时刻不忘先人的恩泽，不要忘记自己来自何处。
当我跨过高大的门槛，站立于宗祠前厅，又忽然有另一番景象奔涌而来：肃穆、崇高、雄壮、凝重，似乎有一股强大的磁场吸附着人心。
低头照见立锥之地，炭火烧烤的斑斑痕迹仍在。左厢房的墙上，红四军前委画像，目光如炬。耳畔似乎传来92年前大雪落在瓦片上、落在天井里的声音;一个浓重的湖南口音回旋在天井上空，穿越时空。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在中国革命茫然的十字路口，古田会议像一盏鲜明的指路灯，照亮正确的航道。当年，随着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29年8月《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叶贺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占全军十分之二;湘南农民约占十分之四;历次俘虏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在赣南闽西招募的占十分之二。”由于红四军成分复杂，到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显现出来。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事关中国革命的成败。
1929年10月中旬，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经香港，抵广东松源，到达闽西。12月中旬，由于蒋介石三省“围剿”步步紧逼，红四军从长汀到新泉，最终移师古田。一段被后人永远追溯的历史就这样定格在了古田。
1929年12月28日，雪花飞舞。在廖氏宗祠，120多位代表相依而坐。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并改选了前委成员，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前委书记领导岗位。
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古田会议决议详细列出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种种具体表现，对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尖锐批评，提出了教育纠正方法。今天重读《古田会议决议》，文字明白如家常，句句入心。
大雪无痕，泽被万物。古田会议以“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守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党指挥枪”铸就了军队灵魂。
从此，这座客家宗祠成了一座红色丰碑。
这座丰碑始终矗立在闽西老区人民心中。红军长征时，由原闽西地方红军整编而成的红34师部队，几乎清一色闽西子弟，这支部队担任后卫，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成功掩护红军主力转移，6000多名闽西子弟血染湘江，永远长眠于湘江东岸。“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从1929年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上杭县就有1.5万人参加革命队伍，有9000多人为国捐躯，在册烈士5900多人，在无比艰苦的岁月里，创造了“二十年红旗不倒”的奇迹，诞生了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1955年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上杭籍将军有27人，占福建省的三分之一。
“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这是《古田会议决议》上“关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之一，这句话也镌刻在了古田苏家坡村两委干部的心里。前几年，在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和特色畲族村寨建设过程中，村两委干部达成“回避项目，不参与工程”的承诺，没有一个村干部“揽私活”，只全心全意为项目建设服务。今天的苏家坡村早已今非昔比，成为古田镇唯一没有五保户、低保户和贫困户的“三无”村庄。 古田集镇，离红四军政治部旧址不远处，是不起眼的古田森林派出所。所里总共4人，他们常年负责看护古田片区56个村、455个村民小组、63.7万亩的林地。山上采沙挖沙要管，森林防火要管，村民林地纠纷也要管。走田埂、爬山路，露宿野外是常有的事情。可是他们乐此不疲，有的一待就是十几年。
古田林业站也承担着“森林卫士”的重要职责。站里总共4人，负责管理全镇21位护林员。在十年一次的二类资源调查工作中，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他们连续2个多月起早摸黑进深山搞森林资源调查，饿了就在山里吃包子啃馒头。2个月里他们吃了1000多元的包子馒头。调查工作走在全省、全市前列，为省、市、县制定林业政策、法规，出台服务林农政策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依据。
古田法庭则把支部建在庭上，還创设了“党小组流动法庭”，有时候村民家里就是法庭。有一年办案400多起，没有一件被发回重审或改判的案件。
历史垂青古田，古田不负使命。
四
与廖氏宗祠相比，协成店显得矮小、低调，置身在民居当中，毫不起眼，但若说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在这写的，大多数外地游客准保会瞪大眼睛：“哦，原来是在这写成的呀？！我还以为在井冈山写的呢。”
