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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马光《传家集》中1195首诗歌便记载着他宦海生涯中为官、治学、修书、求道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足迹。其诗歌在传统儒家诗教观影响下形成了温厚中和、自然平淡的艺术风貌,文章在解读其诗歌文本的基础上,对司马光诗歌艺术风貌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司马光;诗歌风貌;温柔敦厚;平淡自然
司马光,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理学家、学者。编纂《资治通鉴》、主持元佑更化、被朱熹列为“道学六先生”之一,司马光自己也一向儒臣自居,“自幼读经术……又好史学,多编辑旧事,此其所长也,至于属文则性分素薄,尤懒为之”[1](p.556)潜心史学、道学研究,而以余事为诗文。自谓“光素无文,于诗尤拙”[1](p.569。570)但其《传家集》司马光的诗歌共有15卷737题,1195首,有古体诗、近体诗,有律诗,有绝句,赠答唱和诗,写景诗,边塞诗、咏史诗、咏物诗,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可以说是诸体皆备。司马光在北宋政坛、文坛的特殊地位和建树,让我们无法忽略其一生中行吟唱和。而在北宋“元佑初异人辈出,盖本朝人物全盛之时”诗坛诗人大多在诗歌创作上力求突破唐人藩篱,左突右冲,将诗歌题材、表现手法、审美风格进一步多样化,司马光这个身边既环绕着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北宋著名文人、又生活着邵庸、二程等著名理学家、更集合着韩琦、文彦博、吕公著等北宋重臣的一代儒臣,其表达日常生活情感的文学载体之一—诗歌呈现何种风貌?
一、温厚中和的情感表达
温厚中和主要指司马光诗歌情感表达的含而不露,是感情抒发上一种有意为之的理性节制。同时,司马光诗歌秉承儒家“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的诗教传统多于诗中表现“爱君忠义之志”[2](p197)。
司马光去世后,赠太师,温国公,一个温字既是他为朴儒之准确概括,也是其诗文特色的决好阐释。
最早关于“温”的论述来自于《尚书?尧典》之中“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3](p4)”这里是对贵族子弟教育后,所达到的理想人格的设想。儒家继承这一传统,将其作为以诗书礼乐教育世人的纲领,同时也进一步提出其“诗教“理论,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4](p385)”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这里的“温柔敦厚”必然要求诗歌的艺术风貌上体现一种温润含蓄,中和娴雅的审美特征。荀子将“中”引入《诗》论,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5](p11)”。“中声”即中和之声。《荀子?儒效》进一步解释“中”的具体涵义。“曷为中?曰:礼义是也”[5](p122)。《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6](p19)”由此观之,“中”即是情所能控制的一种持正稳定最恰当的境地。达到了“中和”即达到了孔子所说的“尽善尽美”的艺术化境。
司马光虽然一向以朴儒自居,以诗歌为余事,但即使视诗为仅胜于博弈的娱乐,他也自有一番坚持,“雕刻众物非用意,默与元化参神功。应刘鲍谢事何巧。细锁岂足夸才雄。裸圭夷玉清庙器,肯与环玦争玲珑……言诗何敢望商赐,幸德诵咏祛童蒙。[1](p27)”不以雕琢为意,不以鲍谢为巧,这里的玉清庙器——拙朴厚重象征代表着儒家的礼乐文化。既以用来拟托朝廷重臣庞籍,也写出自己所追慕的为人为诗的范型——不雕琢、不巧饰、尚自然,这当然是北宋诗坛上除去西昆体诗人外诗人们所共同追求的审美趣味,但对刘桢、鲍照这样以气行文、气质刚贞的前代诗人的一并否定,可以看出司马光的诗歌美学思想基本上是认同传统儒家诗学的“怨而不悱的”雅正观,这种美学思想司马光的诗歌中呈现出温柔、敦厚、平和的诗风。
温厚平和,表现为司马光诗歌中情感的表达方式。司马光的诗歌总是避免一种强烈的情感抒发,避免过分强烈的哀伤、愤怒、忧愁、欢悦,在他的诗歌中所表现的情感总是秉持着《毛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的简当中和,秉持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在感情抒发上谨守君臣上下之礼,伦理纲常之义,保持情感抒发上的中正平和。通常用词质朴,不事雕琢,却能表达真挚而深刻的情感《斛律丞相》[1](p79):
