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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万爱花的离世，又为历史关上了一扇窗，82年前开始的一场战争，及与之相关的暴行，随着当事者们的纷纷离世，逐渐被尘封。
你可能无法想象，那些战争电影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蓝本是何模样。在侵华战争中饱受蹂躏的中国慰安妇，被侵略者掳往日本强迫劳作的中国劳工，经历大屠杀在屠城中失去亲人的南京老人，当这些人物从电影胶片的黑白画面里走出，出现在你的面前，历史仿佛也被拉近到可以触摸。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群体必将越来越小，也许，最后，只在过往的页面上，留下一丝浅淡的划痕。
亲历者的梦魇
战争的记忆是什么？对于二战中被掳往日本的劳工房照顺来说，是午夜梦回时的一阵惊悸，以及一段不能为外人道的隐秘经历；而对于其年过半百的儿子、儿媳来说，那只是一件掉了扣子的军大衣。
房照顺生前的旧居，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的一处小巷子里，2001年，80岁的房照顺去世，而今，这里住着的是他的儿孙一家。
时逢“九一八事变”82周年之际，房家的小屋里聚集了许多前来采访的记者。按照媒体的评价标准，作为济南地区在侵华战争中被掳往日本的劳工，房照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在儿媳为其保留的遗物里，至今还有一件他在神户做码头搬运工时，日本人发给他的绿色军大衣。
房照顺的儿媳刘长珍，是一名退休小学教师，1979年嫁入房家。面对媒体，刘长珍显然是经验丰富，如数家珍讲述着关于公公的传闻。“我嫁到这里后，有一次整理家里的东西，看到了这件军大衣，知道老爷子以前下过日本，这里的老邻居也都知道他的那些事情。我丈夫房士忠是他的小儿子，他跟我们一块住，所以这些事有时会跟丈夫说。我那时在学校教书，一星期回来一次，所以不太了解。”
据刘长珍回忆，自己刚刚嫁入房家时，曾一度因为听见公公在半夜里发出呜咽声而害怕，后来私下问过当时还在世的婆婆，婆婆告诉她，老爷子自打被抓到日本当了劳工回来后，就作下了这样的毛病，经常睡觉时这样，有时甚至会全身冒冷汗。除此之外，能证明公公曾在日本做劳工的，就是那件没有里子的深绿色大衣。“老爷子那时说，他们冬天夏天就穿这一件衣服，晚上睡觉也是盖着这个。听说这衣服上的扣子是铜的，解放后的困难时期，老爷子的一个远方亲戚来，偷偷把几个扣子剪下去卖了。”刘长珍一边说着，一边向记者们展示着大衣上原本该缝有扣子的地方。
如果没有1994年河北大学刘宝辰教授来函一事，房照顺的日本劳工经历，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从记忆中淡去。1994年，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为了收集侵华战争时期被掳往日本的劳工资料，联系到了房家，当时很多民间团体，也在积极组织为侵华战争中的中国受害者申请国际赔偿。在儿子房士忠的操持下，房照顺对自己在何时何地被抓到日本，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又通过何种途径辗转回乡的经历做了详细陈述，由房士忠代笔，向河北大学马列教研室，及当时刚刚成立起来的“山东省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提交了材料。
随后的1995年，应日本某民间团体邀请，房照顺到济南出席了一次与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有关的活动。据刘长珍回忆，那一次，公公在济南的宾馆里住了两三天，回来时，还带了宾馆里的一次性小梳子、小香皂。而也正是在那次之后，街坊里开始有了关于公公曾在日本成家，有老婆有儿子的传言。“那次之后，很多邻居都拿这些话挤兑他，他都不好意思了。”刘长珍告诉记者，一直到去世，公公房照顺对这样的传言始终否定。
对于房照顺是否在日本成家一事，在记者的后续走访中，其侄子房士臣告诉记者，老爷子后来曾经私下里跟一些老邻居坦白了这件事，承认自己在神户当劳工期间，曾经和一个日本女子生下一子，1995年来济南的日本团体，正是受其在日本的儿子委托，来华寻找生父。但房照顺觉得此事羞于启齿，加之他当时已是古稀之年，膝下已有三儿两女，所以在面对日本寻亲团体时，并未说实话，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此事辗转传到房士臣耳中时，老人已经过世。“如果我早点知道这事情，一定会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去认亲。”房士臣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房照坦当时是与叔叔房照顺一起，在济南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的，但被捕之后，兄弟两人被分开了，到日本后，在不同的地区当劳工，直到回国后才又重逢。因此，对于叔叔的那段经历，父亲也不知道。