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注释中写道：“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这封信与《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一起，构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早期理论体系。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煤油灯。古田会议结束一周后，1930年1月5日，协成店二楼逼仄的房间里，毛泽东在闪烁的煤油灯下写下《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后来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红军还处于弱小时期，革命洪流此消彼长，“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焦虑不解决，严重影响军心稳定。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20世纪初中国乃至世界局势，分析了国内外各种明暗交错的社会矛盾，清晰刻画了中国革命未来发展走向。国内外形势、主客观条件、主次要矛盾，落叶知秋、见微知著，处一隅而观全局，原本深刻的理论在毛泽东笔下娓娓道来。毛泽东和战友们在廖氏宗祠为中国革命铸就了军魂，在协成店为中国革命树立了信心大旗。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从中国革命历史到当下中国发展已经给出了无比坚定的答案，中国道路从没有这般自信。在古田会议会址前的照相台上，一拨拨游人迈上台阶，又一拨拨走下去，纷纷和“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同框定格。
我放眼望去，这是我的家乡古田，一块土地，装满了春天。
责任编辑 陈美者
南方的天气常常上演过山车，眼见阴冷潮湿，隔几日却云开雾散艳阳高照。
在这走走停停的季节中，古田的油菜花也浓烈地绽放开来。天地间黄绿相间，颜色浓艳，色块分明，是西洋的油画，却用了中国画的写意。
今年古田的油菜花种植面积扩大了十几倍，一批又一批游客纷至沓来，整个小镇也欢腾起来。
“战地黄花分外香”，在刚刚开发的五龙村欢乐谷油菜花田里，这句诗词高高挂起。
好的诗词自有它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毛泽东在上杭临江楼写下“战地黄花分外香”时刻，距今已过去92年。时代场景转换了，今日之“黄花”非昨日之“黄花”，严酷的“战地”变成了浪漫场景，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欢乐谷里，游人在花間穿梭，情侣在花间低语，孩童在花间雀跃。我努力融入此情此景，可总想起上杭临江楼上的身影。
毛泽东写下“战地黄花分外香”时，正遭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曾益其所不能”的境地：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落选，无奈离开亲手创建的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反动军阀和民团步步紧逼;自己身患疟疾，行动不便。1929年10月初，毛泽东在当地农民的护送下，从永定县合溪大山深处被人背进上杭临江楼。经过十多天的休养，病情才逐渐好转。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赣南进入闽西，在长汀长岭寨消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2000多人，取得了红四军入闽第一仗的胜利，战士们第一次有了统一的红军服。服装统一了，但军队里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却依旧混乱。
军队为谁而战？中国革命何去何从？这是事关前途命运的灵魂之问。
毛泽东和战友们始终在求索。虽然被迫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但毛泽东始终对中国革命满怀信心，他的人生态度始终是高昂向上的。即使是在人生的最低谷，也要奏出最强音。重阳时节，登楼四望，汀江浩渺，黄花点点。充满浪漫豪情的《采桑子·重阳》就在临江楼喷薄而出：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看不到悲怆，看不到惆怅，读到的是一个处逆境心乐观的革命者胸襟！革命乐观主义来源于革命者不变的初心。在极困难时刻，这自有一种水滴石穿无坚不摧的力量。正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就是初心。
这一年10月中旬，陈毅带着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从上海返回闽西，传达了党中央指示精神，并致函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11月下旬，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并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红军部队进行政治军事整训，并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二
去古田集镇8公里，一条国道在半山腰经过，一个村子在山底下，仿佛隐者，没在草色里。多年前，周围高速公路、铁路还没建成时，半山上的国道车辆南来北往。高速公路、铁路通车后，这里反而安静下来了。
这个村名叫苏家坡，是畲村，全村姓雷。1929年，中共闽西特委机关就设在村中的树槐堂，人员进进出出，牵动整个闽西根据地的红色神经。
1929年10月，住在上杭临江楼休养身体的毛泽东在邓子恢、傅柏翠等人的护送下，来到了苏家坡，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工作。毛泽东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天，是他在闽西住过最长时间的一个地方。注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在这里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了解中国农村、思索革命未来的幽静小径。
在苏家坡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了解了闽西革命根据地许多现状，为当地办了许多实事。他和村民聊天时，了解到农民担心有人囤积粮食，造成粮食涨价，便和闽西特委领导进行研究，创办粮食调剂局，实行政府调剂粮食，防止粮价大跌大涨，从而保障了贫苦农民的利益。这一创新举措后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推广。
在苏家坡，毛泽东还协助闽西特委办了两个训练班，一个是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一个是农民运动训练班，闽、粤、赣三省红色区域曾派出干部前来接受培训学习。毛泽东以“杨先生”的身份经常给训练班学员讲课。这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校之雏形。
