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团队式教学的实践与意义

来源 :历史教学·高校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anson1023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跨学科,团队式教学,“美国与跨国”教学项目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72-04
  
  2004年9月新学年伊始,由中美学者联合参与、美国岭南基金会立项资助的“美国与跨国”(Amenca and Transnationalism)教学项目在中山大学实施。该项目迄今已执行三年,由中山大学历史系负责管理。它虽为中美学者合办,但其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却是纯粹美国式的。该项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跨学科的团队教学方法引入中山大学。
  “团队教学”(Team Teaching),顾名思义,就是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多名教师共同参与、协调完成教学任务的一种教学方式。而跨学科的“团队教学”,则强调不同学科、专业或不同研究方向的教师组成一个教学团体,面向一个课室的学生,联合开设一门课程,协同完成教学任务。课程的进行方式可以丰富多样:既有教师的联合讲授,又有学生自己对课程的参与;既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又有教师之间对讲题的现场讨论;既注重课堂内理论知识的学习,又强调学以致用,将所学知识用于社会服务。这种教学方法对于中国教育界来说,无疑仍是一个新生事物。
  根据计划,“美国与跨国”项目每学年向中山大学的本科生提供三至五门课程,内容主要涉及美国的历史和文化、全球化时代的美国等问题。为了实践其跨学科的团队教学理念,项目邀请了来自不同学科或专业的中外教师参与课程教学。本地教师主要来自中山大学人文领域各相关学科,如历史系的潘一宁博士、温强博士、李爱丽博士、朱卫斌博士等。境外教师则主要来自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高校。核心外籍教师主要有美国的Staci Ford博士、Gina Marchetti博士和Gordon Slethaug博士。他们专善于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并在跨学科的团队教学或课程设计方面有过丰富的经验。项目实施三年来,主要开设了以下几门课程:(1)Asia on American Screens(美国荧屏上的亚洲);(2)In/Visible Histories(隐性和显性的历史);(3)Asian American Culture(亚裔美国人文化);(4)Urban History and Culture ofNew York City(纽约城市史与文化);(5)AmericanMovies,American Myths(美国电影与美国神话);(6)American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美国文化与全球化);(7)The Road in American Culture(美国文化之路);(8)AmericaToday(今日美国);(9)TheAmerican City(美国城市);(10)History of the Worldin Twentieth Century(20世纪世界史)。这些课程都由中外教师联合执教,尝试向本地教师和学生推介跨学科方法和团队教学模式。笔者作为这个项目的管理人与课程参与者,对跨学科的团队教学方法因而有一定的观察和了解。
  下面首先对该项目的教学模式做一个介绍,然后将其与中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法做一个比较,并评价两种教学模式的优劣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美国与跨国”项目教学模式的特点
  
  据本人的观察和理解,“美国与跨国”教学项目,在教学理念上着重强调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各学科教师之间的协作
  实现跨学科教学,首先要保证有多个相关学科教师的参与。由于项目的内容涉及美国的历史与文化,所以,在设计每一门课程时,就主要考虑吸收与此相关的学科或专业的老师参加,比如历史学、人类学、美国文学、美国电影和艺术等方面的专家。每一门课程都有三个以上学科领域的老师参加,少则三人,多则十几人。例如,Asia on AmericanScreens(美国荧屏上的亚洲)课程,主讲教师有4人:研究美国电影的Gina Marchetti博士、历史学的Staci Ford博士、美国文学的Gordon Slethaug博士、影视人类学的瞿开森博士。课程进行中,还邀请多名专家参与讲课或讨论,包括美国城市人类学家Chris Mele、香港浸会大学的电影制作人张为民、澳门大学的传媒学者Tan See Kam等十几人。所有这些人就组成了这门课的教学团队。既然是团队,那它的成员就有一个分工和协作的问题。