君臣日荒宴,歌舞讳言愁。
老相犹当国,疆邻不敢谋。
谣言虽未出,奸谤已先流。
谁察忠臣意,通宵抱膝忧。
诗中以北齐丞相著名将领斛律光虽然屡胜周兵,战功卓著却被奸佞祖延诬陷为谋反朝庭诱到宫中杀害的故事为背景,以此作为政治讽喻诗,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奸佞小人,但诗中对于悲剧的酿造者之一——皇帝却依旧是抱着一腔的忠诚。这里老臣通宵抱膝忧的不是自己的荣辱浮沉,而是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将尖锐寓于平淡,感慨甚丰,用心极苦,一腔悲愤不平之气用儒家之温柔敦厚相压制舒解,以理智来控制情感的爆发,在情感表达上注重平衡、均衡、协调、融合的审美特征。去泰去甚,防止过与不及,也即是说情感表达要有戒止,从而进一步体现出其诗歌中温厚中和的内在特色。
司马光诗歌所表现的情感多以宣扬儒家伦理道德为主,体现儒家仁者爱人之心、积极进取之意。如其《和之美二贫诗》首句即直接以儒家的教义为诗眼“君子尚仁义,实用为身资。其人苟不贤,富饶亦胡为。所以回宪徒,不厌糠与黎”。直接吟诵儒家所提倡的“贤哉回也”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圣贤气象。另外,在司马光的诗歌里,尤其是前期诗歌,更体现出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如其诗歌《题厅壁》“百里有民社,古为子男国。苟有爱物心,稚老皆蒙德。为身不为人,鄙哉陶彭泽”作品中歌咏儒家的仁爱精神,并进一步拓展到“稚老”蒙德,从而对历史上一向被历代文人所歌赞的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靖节先生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鄙哉”,而原因就是陶渊明只为自身之洁,而没有积极的为世人奔走、尽责。这里司马光本着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观点重新审视、定位陶渊明的历史地位,一方面是儒家淑世精神的具体体现,所谓“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北宋士人精神高扬的一种体现,和一种北宋士人所共有的以天下為优乐的价值取向。在司马光闲居洛阳期间,与理学家们的交往中,关于儒家“道”的吟唱更加频繁,此时的司马光在外在事功的建立上出现停滞状态,转而追求更高的层次“孔颜乐处”的圣贤气象,通过对山水自然的涵泳表达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对“德”的追求。如其《和邵尧夫见示安乐窝打乖吟》[1](p121):
安东窝中自在身,犹嫌名字落红尘。
醉吟终日不知老,经史满堂谁道贫。
长掩柴荆避寒暑,只将花卉记冬春。
料非闲处找乖客,乃是清朝避世人。
诗歌中司马光自抒心志,在满堂经史和春冬花卉中消解自己人生的苦闷,表达自己安贫乐道,荣辱不系于心的情怀,“反身而诚”向内体道,追寻人生终极的快乐——“德”的完满。
司马光谥号“文正”根据谥法“所谓道德博闻曰文者,非闻见杂博之谓也;盖以所学所行不离于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谓也,盖以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也。[1](p212)”其一生学术醇正,以儒家的“仁”“诚”为立身之本,在诗中吟唱着“士本学先王,所求谊与仁[1](p58)”道德追求。其人以儒家的“温柔敦厚”为指归,在他的诗文中一直秉持着“求为忠义臣,无负搜罗意”的忠诚儒臣之风,即使仕宦波折之时,虽“舍之则藏”却依旧无怨无悔地向君王表达自己的一片赤诚,而不敢有怨恨之意。“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触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1](p108)”诗中虽叹薄领之劳,奔波之苦、闲置之悲,但依旧以一腔忠义之心平复所有心里的不平与悲愤,感情抒发徐迂有致。魏庆之《诗人玉屑》中评价道:“温公居洛,当初夏,赋诗曰……爱君忠义之志,概见于诗”[2](p197)。
二、自然平淡的语言风格
