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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戊戌变法高高举起了爱国和革新的旗帜，主将康有为以强敌为师救亡图存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由于其认识水平与历史吻合度存在一定的差距，传统思维方式没有完全更新，以及对日本明治维新理解的有限，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
[关键词]康有为 变法思想 局限性
戊戌变法已过去了一百多年，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仍在这样或那样地论说变法的得失成败。康有为作为变法的主将，他的认识深度与历史吻合度，直接决定着戊戌变法的命运，而这个问题在论者中不无分歧，这正是笔者行文探新的缘由。
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孕育形成及先天缺失
康有为1858年出生在广东南海，到19世纪末，经过几十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深入侵略，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已将这里的封建自然经济瓦解殆尽。作为知识分子的康有为幼年时期便受到外域思想的冲击，青年时代开始撰写《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改乱世之制”，便孕育了变法思想，特别是两次上清帝书已标志着变法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清廷处在内忧外患之中，阐明了由于清朝内政腐败，官吏贪赃枉法，造成民穷财尽，危机四伏。加之，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黄河泛滥，河南、山东等地人民深受其害。他敏锐地感觉到人民群众反抗的风暴即将来临。于是，他向清朝统治者大声疾呼：“强邻四逼于外，教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因此，他建议光绪帝，必须立即变法，否则，如果再继续因循守旧，必将外亡于列强，内而被人民起义所推翻。为此，他提出了三项具体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举起了爱国和革新的旗帜。
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极力反对清政府割让台湾，主张“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他向光绪帝建议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避免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国就必须变法图强。“穷则变、变则通”，因为“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如果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还用旧法，就象“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喝死而重危者也”。
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爱国热情的第一次大爆发，其规模前所未有。一方面，它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它表明酝酿多年的变法维新思想已经跃升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康有为在这场运动中站在了潮头大言变法，这确实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对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的敏感性。但是，康有为倡导的变法却是先天不足。其一，国内还没有形成像样的资产阶级。以康有为为首的1300多举人多数是刚刚从封建传统中脱胎出来的知识分子，除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维新派主将外，大多数人对西学和西方知之甚少，所以他们不可能超越阶级，虽然高举起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旗帜，但落实到实践中也只能是对封建制度的修修补补。其二，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彻底更新。虽然康有为的思维参考偶有闪光之处，然而总体上他们仍是传统的思维方式，还没有跳出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的思维模式。其三，没有经过深入人心的启蒙运动。由于变法是在民族危机严重瓜分豆剖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展开的，因此启蒙过于仓促。虽然康有为通过办报刊成立民间社团宣传师日变法，但是只启蒙了封建士大夫官僚阶层，变法的启蒙宣传也只局限于南方的几个大城市，不过千里之外。大多数百姓不知变法为何物，启蒙的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其结果是光绪帝的变法御旨出了午门便一风吹，还不用说边陲之地，这样的变法不失败将成为奇怪的事情。
甲午战争催生了康有为变法由认识到实践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不久之后，中国海防全失，门户洞开，最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4月15日，康有为得到消息之后愤然写道：“窃近者朝鲜之衅，日人内犯，致割地补饷，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起觊觎，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1897年末，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使瓜分中国的形势越发严峻。于是保种、保国、救亡图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摆在人们面前。不仅是封建士大夫，甚至连封建皇帝都被震撼了，也促生了康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
然而，甲午战争是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对封建社会最后的摧拉，其结果将把全世界的封建制度埋葬。在这个问题面前，康有为请光绪帝下罪己诏、明赏罚、求贤才，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显然是无济于事的。要是放在一百或二百年前，这种方法或许能有效果，在帝国主义时代，这样做收效甚微。再者甲午战争前暴露的问题，绝不是在保存封建制度原封不动情势下就能解决的。甲午战争惨败的直接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中国“将衰、兵弱、器窳”，而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打败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是中国的社会制度落后了。康有为对甲午战争中“天朝上国”被撮尔岛国打败深感难以理解，他以这种认识指导他的变法，是对甲午战争认识有局限性的表现。他想靠修补改变清帝国的积贫、积弱、衰败、腐朽，以抵抗东西方帝国主义对清帝国的摧拉，这只能是一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幻想。
“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之得失
甲午战争的震撼和刺激令康有为等人义愤填膺，想立即通过变法富国强兵报日本一箭之仇，但冷静下来之后，这些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还是应该向自己的敌人——日本学习。于是，1898年康有为连续进呈了三部著作给光绪帝，即《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通过这三部书，论证了师日变法的必要性，实现了“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的愿望。可以说这些著作深深打动了光绪帝，促使他站在了维新变法阵营。《日本变政考》也几乎成为了师日变法的张本和具体施政蓝图。