还以Asiaon American Screens(美国荧屏上的亚洲)课程为例,主讲教师虽有4人,但实际负责课程的是来自香港大学的Girta Marchetti博士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瞿开森博士。他们负责制定课程计划,共同确定课程内容和进度,并联系相关学科的专家参加特定的讲题。每次上课时,负责这门课程的两位老师以及其他嘉宾教师都同时出场。其中一人作主题演讲,另一人则从自己的学科领域对讲题作出阐述和分析。两人可以随时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进行现场补充、讨论或争辩。课程所邀请的嘉宾或在课堂上发表主题演讲,或参与教师小组的现场讨论。大家从不同的学科或专业出发,对同一个课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交锋,让学生置身于跨学科的教学氛围之中,从而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
  (二)建立跨国(境)课堂,强调不同文化背景师生之间的互动
  “美国与跨国”项目非常注重教学活动的跨国特性。建立跨国课堂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跨国课堂的表现一是教师的跨国性,二是学生的跨国性,三是语言的跨国性。该项目把来自香港、澳门、美国、德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师生带进中山大学课堂,让他们与中山大学的师生一起经历教与学的整个过程。比如In/Visible Histories(隐性和显性历史)课程,主讲教师Gina Marchetti、Staci Ford、Got-don Slethaug来自美国,瞿开森来自德国。此外,课程还邀请了德国哥廷根大学的Rolf Husmann,美国富布赖特学者Joy Fuqua,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Peter Cunich与Priscilla Robrets,澳门大学的TanSee-Kam等十多名学者参与。再如American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课程,除了Gina Marche~i、Staci Ford、Gordon Slethaug三位美国教师以及中山大学温强、朱卫斌两位教师参与外,还邀请美国的M.Hosford、S.Mow等学者参与,做到了教师的跨国性。学生以中山大学高年级本科生为主体,多数来自文理科各院系。同时,境外的学生如香港国际学校的学生、香港大学的学生、澳门大学的学生,都被邀请前来参加课堂学习和交流。他们或与中山 大学的学生一起聆听讲座,或参与课堂讨论,或展示他们自己的作品。教师和学生的跨国(境)特性使得跨国课堂得以建立。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师生拥有不同的文化、学科和学术背景,他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对于教与学的双方都是重大的促进。因为,唯有互动才能碰撞出火花,唯有交流才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这样的一个跨国课堂里,工作语言可以是英语,也可以是普通话,甚至可以是粤语。阅读材料可以是中文,也可以是英文。这样一个多语言环境的创设,有利于建立一个真正的跨文化、跨国(境)课堂,从而让学生有一种全新的体验。
  (三)强调学以致用,主张课堂知识与社区服务相结合
  “美国与跨国”项目主张学生把课堂所学运用于社会实践,强调服务社区的社会责任。如In/Visible Histories课程,教师们平常十分注重课堂教学的效果。但最后的考试则采用将课堂成绩与社区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实际上是鼓励学生加强社会实践。学生们必须分成小组深入社区作调查研究,广泛接触社区服务性组织,对它们背后所蕴涵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作出判断,从而选定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拍出专题短片。课题小组选定课题后,小组成员就协商出大致的工作安排,包括确定采访方案、资金预算和课题完成期限等。随后,小组成员进行分工,有的搜集背景资料,从中作出筛选;有的确定访谈对象,准备访谈内容;有的则负责拍摄事宜。全班所有同学都以某个角色参加实习计划。从制作前的准备到拍摄过程,再到后期制作,来自历史学系、人类学系和外语系的同学发挥他们各自的学科特长,互相配合,协同完成短片的拍摄。嗣后,学生们还被要求提交一份书面材料,说出该短片对被采访社区将会有那些正面意义,并把自己制作的短片与平时课堂上播放的影片作一个对比。