“自然”向来是道家的追求,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一切以自然为最高的效仿原则,顺应自然。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7](p337)”,“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7](p394)庄子把自然美看成是美的最高境界,要求朴素、清淡、不假雕饰和崇尚自然,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趣味。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将“自然”作为论文之旨,认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8](p10)”强调作文过程中的性情自然。儒家对于自然的追求体现的是一种从容不迫、平和愉悦、完满自足的自然心态,也就是曾点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颜子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圣贤气象。文品出于人品,宋人以“自然”为文的最高境,源于对自然人格之美的追求。“自然”之所以成为理学家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成为唐宋以后所普遍推崇的诗文标准和詩学准则,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原因,那就是“自然”标志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和人格高度,也就是说:“自然”诗学价值内涵所依凭的是它的道德内涵。道学六先生之一的司马光也将这种人格之美进一步推导成为诗文的审美境界当中,他认为“性质之美,得于自然,而发挥于文,追逐于学[1](p107)”。并且引用孔子的话论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追求儒家一向提倡的“有德者然后有言”文学艺术化境。由于这种追求,他的诗歌总是以疏朗平易的勾画自然界的清新精致,如《永济渡二首》之一[1](p36):
清波见白鸥,静林闻啄木。
泉细入平沙,云闲出幽谷。
诗中描写永济渡清新幽雅的自然风光,诗中不用华藻,不假雕饰,只用白描一般的语言从视听上勾画景物,清新自然,生动如话,一个“闲”字既写出白云悠悠的自然精致,也准确表达出诗人闲雅自适的心境。
由自然而生发出来的素朴也就是“淡”或“平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范畴之一。
“平淡”原是道家自然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如《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9](p205)”。《庄子?刻意》说:“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8](p337)”这是从哲学角度把“淡”作为本体的“道”的品格。而儒家将“淡”引入情感以及审美范畴,认为追求情欲是恶的体现。荀子认为说:“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参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5](p425)”。“务白其志义”即是说言说之所以美就在于表达了思想,这种美的言语浅显而精粹,平易而又合乎条理,参差而又齐一,也即是多样统一,这种统一的高标准是以切当为贵。宋代理学家力求为文、为诗、为人达到一种自然平淡的境界,平淡之美在这里代表着人格之真,通过发掘世俗生活中的诗意和美感,描写平凡琐碎的事物而实际上却达到一种超凡脱俗的思想情趣。如司马光《园中书事二首》其二[1](p44):“坐嗅白莲蕊,卧看青竹枝。闲斋不成寐,起读圣俞诗”诗中只是在叙述日常生活中的一坐一卧的画面,是生活中自然状态的展示,但司马光用嗅白莲,看青竹,将日常生活自由自在又情志高雅的状态生动的勾画出来,语言平实质朴,自然平淡,这里的平淡并非刻意求工,而是自然见奇,不只是风格、诗法问题,而是人格境界的问题,是人格上圆成一种淡泊渊如的境界,是一种诗意的平淡。所谓“理明句顺,气敛神藏,是谓平淡”。这种平淡之美也是一种洗却铅华之后达到的老成之境,是淡泊世事,泯灭情累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平静宁和,摒弃了甘醲肥美的朴素淡雅,是一种不依赖于词采和意象的精神境界。司马光闲居洛阳后此类诗歌的创作数量进一步增多。如其小诗《花庵二首》“谁谓花庵小,才容三两人。君看宾席上,经月有凝尘。”诗中以反问语言领起,写出花庵虽小,而心宽则天地宽之意,语言自然流畅,虽然有以议论入诗的痕迹,但最后一句将诗意提升,含蓄而诗意的表现出司马光对于“孔颜乐处”的体悟。