后人们的盘算
战争的记忆是什么？对于89岁的张景泉来说，是年少时的一场遭遇或冒险，后来却变成各路媒体、领导上门探访的由头；而对于他的女儿张君文、儿子张新文来说，却是一场奔波了多次，最终也没有拿到赔偿款的“白忙活”。
张景泉的家，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的邵而东村。当地陪同采访的“山东省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副会长韩建平告诉记者，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来，张景泉是济南地区曾被掳往日本的劳工中，唯一一位在世的人。
记者了解到，张景泉目前的生活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快90岁的老两口生活在一起，儿女都不跟他们住一块，老太太又是中风小脑萎缩，躺在床上很多年了，吃喝拉撒全靠张景泉照顾。”中秋将至，记者在韩建平的指点下，购买了一些食品，叩响了张家的门。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天张景泉的二儿子张新文和小女儿张君文都在，母亲在一个月前刚刚过世。当记者说出来意，小女儿张君文立刻表现得十分反感：“我不想講了，没啥好说的。十多年前就有人到这来问老爷子的事情。我说也说了，老爷子的材料，被抓到日本整个是怎么回事也都写明白了，给了市里一份，给了日本来的人一份，还给了你（指韩建平）一份，说是要跟日本打官司，让他们赔钱。我领着老爷子坐车上济南市里，跑了好几个地方，后来我听说有的人家都拿到钱了，我们家一分钱没捞着。”
气氛陷入僵局，济南市政协文史委前办公室主任秦一心和韩建平试图跟家属解释。一些人拿到的日本方面赔偿，并不是日本的政府行为，而是一些当年容留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自发的赔偿行为。中国劳工被掳往日本后，被分散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因此，一些企业只对当年自己征用的劳工进行了赔偿。
你可能无法想象，那些战争电影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蓝本是何模样。在侵华战争中饱受蹂躏的中国慰安妇，被侵略者掳往日本强迫劳作的中国劳工，经历大屠杀在屠城中失去亲人的南京老人，当这些人物从电影胶片的黑白画面里走出，出现在你的面前，历史仿佛也被拉近到可以触摸。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群体必将越来越小，也许，最后，只在过往的页面上，留下一丝浅淡的划痕。
亲历者的梦魇
战争的记忆是什么？对于二战中被掳往日本的劳工房照顺来说，是午夜梦回时的一阵惊悸，以及一段不能为外人道的隐秘经历；而对于其年过半百的儿子、儿媳来说，那只是一件掉了扣子的军大衣。
房照顺生前的旧居，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的一处小巷子里，2001年，80岁的房照顺去世，而今，这里住着的是他的儿孙一家。
时逢“九一八事变”82周年之际，房家的小屋里聚集了许多前来采访的记者。按照媒体的评价标准，作为济南地区在侵华战争中被掳往日本的劳工，房照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在儿媳为其保留的遗物里，至今还有一件他在神户做码头搬运工时，日本人发给他的绿色军大衣。
房照顺的儿媳刘长珍，是一名退休小学教师，1979年嫁入房家。面对媒体，刘长珍显然是经验丰富，如数家珍讲述着关于公公的传闻。“我嫁到这里后，有一次整理家里的东西，看到了这件军大衣，知道老爷子以前下过日本，这里的老邻居也都知道他的那些事情。我丈夫房士忠是他的小儿子，他跟我们一块住，所以这些事有时会跟丈夫说。我那时在学校教书，一星期回来一次，所以不太了解。”
据刘长珍回忆，自己刚刚嫁入房家时，曾一度因为听见公公在半夜里发出呜咽声而害怕，后来私下问过当时还在世的婆婆，婆婆告诉她，老爷子自打被抓到日本当了劳工回来后，就作下了这样的毛病，经常睡觉时这样，有时甚至会全身冒冷汗。除此之外，能证明公公曾在日本做劳工的，就是那件没有里子的深绿色大衣。“老爷子那时说，他们冬天夏天就穿这一件衣服，晚上睡觉也是盖着这个。听说这衣服上的扣子是铜的，解放后的困难时期，老爷子的一个远方亲戚来，偷偷把几个扣子剪下去卖了。”刘长珍一边说着，一边向记者们展示着大衣上原本该缝有扣子的地方。