  该课程主讲老师Gina Marchetti认为,历史学应该关注女性、少数民族、外来劳工以及残障人士这些被传统历史学忽视的领域。她在美国IthacaCollege任教时,就曾在这方面做过成功的尝试。她曾经组织学生对Ithaca南部的地下铁路社区做过调研,并拍出短片PASSIN’IT ON,从而将这个地区受人忽视的历史曝光。该社区也因此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帮助。她认为,可以利用In/VisibleHistories(隐性和显性历史)课程参与教师跨学科的优势(电影学、美国学、历史学和影视人类学等),在中山大学再次实行这一计划。In/VisibleHistories(隐性和显性历史)课程最后选定某个养老院的老人生活情况作为拍摄内容。在计划实行的过程中,历史系的学生负责做背景研究,搜集各种资料;人类学系的学生则负责与社区人士接触,安排访谈、搜集视像资料;有影视制作知识的同学则负责编剧、拍摄与后期制作等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综合利用了历史学、人类学和电影学知识,同时也自然地用到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巧。在他们与社区的互动中,学生们学会了如何设定目标,如何评估需要,如何撰写一个对特定社区有益的解说文本。课堂知识与社会服务因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四)设置网上顾问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远程指导变得更加容易。由于项目课程的跨学科特性,学生们需要了解不同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尽管课堂上配备了相关学科的教师,给学生提供指导。但课堂之外,学生们并不容易得到向老师请教的机会。这样,网络交流就成了一个便捷的工具。在学期之初发给学生的课程大纲中,不仅列入了所有参与课程的教师的电子邮件地址,还把世界其他大学愿意参加这个项目的教师名单列入,作为课程的网上顾问(Cyber-Advisors)。学生们如果遇到与课程相关的问题,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与这些网上顾问取得联系,请教学术问题,要求答疑解惑,或随意讨论其他感兴趣的问题。比如,列入In/Visible His-tones(隐性和显性历史)课程网上顾问名单的,就包括Dr.Marchetti在Ithaca College同类课程的同事,美国与香港的电影制作人,甚至还有社区代表。学生们可以随时就历史的研究方法问题、电影制作问题、社区服务问题,与他们展开网上讨论。这种做法使得课堂的范围得到极大的拓展。不仅使更多的老师成了学生们咨询并与之讨论的对象,而且也使得课程成了名副其实的跨国网络课堂。
  
  二、“美国与跨国”项目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经过三年的教学实践,项目取得了以下进展:
  (1)初步实现了多学科教师之间的合作。参与课程的中外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密切配合,分工协作,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各门课程广泛邀请海外专家学者,协同本地教师联合执教。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在课程中或讲授,或讨论,或答疑,扮演不同的角色,共同完成课程的教学任务。
  (2)跨国(境)课堂的设想得以实现。所开设的课程专门邀请了几十位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丹麦、香港和澳门的学者前来参加课程。他们或作主题演讲,或作讨论嘉宾配合主讲人完成教学。课程还设置网上顾问,为同学答疑解惑。学生们在这样的课堂里尽情驰骋他们的想象力,拓展他们的思维空间。他们对最新的西式课堂教学环境变得不再陌生。
  (3)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的理念得到了推广。尽管中国教育界也十分主张将专业知识与社会服务相结合,但更多的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本项目注重服务理念,专门设计了把文科教育与特定社区服务目标结合起来的课程,使得学生们受到服务文化的熏陶,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比如,“隐形历史”课程要求学生拍摄一个反映社区生活的纪录片。学生们在做前期准备工作时,必须发挥个体和群体的智慧,制订详细的拍摄计划。计划付诸实施后要求同学们既要各司其职,又要发挥团队协作精神,共同完成拍摄采访任务。这种以学生为主导的学习方式在国内尚不多见。多数同学还是习惯于由老师规划或安排一切的被动学习方式。通过这样的服务学习安排,学生们学会了如何把所学知识与社会服务相结合,进行创造性地学习。他们普遍反映收获很大。
  (4)学生们的国际视野大为拓展。由于课程内容的跨学科性质以及课堂的跨国性,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普遍较高。课程内容的新颖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分析问题运用跨学科方法的特点,都使得学生们收获很大。