朱光潜认为“每个人所能领略到的境界都是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10](p63)”司马光性尚俭,自谓“吾心独以俭素为美。[1](p656)”厌恶奢侈浮靡。他崇尚俭素的品格,表现在从政方面,则是推崇节俭,讲求务实、摈斥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表现在诗文创作上则为追求儒家“辞达”,他在《资治通鉴》中曾说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11](p3868)”表现在具体诗文中为用语用字避难趋易,表达上的深入浅出和明白易懂。在司马光的诗歌中除了少数制御诗歌所用词采较为镂采错金之外,大多数诗歌都以表现出一种顺畅、平实的风格,意象选择清新可爱、对自然景物往往以白描手法勾勒,深入浅出,简单明了而又生动活泼。
另外,司马光虽然对于历史典故的掌握十分精熟,但在诗歌中极少用典,很少掉书袋式的炫耀学问,即使用典一般也比较的平实易懂,大都来自正史,都非生僻故实。实质上显示了司马光质朴的文风,如其《醉》“厚于太古暖如春,耳目无营见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语言质朴,所用典故易为人知,但却反用其意,显得精警有趣,于质朴中又见才情、出新意。
当然作为宋诗的组成部分,司马光的诗歌中也有一部分诗歌带有“以议论为诗”的特点,体现出宋人诗主理的特色。如其《还陈殿丞原人论》[1](p656)“品物芸芸游太虚,不知谁氏宰洪炉。一株花落分荣辱,万窍风号见有无。觉后共占犹是梦,衣中所得亦非殊。何如鼓瑟浴沂水,春服成时咏舞雩。”从论题已经可以看出,是针对友人的原人论以诗歌的形式作以答复,以诗为论,而诗歌中几乎通篇为议论,并无实际的意象构成诗歌的意境画面,诗中尾句直接用曾点之答作结,点出对儒家“圣贤气象”的感悟和追慕。
司马光诗歌总体上来看,表现为一种温厚平和,诗歌表达上从容自如,不激不怒,有所寄托而又不故作高深,这与司马光史学家求真求实的性格相一致。在诗歌创作中较少巧拟模范,多用白描写景或平实质朴的语言表情达意,语言平实疏畅,通俗易晓,很少用典,从而易读易懂,情感表达真挚自然。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在司马光的创作虽留有痕迹,但并不足为代表。
当然,由于司马光过分拘泥于儒家教条,其诗歌质朴平淡而又显得不够灵动、警策,有的诗明白如口语,率口而出,缺少诗的韵味。诗歌所表达的感情上来说大抵不离温柔敦厚之诗教,缺少浪漫的想象,感情的自然喷发,因此在宋代文人各求突破从而别开生面的诗歌创作中,司马光的诗歌远不如其《资治通鉴》那样耀眼也就可以理解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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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光潜.诗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1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关键词:司马光;诗歌风貌;温柔敦厚;平淡自然
司马光,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理学家、学者。编纂《资治通鉴》、主持元佑更化、被朱熹列为“道学六先生”之一,司马光自己也一向儒臣自居,“自幼读经术……又好史学,多编辑旧事,此其所长也,至于属文则性分素薄,尤懒为之”[1](p.556)潜心史学、道学研究,而以余事为诗文。自谓“光素无文,于诗尤拙”[1](p.569。570)但其《传家集》司马光的诗歌共有15卷737题,1195首,有古体诗、近体诗,有律诗,有绝句,赠答唱和诗,写景诗,边塞诗、咏史诗、咏物诗,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可以说是诸体皆备。司马光在北宋政坛、文坛的特殊地位和建树,让我们无法忽略其一生中行吟唱和。而在北宋“元佑初异人辈出,盖本朝人物全盛之时”诗坛诗人大多在诗歌创作上力求突破唐人藩篱,左突右冲,将诗歌题材、表现手法、审美风格进一步多样化,司马光这个身边既环绕着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北宋著名文人、又生活着邵庸、二程等著名理学家、更集合着韩琦、文彦博、吕公著等北宋重臣的一代儒臣,其表达日常生活情感的文学载体之一—诗歌呈现何种风貌?