《日本变政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从明治元年(1868年)起，至明治22年(1890年)止，按时间顺序，分条记载了明治维新以来发生的大事，重点是日本明治政府所实施的各项维新变法措施及其沿革。康有为在很多重要条文之后都加上自己的按语，一方面分析日本政府采取各项改革措施的原因、方法和意义，讨论其成效的利弊；另一方面结合清廷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变法维新的具体建议。此书集中体现了康有为的师日变法主张。康有为在总结了日本明治维新经验后认为，“日本所以能骤强之故，或以为由于练兵也，由于开矿也，由于讲商务也，由于兴工艺也，由于广学校也，由于联外交也。固也，然皆非其本也。其本维何?曰：开制度局，重修会典，大改律例而已。”由此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把开制度局于宫中，作为政治改革的重中之重，反复强调，既立制度局总 其纲，立十二局分其事。在他看来中国要富强“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有为以日本为样板疾呼变法图强，警醒了迷惘困惑的光绪帝，实属有功。但是，他只抓住了问题的表面，关于西方及俄国的社会进步，是他博览群书后的认识，并没有深入实地考察。至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他虽能具体称道，也多属具象性的东西，深层次的东西他并未抓住。首先，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就派大量的青年到欧洲留学，培养了一批如伊藤博文一样的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不仅是后来明治维新的载体、带头人，而且他们也是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吏。他们不仅积极筹措变法维新，同时也是推行维新变法的急先锋。他们既是变法的运动员，又是变法的裁判。这是日本明治维新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其次，明治维新时日本已经建立了新的思维方式——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明治元年天皇公布“五条誓约”。它宣布：“广开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是开放的，即以世界先进国家为思维参考系，“吸取万国之力，纳入我国，”以实行“前所未有之变革”。⑤这完全是一种维新变法的思维方式，它保证了明治维新不走回头路，这是戊戌变法根本没有的，也是康有为不可能理解的问题。
第三，在明治维新前日本不仅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而且进行了广泛的启蒙运动。这些启蒙运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共鸣，开拓了明治维新的发展道路，推动了维新的巩固和发展。
第四，康有为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本质及其所处的时代全然不知。此时，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这时要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可能，而日本是封建性军事帝国主义，其特点是：穷凶极恶，极端野蛮，极富于掠夺性。他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以掠夺、侵略中国为己任。他绝不会允许在自己的旁边矗立一个泱泱资本主义大国。因此，中国任何独立意义的改革措施都会遭到它的破坏。
总之，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是在甲午战争促进下，模仿明治维新形成的，以强敌为师资，高举起爱国和革新的旗帜，站在了时代的顶峰。同时它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正是他后来很快沦为保皇，成为反对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急先锋的内在基因。(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①～(5)孔祥吉编：《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关键词]康有为 变法思想 局限性
戊戌变法已过去了一百多年，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仍在这样或那样地论说变法的得失成败。康有为作为变法的主将，他的认识深度与历史吻合度，直接决定着戊戌变法的命运，而这个问题在论者中不无分歧，这正是笔者行文探新的缘由。
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孕育形成及先天缺失
康有为1858年出生在广东南海，到19世纪末，经过几十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深入侵略，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已将这里的封建自然经济瓦解殆尽。作为知识分子的康有为幼年时期便受到外域思想的冲击，青年时代开始撰写《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改乱世之制”，便孕育了变法思想，特别是两次上清帝书已标志着变法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清廷处在内忧外患之中，阐明了由于清朝内政腐败，官吏贪赃枉法，造成民穷财尽，危机四伏。加之，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黄河泛滥，河南、山东等地人民深受其害。他敏锐地感觉到人民群众反抗的风暴即将来临。于是，他向清朝统治者大声疾呼：“强邻四逼于外，教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因此，他建议光绪帝，必须立即变法，否则，如果再继续因循守旧，必将外亡于列强，内而被人民起义所推翻。为此，他提出了三项具体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举起了爱国和革新的旗帜。
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极力反对清政府割让台湾，主张“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他向光绪帝建议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避免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国就必须变法图强。“穷则变、变则通”，因为“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如果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还用旧法，就象“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喝死而重危者也”。
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爱国热情的第一次大爆发，其规模前所未有。一方面，它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它表明酝酿多年的变法维新思想已经跃升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康有为在这场运动中站在了潮头大言变法，这确实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对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的敏感性。但是，康有为倡导的变法却是先天不足。其一，国内还没有形成像样的资产阶级。以康有为为首的1300多举人多数是刚刚从封建传统中脱胎出来的知识分子，除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维新派主将外，大多数人对西学和西方知之甚少，所以他们不可能超越阶级，虽然高举起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旗帜，但落实到实践中也只能是对封建制度的修修补补。其二，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彻底更新。虽然康有为的思维参考偶有闪光之处，然而总体上他们仍是传统的思维方式，还没有跳出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的思维模式。其三，没有经过深入人心的启蒙运动。由于变法是在民族危机严重瓜分豆剖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展开的，因此启蒙过于仓促。虽然康有为通过办报刊成立民间社团宣传师日变法，但是只启蒙了封建士大夫官僚阶层，变法的启蒙宣传也只局限于南方的几个大城市，不过千里之外。大多数百姓不知变法为何物，启蒙的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其结果是光绪帝的变法御旨出了午门便一风吹，还不用说边陲之地，这样的变法不失败将成为奇怪的事情。