  应该承认,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英文授课及大量阅读材料带给学生的挑战。各门课程虽然不排斥中文,但主要工作语言是英语。堂上讲课、阅读材料、视频材料基本都是英文。所以,英语语言能力是对学生的最大挑战。一开始,我们的课程主要是面向人文学院和外语学院的同学。但课程进行几个星期之后,人文学院就有一些同学因为无法听懂老师所讲的内容而放弃选修。后来我们的课程扩展到面向整个学校, 这种因为语言障碍而导致的退选现象依然存在。与此同时,大量的课外阅读也让学生感到穷于应付。一般来说,学生每周都被要求看几十页的英文文献,并预备回答老师课堂上提出的问题。学生们普遍反映,阅读量太大,占用了他们太多的课余时间。作为选修课,他们不愿意为了两个学分花费过多时间和精力。这反映了学生选课中的一种实用主义倾向。
  二是外来专家与本地学者的配合还不尽理想。首先在教学方法上,我方教师习惯于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在课堂上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论方式。这种授课方式有利于学生掌握课程内容,但提问较少,讨论也不多,课堂氛围显得沉闷。外教更多的是选取一些故事性较强或者戏剧化的情节加以展开,提出问题,进行讨论。这种授课方式活泼有余,深度不足。当外教主讲时,我方教师往往只能被动地配合,难以融入其中;而当我方教师用中文主讲时,外教更是难以配合。在教师的协调方面,由于语言障碍,造成课堂配合有时不能同步。
  
  三、“美国与跨国”项目对中国高校历史本科教学的启示
  
  尽管如此,该项目所倡行的跨学科团队教学方式仍给历史教学带来重要启示。简单来说,历史学课程也可以尝试跨学科、跨专业的团队教学方法。跨学科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已然行之多年,并卓有成效。但作为一种方法被用之于历史教学,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原因在于研究与教学的特点不同。研究者使用跨学科方法不必考虑研究对象是否能接受。而教师在运用跨学科、跨专业的方法进行教学时,就必须要考虑学生的学习效果。在这方面,单个教师授课的效果与多个教师合作的效果就大有不同。
  历史教学的传统模式基本是“单口相声”,即每一堂课只有一位教师主讲。教师讲完之后,最多留一点时间进行答问。这种教学模式容易造成课堂气氛沉闷,缺乏活力。久而久之,学生对上课造成厌倦情绪,即使到堂听课,也提不起学习兴趣。它还使得学生容易养成读死书的习惯,不符合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因此,历史教学方式的改革显得十分迫切。近年来,各种新的教学方法包括团队教学方法纷纷引人课堂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学效果。我认为,跨学科(专业)的团队教学模式运用于历史教学,有着巨大的方法论优势。一则因为历史学本身的多学科特点,二则因为团队教学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单口相声”式教学法,会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参加团队教学的老师虽来自不同的学科或专业领域,但一般来说,都与所开设的课程有着内在的学科联系。比如,世界中古史课程,可以由专攻世界中古史的老师与治中国古代史的老师联合执教。世界现代史课程,可以邀请研究国际关系、外交、宗教、战争等领域的专家加入。参加教学团队的教师共同制订课程大纲,确定授课内容与阅读材料。每一堂课,他们各自扮演什么角色,都预先做好明确的分工。谁主讲,谁配合,谁引导课堂讨论,谁主导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事先都要有充分的协调。这样,在每一堂课里,学生都会听到老师们从不同的学科或专业角度对同一个问题所作的叙述、分析、讨论,从而加深他们对所学问题的理解和掌握。
  “美国与跨国”教学项目所倡行的跨学科的团队教学方法应该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同样适用于历史学本科教学之中。当然,这种教学方法需要较多的师资配备和资金投入,难以大面积推广。但一些有条件的院校历史系可以在某些课程试行这一方法,促进历史课程的教学改革。
  
  [作者简介]朱卫斌(1966—),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世界史。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其他文献
区块链部署仍在持续高涨中,但云服务提供商已经开始将其作为企业服务向客户提供。这将为那些不想承担新架构费用或不想寻找开发人员来部署和维护它们的公司提供帮助。  随着企业开始期待部署分布式账本,业内主要的IT提供商都推出了“区块链即服务”(BaaS)。通过这种解决方案,用户在测试新技术时不存在内部部署它们的成本和风险。BaaS解决方案可以帮助那些不想创建新的基础设施或是不想在内部雇用这一热门领域开发人
申报企业:上交所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CIO智選金融行业应用奖  本方案以安全开发生命周期为依据建设相关管理规范,包括安全需求、开发规范等管理制度,通过代码审计、渗透测试等白盒、黑盒的安全检测手段,提高开发系统的安全基线,降低在上线后发现漏洞的整改成本。同时,建设安全管理平台,实现自动化多工具上线安全检测的能力,减少人工干预,同时保障系统在开发阶段的安全性。最终,通过安全管理平台将交付文档