一、温厚中和的情感表达
温厚中和主要指司马光诗歌情感表达的含而不露,是感情抒发上一种有意为之的理性节制。同时,司马光诗歌秉承儒家“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的诗教传统多于诗中表现“爱君忠义之志”[2](p197)。
司马光去世后,赠太师,温国公,一个温字既是他为朴儒之准确概括,也是其诗文特色的决好阐释。
最早关于“温”的论述来自于《尚书?尧典》之中“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3](p4)”这里是对贵族子弟教育后,所达到的理想人格的设想。儒家继承这一传统,将其作为以诗书礼乐教育世人的纲领,同时也进一步提出其“诗教“理论,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4](p385)”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这里的“温柔敦厚”必然要求诗歌的艺术风貌上体现一种温润含蓄,中和娴雅的审美特征。荀子将“中”引入《诗》论,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5](p11)”。“中声”即中和之声。《荀子?儒效》进一步解释“中”的具体涵义。“曷为中?曰:礼义是也”[5](p122)。《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6](p19)”由此观之,“中”即是情所能控制的一种持正稳定最恰当的境地。达到了“中和”即达到了孔子所说的“尽善尽美”的艺术化境。
司马光虽然一向以朴儒自居,以诗歌为余事,但即使视诗为仅胜于博弈的娱乐,他也自有一番坚持,“雕刻众物非用意,默与元化参神功。应刘鲍谢事何巧。细锁岂足夸才雄。裸圭夷玉清庙器,肯与环玦争玲珑……言诗何敢望商赐,幸德诵咏祛童蒙。[1](p27)”不以雕琢为意,不以鲍谢为巧,这里的玉清庙器——拙朴厚重象征代表着儒家的礼乐文化。既以用来拟托朝廷重臣庞籍,也写出自己所追慕的为人为诗的范型——不雕琢、不巧饰、尚自然,这当然是北宋诗坛上除去西昆体诗人外诗人们所共同追求的审美趣味,但对刘桢、鲍照这样以气行文、气质刚贞的前代诗人的一并否定,可以看出司马光的诗歌美学思想基本上是认同传统儒家诗学的“怨而不悱的”雅正观,这种美学思想司马光的诗歌中呈现出温柔、敦厚、平和的诗风。
温厚平和,表现为司马光诗歌中情感的表达方式。司马光的诗歌总是避免一种强烈的情感抒发,避免过分强烈的哀伤、愤怒、忧愁、欢悦,在他的诗歌中所表现的情感总是秉持着《毛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的简当中和,秉持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在感情抒发上谨守君臣上下之礼,伦理纲常之义,保持情感抒发上的中正平和。通常用词质朴,不事雕琢,却能表达真挚而深刻的情感《斛律丞相》[1](p79):
君臣日荒宴,歌舞讳言愁。
老相犹当国,疆邻不敢谋。
谣言虽未出,奸谤已先流。
谁察忠臣意,通宵抱膝忧。
诗中以北齐丞相著名将领斛律光虽然屡胜周兵,战功卓著却被奸佞祖延诬陷为谋反朝庭诱到宫中杀害的故事为背景,以此作为政治讽喻诗,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奸佞小人,但诗中对于悲剧的酿造者之一——皇帝却依旧是抱着一腔的忠诚。这里老臣通宵抱膝忧的不是自己的荣辱浮沉,而是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将尖锐寓于平淡,感慨甚丰,用心极苦,一腔悲愤不平之气用儒家之温柔敦厚相压制舒解,以理智来控制情感的爆发,在情感表达上注重平衡、均衡、协调、融合的审美特征。去泰去甚,防止过与不及,也即是说情感表达要有戒止,从而进一步体现出其诗歌中温厚中和的内在特色。
司马光诗歌所表现的情感多以宣扬儒家伦理道德为主,体现儒家仁者爱人之心、积极进取之意。如其《和之美二贫诗》首句即直接以儒家的教义为诗眼“君子尚仁义,实用为身资。其人苟不贤,富饶亦胡为。所以回宪徒,不厌糠与黎”。直接吟诵儒家所提倡的“贤哉回也”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圣贤气象。另外,在司马光的诗歌里,尤其是前期诗歌,更体现出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如其诗歌《题厅壁》“百里有民社,古为子男国。苟有爱物心,稚老皆蒙德。为身不为人,鄙哉陶彭泽”作品中歌咏儒家的仁爱精神,并进一步拓展到“稚老”蒙德,从而对历史上一向被历代文人所歌赞的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靖节先生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鄙哉”,而原因就是陶渊明只为自身之洁,而没有积极的为世人奔走、尽责。这里司马光本着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观点重新审视、定位陶渊明的历史地位,一方面是儒家淑世精神的具体体现,所谓“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北宋士人精神高扬的一种体现,和一种北宋士人所共有的以天下為优乐的价值取向。在司马光闲居洛阳期间,与理学家们的交往中,关于儒家“道”的吟唱更加频繁,此时的司马光在外在事功的建立上出现停滞状态,转而追求更高的层次“孔颜乐处”的圣贤气象,通过对山水自然的涵泳表达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对“德”的追求。如其《和邵尧夫见示安乐窝打乖吟》[1](p121):