在这里，有一个细节让人回味。据中共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回忆，有一天，他和毛泽东在树槐堂前的小路上散步，突然，毛泽东问邓子恢：子恢啊，领导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当时邓子恢不知如何作答，沉默片刻后，毛泽东似乎自问自答地说道：据我看来，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任务就在于替群众当传达员，把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传达给党委，党委根据群众意见加以总结分析做出决定，然后再传达到群众中去。多年后，人们终于明白毛泽东当年这段话的含义，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邓子恢曾深有感触地说：“这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坐在屋子里凭主观发号施令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真可以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归根结底，秘密在“群众”二字。从此，“为了谁、依靠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成为共产党人的必答题。
我在苏家坡村多次听到这样一个故事：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允许农民搞商品流通、办工厂。古田赖坊村村民赖永兴牵头，18户农民集资17.7股，每股2600元，一共4万多元，办起了年产1万吨的友谊水泥厂。福建省第一家农民股份制企业由此在古田诞生。可是这时的苏家坡村还是个穷村，乡亲们还停留在吃饱肚子的状态。老村支书雷先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此时，雷先春在报纸上看到市委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精神。他东奔西跑，引资办厂。1986年，雷先春引进140万元，办起了村里第一个水泥厂，为村里开辟一条致富道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古田镇水泥企业沿着国道排开，有人形容是“十里山沟百家厂”。古田镇成为全国革命老区中首个“亿元镇”。 然而，资源开发带来了环境破坏。是依然享受资源经济带来的利益，还是守护绿水青山重新开始寻找出路？老区人民选择了后者。另辟蹊径需要壮士断腕的巨大决心和勇气。
村里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当年带头搞水泥产业的老村支书雷先春。他关掉了自己一手创办的水泥厂。“我是老红军后代，当年毛委员在苏家坡指导工作时，是我父亲为毛委员站的岗、放的哨。我不带头谁带头呢？”
短短几年时间里，所有小水泥、轻钙厂等污染企业治理到位。世纪之交，古田走上了生态文明发展新路。从中国老区第一个亿元镇，变成人人羡慕的生态优美红色小镇。
敢立敢破，破立之间，谁创造这段历史？答案就是“人民群众”。
对毛泽东个人而言，苏家坡最令他难忘的应该是得知中央“九月來信”的消息。这封信正确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指出要纠正红军中出现的种种错误观念，充分肯定井冈山斗争开始确立的建党建军的一些基本原则，并明确指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军的希望之光重新点燃。直到离开苏家坡到达长汀参加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还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报告信：“我病已好，11月26日携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深秋来临，路边的野菊开得正旺，山坡上的梧桐树落下片片黄叶。毛泽东一行离开了苏家坡，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领导一支军队创建一个新中国。只是我们不知道，当他回忆起戎马生涯里无数个驿站时，是否会有苏家坡、树槐堂？
三
站在古田会议纪念馆广场远眺，春天的彩眉岭、笔架山下，万木葱葱，鹧鸪声声。古田会议会址就安静地坐落在对面。远远对视，仿佛一位气定神闲的智者，微笑地看着这个世界，慈爱、温和、安宁，宁静中似乎气吞万象。
这座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客家宗祠，为古田溪背村廖氏族人所建，故名“廖氏宗祠”，又名“万源祠”。与南方绝大多数建筑坐北朝南不同，廖氏宗祠坐东朝西，是一座单层歇山四合院式建筑，大门、庭院、中门、前厅、天井、大厅、厢房，形制规整。
祠堂是客家人追宗慕祖的地方。凡有村落，必有祠堂。客家人建祠堂就是让后人不忘来路，不忘根本。廖氏宗祠大门两侧的青石条上刻的一副对联说得很清楚：“万福攸同祥绵世彩，原泉有本派衍叉溪。”就是告诉后人要时刻不忘先人的恩泽，不要忘记自己来自何处。
当我跨过高大的门槛，站立于宗祠前厅，又忽然有另一番景象奔涌而来：肃穆、崇高、雄壮、凝重，似乎有一股强大的磁场吸附着人心。
低头照见立锥之地，炭火烧烤的斑斑痕迹仍在。左厢房的墙上，红四军前委画像，目光如炬。耳畔似乎传来92年前大雪落在瓦片上、落在天井里的声音;一个浓重的湖南口音回旋在天井上空，穿越时空。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在中国革命茫然的十字路口，古田会议像一盏鲜明的指路灯，照亮正确的航道。当年，随着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29年8月《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叶贺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占全军十分之二;湘南农民约占十分之四;历次俘虏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在赣南闽西招募的占十分之二。”由于红四军成分复杂，到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显现出来。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事关中国革命的成败。