如果没有1994年河北大学刘宝辰教授来函一事，房照顺的日本劳工经历，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从记忆中淡去。1994年，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为了收集侵华战争时期被掳往日本的劳工资料，联系到了房家，当时很多民间团体，也在积极组织为侵华战争中的中国受害者申请国际赔偿。在儿子房士忠的操持下，房照顺对自己在何时何地被抓到日本，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又通过何种途径辗转回乡的经历做了详细陈述，由房士忠代笔，向河北大学马列教研室，及当时刚刚成立起来的“山东省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提交了材料。
随后的1995年，应日本某民间团体邀请，房照顺到济南出席了一次与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有关的活动。据刘长珍回忆，那一次，公公在济南的宾馆里住了两三天，回来时，还带了宾馆里的一次性小梳子、小香皂。而也正是在那次之后，街坊里开始有了关于公公曾在日本成家，有老婆有儿子的传言。“那次之后，很多邻居都拿这些话挤兑他，他都不好意思了。”刘长珍告诉记者，一直到去世，公公房照顺对这样的传言始终否定。
对于房照顺是否在日本成家一事，在记者的后续走访中，其侄子房士臣告诉记者，老爷子后来曾经私下里跟一些老邻居坦白了这件事，承认自己在神户当劳工期间，曾经和一个日本女子生下一子，1995年来济南的日本团体，正是受其在日本的儿子委托，来华寻找生父。但房照顺觉得此事羞于启齿，加之他当时已是古稀之年，膝下已有三儿两女，所以在面对日本寻亲团体时，并未说实话，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此事辗转传到房士臣耳中时，老人已经过世。“如果我早点知道这事情，一定会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去认亲。”房士臣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房照坦当时是与叔叔房照顺一起，在济南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的，但被捕之后，兄弟两人被分开了，到日本后，在不同的地区当劳工，直到回国后才又重逢。因此，对于叔叔的那段经历，父亲也不知道。
后人们的盘算
战争的记忆是什么？对于89岁的张景泉来说，是年少时的一场遭遇或冒险，后来却变成各路媒体、领导上门探访的由头；而对于他的女儿张君文、儿子张新文来说，却是一场奔波了多次，最终也没有拿到赔偿款的“白忙活”。
张景泉的家，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的邵而东村。当地陪同采访的“山东省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副会长韩建平告诉记者，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来，张景泉是济南地区曾被掳往日本的劳工中，唯一一位在世的人。
记者了解到，张景泉目前的生活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快90岁的老两口生活在一起，儿女都不跟他们住一块，老太太又是中风小脑萎缩，躺在床上很多年了，吃喝拉撒全靠张景泉照顾。”中秋将至，记者在韩建平的指点下，购买了一些食品，叩响了张家的门。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天张景泉的二儿子张新文和小女儿张君文都在，母亲在一个月前刚刚过世。当记者说出来意，小女儿张君文立刻表现得十分反感：“我不想講了，没啥好说的。十多年前就有人到这来问老爷子的事情。我说也说了，老爷子的材料，被抓到日本整个是怎么回事也都写明白了，给了市里一份，给了日本来的人一份，还给了你（指韩建平）一份，说是要跟日本打官司，让他们赔钱。我领着老爷子坐车上济南市里，跑了好几个地方，后来我听说有的人家都拿到钱了，我们家一分钱没捞着。”
气氛陷入僵局，济南市政协文史委前办公室主任秦一心和韩建平试图跟家属解释。一些人拿到的日本方面赔偿，并不是日本的政府行为，而是一些当年容留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自发的赔偿行为。中国劳工被掳往日本后，被分散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因此，一些企业只对当年自己征用的劳工进行了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