安东窝中自在身,犹嫌名字落红尘。
醉吟终日不知老,经史满堂谁道贫。
长掩柴荆避寒暑,只将花卉记冬春。
料非闲处找乖客,乃是清朝避世人。
诗歌中司马光自抒心志,在满堂经史和春冬花卉中消解自己人生的苦闷,表达自己安贫乐道,荣辱不系于心的情怀,“反身而诚”向内体道,追寻人生终极的快乐——“德”的完满。
司马光谥号“文正”根据谥法“所谓道德博闻曰文者,非闻见杂博之谓也;盖以所学所行不离于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谓也,盖以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也。[1](p212)”其一生学术醇正,以儒家的“仁”“诚”为立身之本,在诗中吟唱着“士本学先王,所求谊与仁[1](p58)”道德追求。其人以儒家的“温柔敦厚”为指归,在他的诗文中一直秉持着“求为忠义臣,无负搜罗意”的忠诚儒臣之风,即使仕宦波折之时,虽“舍之则藏”却依旧无怨无悔地向君王表达自己的一片赤诚,而不敢有怨恨之意。“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触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1](p108)”诗中虽叹薄领之劳,奔波之苦、闲置之悲,但依旧以一腔忠义之心平复所有心里的不平与悲愤,感情抒发徐迂有致。魏庆之《诗人玉屑》中评价道:“温公居洛,当初夏,赋诗曰……爱君忠义之志,概见于诗”[2](p197)。
二、自然平淡的语言风格
“自然”向来是道家的追求,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一切以自然为最高的效仿原则,顺应自然。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7](p337)”,“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7](p394)庄子把自然美看成是美的最高境界,要求朴素、清淡、不假雕饰和崇尚自然,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趣味。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将“自然”作为论文之旨,认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8](p10)”强调作文过程中的性情自然。儒家对于自然的追求体现的是一种从容不迫、平和愉悦、完满自足的自然心态,也就是曾点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颜子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圣贤气象。文品出于人品,宋人以“自然”为文的最高境,源于对自然人格之美的追求。“自然”之所以成为理学家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成为唐宋以后所普遍推崇的诗文标准和詩学准则,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原因,那就是“自然”标志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和人格高度,也就是说:“自然”诗学价值内涵所依凭的是它的道德内涵。道学六先生之一的司马光也将这种人格之美进一步推导成为诗文的审美境界当中,他认为“性质之美,得于自然,而发挥于文,追逐于学[1](p107)”。并且引用孔子的话论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追求儒家一向提倡的“有德者然后有言”文学艺术化境。由于这种追求,他的诗歌总是以疏朗平易的勾画自然界的清新精致,如《永济渡二首》之一[1](p36):
清波见白鸥,静林闻啄木。
泉细入平沙,云闲出幽谷。
诗中描写永济渡清新幽雅的自然风光,诗中不用华藻,不假雕饰,只用白描一般的语言从视听上勾画景物,清新自然,生动如话,一个“闲”字既写出白云悠悠的自然精致,也准确表达出诗人闲雅自适的心境。
由自然而生发出来的素朴也就是“淡”或“平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范畴之一。