甲午战争催生了康有为变法由认识到实践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不久之后，中国海防全失，门户洞开，最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4月15日，康有为得到消息之后愤然写道：“窃近者朝鲜之衅，日人内犯，致割地补饷，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起觊觎，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1897年末，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使瓜分中国的形势越发严峻。于是保种、保国、救亡图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摆在人们面前。不仅是封建士大夫，甚至连封建皇帝都被震撼了，也促生了康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
然而，甲午战争是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对封建社会最后的摧拉，其结果将把全世界的封建制度埋葬。在这个问题面前，康有为请光绪帝下罪己诏、明赏罚、求贤才，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显然是无济于事的。要是放在一百或二百年前，这种方法或许能有效果，在帝国主义时代，这样做收效甚微。再者甲午战争前暴露的问题，绝不是在保存封建制度原封不动情势下就能解决的。甲午战争惨败的直接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中国“将衰、兵弱、器窳”，而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打败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是中国的社会制度落后了。康有为对甲午战争中“天朝上国”被撮尔岛国打败深感难以理解，他以这种认识指导他的变法，是对甲午战争认识有局限性的表现。他想靠修补改变清帝国的积贫、积弱、衰败、腐朽，以抵抗东西方帝国主义对清帝国的摧拉，这只能是一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幻想。
“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之得失
甲午战争的震撼和刺激令康有为等人义愤填膺，想立即通过变法富国强兵报日本一箭之仇，但冷静下来之后，这些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还是应该向自己的敌人——日本学习。于是，1898年康有为连续进呈了三部著作给光绪帝，即《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通过这三部书，论证了师日变法的必要性，实现了“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的愿望。可以说这些著作深深打动了光绪帝，促使他站在了维新变法阵营。《日本变政考》也几乎成为了师日变法的张本和具体施政蓝图。
《日本变政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从明治元年(1868年)起，至明治22年(1890年)止，按时间顺序，分条记载了明治维新以来发生的大事，重点是日本明治政府所实施的各项维新变法措施及其沿革。康有为在很多重要条文之后都加上自己的按语，一方面分析日本政府采取各项改革措施的原因、方法和意义，讨论其成效的利弊；另一方面结合清廷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变法维新的具体建议。此书集中体现了康有为的师日变法主张。康有为在总结了日本明治维新经验后认为，“日本所以能骤强之故，或以为由于练兵也，由于开矿也，由于讲商务也，由于兴工艺也，由于广学校也，由于联外交也。固也，然皆非其本也。其本维何?曰：开制度局，重修会典，大改律例而已。”由此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把开制度局于宫中，作为政治改革的重中之重，反复强调，既立制度局总 其纲，立十二局分其事。在他看来中国要富强“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有为以日本为样板疾呼变法图强，警醒了迷惘困惑的光绪帝，实属有功。但是，他只抓住了问题的表面，关于西方及俄国的社会进步，是他博览群书后的认识，并没有深入实地考察。至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他虽能具体称道，也多属具象性的东西，深层次的东西他并未抓住。首先，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就派大量的青年到欧洲留学，培养了一批如伊藤博文一样的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不仅是后来明治维新的载体、带头人，而且他们也是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吏。他们不仅积极筹措变法维新，同时也是推行维新变法的急先锋。他们既是变法的运动员，又是变法的裁判。这是日本明治维新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其次，明治维新时日本已经建立了新的思维方式——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明治元年天皇公布“五条誓约”。它宣布：“广开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是开放的，即以世界先进国家为思维参考系，“吸取万国之力，纳入我国，”以实行“前所未有之变革”。⑤这完全是一种维新变法的思维方式，它保证了明治维新不走回头路，这是戊戌变法根本没有的，也是康有为不可能理解的问题。
第三，在明治维新前日本不仅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而且进行了广泛的启蒙运动。这些启蒙运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共鸣，开拓了明治维新的发展道路，推动了维新的巩固和发展。
第四，康有为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本质及其所处的时代全然不知。此时，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这时要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可能，而日本是封建性军事帝国主义，其特点是：穷凶极恶，极端野蛮，极富于掠夺性。他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以掠夺、侵略中国为己任。他绝不会允许在自己的旁边矗立一个泱泱资本主义大国。因此，中国任何独立意义的改革措施都会遭到它的破坏。
总之，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是在甲午战争促进下，模仿明治维新形成的，以强敌为师资，高举起爱国和革新的旗帜，站在了时代的顶峰。同时它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正是他后来很快沦为保皇，成为反对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急先锋的内在基因。(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①～(5)孔祥吉编：《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