一位大学学者建议,数字内容应该与气体、液体、等离子体和固体一起被视为是物质的第五种形态。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的高级讲师Melvin Vopson在《AIP进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信息灾难”的文章,他认为,由于以物理和数字化的方式来创建、存储和分发数据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数据已经进化,现在应该被视为物质。  Vopson还声称,数字比特正在逐渐淹没地球,最终将超过原子数量。  把数字信息视为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进步,传统企业很难以独立的模式存在于现在的数字化商业环境之中,现今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AI、5G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及持续取得的新突破,随之改变的也包括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  近几年,数字化转型成了企业热议的焦点,是全球经济稳固增长的根基,也成为了传统企业持续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如何给传统企业做数字化转型、又怎样让数字化为企业升级赋能,这个艰巨又严峻的问题就抛给
疫情的流行促使一些企业加速采用安全访问服务边缘(SASE,Secure Access Service Edge)计划。  去年夏天,Gartner估计只有不到1%的企业采用了SASE,并指出这项技术还需要5到10年才能成为主流。但据Gartner分析师John Wheeler称,如今,SASE已成为客户感兴趣的一个主要话题。  Gartner创造了SASE这个词,发音为“sassy”,用来描述融合
摘要 作为理想主义学派“最雄辩和最有影响的代言人”,伍德罗·威尔逊对形成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传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是在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影响与指导下,美国威尔逊政府对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最初反对、到犹豫动摇、再到最终联合日本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的过程。这种政策转变,体现了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同美国国家利益两者之间调适与互动的关系,暴露出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实用主义本质。  关键词 
从业务专家和技术专家那里,你可能已经听说过后疫情世界将完全不同于疫情前的世界。听起来很熟悉?在危机中,人们倾向于认为任何重大颠覆性事件的出现都会迎来新常态。然而,至少在业务模式方面,未来的新常态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像旧常态。  这并不是说创新不会加速,不会出现大量新的业务模式、产品和服务,但只要采取几项关键举措并修改标准流程,配置必要的保障手段,大多数企业就能照常运营。  在这方面,本文提出既适用于
1月12日,全球关键供电设备领先企业艾默生网络能源(Vertiv)发布了新一代小功率UPS新品ITA2。  基于全新的系统级可靠性设计以及多达147类948项的严苛测试,ITA2小功率UPS能够轻松应对特殊场景的可靠性要求,是国内首发PF = 1 全新一代小功率UPS,其带载能力提升11%~43%,整机效率高达96%以上,体积则减少了30%以上。更多的创新设计也是这款产品的一大亮点,引入媲美大功率
这些错误可能会让你的努力付诸东流,业务案例走向失败,选择供应商时也会误入歧途。本文介绍怎样避免出现这类情况。  将基础设施外包给托管服务提供商(MSP,Managed Service Provider)有其优势所在。决定做出这种转变的企业最看重的好处包括:降低支持成本、可调整的资源单位成本,以及缩短项目资源调配周期等。  但是,外包基础设施也有风险,即MSP虽然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但未必是你真正需
大型企业已经倍感压力,不得不全力推进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哪怕它们必须使用不成熟的技术。  这归咎于公有云服务提供商。毕竟,像亚马逊这样的大型企业让IT资源配置显得轻而易举,因而提高了标准。那为什么用户还要等待呢?按理说,如果客户能迅速轻松地获得IT资源,为什么就不能从内部数据中心获得同样的灵活性呢?  速度至上  市场研究机构ZK Research的首席分析师Zeus Kerravala表示,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