“平淡”原是道家自然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如《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9](p205)”。《庄子?刻意》说:“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8](p337)”这是从哲学角度把“淡”作为本体的“道”的品格。而儒家将“淡”引入情感以及审美范畴,认为追求情欲是恶的体现。荀子认为说:“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参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5](p425)”。“务白其志义”即是说言说之所以美就在于表达了思想,这种美的言语浅显而精粹,平易而又合乎条理,参差而又齐一,也即是多样统一,这种统一的高标准是以切当为贵。宋代理学家力求为文、为诗、为人达到一种自然平淡的境界,平淡之美在这里代表着人格之真,通过发掘世俗生活中的诗意和美感,描写平凡琐碎的事物而实际上却达到一种超凡脱俗的思想情趣。如司马光《园中书事二首》其二[1](p44):“坐嗅白莲蕊,卧看青竹枝。闲斋不成寐,起读圣俞诗”诗中只是在叙述日常生活中的一坐一卧的画面,是生活中自然状态的展示,但司马光用嗅白莲,看青竹,将日常生活自由自在又情志高雅的状态生动的勾画出来,语言平实质朴,自然平淡,这里的平淡并非刻意求工,而是自然见奇,不只是风格、诗法问题,而是人格境界的问题,是人格上圆成一种淡泊渊如的境界,是一种诗意的平淡。所谓“理明句顺,气敛神藏,是谓平淡”。这种平淡之美也是一种洗却铅华之后达到的老成之境,是淡泊世事,泯灭情累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平静宁和,摒弃了甘醲肥美的朴素淡雅,是一种不依赖于词采和意象的精神境界。司马光闲居洛阳后此类诗歌的创作数量进一步增多。如其小诗《花庵二首》“谁谓花庵小,才容三两人。君看宾席上,经月有凝尘。”诗中以反问语言领起,写出花庵虽小,而心宽则天地宽之意,语言自然流畅,虽然有以议论入诗的痕迹,但最后一句将诗意提升,含蓄而诗意的表现出司马光对于“孔颜乐处”的体悟。
朱光潜认为“每个人所能领略到的境界都是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10](p63)”司马光性尚俭,自谓“吾心独以俭素为美。[1](p656)”厌恶奢侈浮靡。他崇尚俭素的品格,表现在从政方面,则是推崇节俭,讲求务实、摈斥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表现在诗文创作上则为追求儒家“辞达”,他在《资治通鉴》中曾说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11](p3868)”表现在具体诗文中为用语用字避难趋易,表达上的深入浅出和明白易懂。在司马光的诗歌中除了少数制御诗歌所用词采较为镂采错金之外,大多数诗歌都以表现出一种顺畅、平实的风格,意象选择清新可爱、对自然景物往往以白描手法勾勒,深入浅出,简单明了而又生动活泼。
另外,司马光虽然对于历史典故的掌握十分精熟,但在诗歌中极少用典,很少掉书袋式的炫耀学问,即使用典一般也比较的平实易懂,大都来自正史,都非生僻故实。实质上显示了司马光质朴的文风,如其《醉》“厚于太古暖如春,耳目无营见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语言质朴,所用典故易为人知,但却反用其意,显得精警有趣,于质朴中又见才情、出新意。
当然作为宋诗的组成部分,司马光的诗歌中也有一部分诗歌带有“以议论为诗”的特点,体现出宋人诗主理的特色。如其《还陈殿丞原人论》[1](p656)“品物芸芸游太虚,不知谁氏宰洪炉。一株花落分荣辱,万窍风号见有无。觉后共占犹是梦,衣中所得亦非殊。何如鼓瑟浴沂水,春服成时咏舞雩。”从论题已经可以看出,是针对友人的原人论以诗歌的形式作以答复,以诗为论,而诗歌中几乎通篇为议论,并无实际的意象构成诗歌的意境画面,诗中尾句直接用曾点之答作结,点出对儒家“圣贤气象”的感悟和追慕。
司马光诗歌总体上来看,表现为一种温厚平和,诗歌表达上从容自如,不激不怒,有所寄托而又不故作高深,这与司马光史学家求真求实的性格相一致。在诗歌创作中较少巧拟模范,多用白描写景或平实质朴的语言表情达意,语言平实疏畅,通俗易晓,很少用典,从而易读易懂,情感表达真挚自然。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在司马光的创作虽留有痕迹,但并不足为代表。
当然,由于司马光过分拘泥于儒家教条,其诗歌质朴平淡而又显得不够灵动、警策,有的诗明白如口语,率口而出,缺少诗的韵味。诗歌所表达的感情上来说大抵不离温柔敦厚之诗教,缺少浪漫的想象,感情的自然喷发,因此在宋代文人各求突破从而别开生面的诗歌创作中,司马光的诗歌远不如其《资治通鉴》那样耀眼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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