1929年10月中旬，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经香港，抵广东松源，到达闽西。12月中旬，由于蒋介石三省“围剿”步步紧逼，红四军从长汀到新泉，最终移师古田。一段被后人永远追溯的历史就这样定格在了古田。
1929年12月28日，雪花飞舞。在廖氏宗祠，120多位代表相依而坐。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并改选了前委成员，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前委书记领导岗位。
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古田会议决议详细列出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种种具体表现，对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尖锐批评，提出了教育纠正方法。今天重读《古田会议决议》，文字明白如家常，句句入心。
大雪无痕，泽被万物。古田会议以“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守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党指挥枪”铸就了军队灵魂。
从此，这座客家宗祠成了一座红色丰碑。
这座丰碑始终矗立在闽西老区人民心中。红军长征时，由原闽西地方红军整编而成的红34师部队，几乎清一色闽西子弟，这支部队担任后卫，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成功掩护红军主力转移，6000多名闽西子弟血染湘江，永远长眠于湘江东岸。“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从1929年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上杭县就有1.5万人参加革命队伍，有9000多人为国捐躯，在册烈士5900多人，在无比艰苦的岁月里，创造了“二十年红旗不倒”的奇迹，诞生了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1955年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上杭籍将军有27人，占福建省的三分之一。
“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这是《古田会议决议》上“关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之一，这句话也镌刻在了古田苏家坡村两委干部的心里。前几年，在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和特色畲族村寨建设过程中，村两委干部达成“回避项目，不参与工程”的承诺，没有一个村干部“揽私活”，只全心全意为项目建设服务。今天的苏家坡村早已今非昔比，成为古田镇唯一没有五保户、低保户和贫困户的“三无”村庄。 古田集镇，离红四军政治部旧址不远处，是不起眼的古田森林派出所。所里总共4人，他们常年负责看护古田片区56个村、455个村民小组、63.7万亩的林地。山上采沙挖沙要管，森林防火要管，村民林地纠纷也要管。走田埂、爬山路，露宿野外是常有的事情。可是他们乐此不疲，有的一待就是十几年。
古田林业站也承担着“森林卫士”的重要职责。站里总共4人，负责管理全镇21位护林员。在十年一次的二类资源调查工作中，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他们连续2个多月起早摸黑进深山搞森林资源调查，饿了就在山里吃包子啃馒头。2个月里他们吃了1000多元的包子馒头。调查工作走在全省、全市前列，为省、市、县制定林业政策、法规，出台服务林农政策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依据。
古田法庭则把支部建在庭上，還创设了“党小组流动法庭”，有时候村民家里就是法庭。有一年办案400多起，没有一件被发回重审或改判的案件。
历史垂青古田，古田不负使命。
四
与廖氏宗祠相比，协成店显得矮小、低调，置身在民居当中，毫不起眼，但若说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在这写的，大多数外地游客准保会瞪大眼睛：“哦，原来是在这写成的呀？！我还以为在井冈山写的呢。”
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注释中写道：“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这封信与《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一起，构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早期理论体系。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煤油灯。古田会议结束一周后，1930年1月5日，协成店二楼逼仄的房间里，毛泽东在闪烁的煤油灯下写下《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后来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红军还处于弱小时期，革命洪流此消彼长，“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焦虑不解决，严重影响军心稳定。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20世纪初中国乃至世界局势，分析了国内外各种明暗交错的社会矛盾，清晰刻画了中国革命未来发展走向。国内外形势、主客观条件、主次要矛盾，落叶知秋、见微知著，处一隅而观全局，原本深刻的理论在毛泽东笔下娓娓道来。毛泽东和战友们在廖氏宗祠为中国革命铸就了军魂，在协成店为中国革命树立了信心大旗。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从中国革命历史到当下中国发展已经给出了无比坚定的答案，中国道路从没有这般自信。在古田会议会址前的照相台上，一拨拨游人迈上台阶，又一拨拨走下去，纷纷和“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同框定格。
我放眼望去，这是我的家乡古田，一块土地，装满了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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