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忠禧，1946年生人，东京大学毕业。
　　上世纪60年代选中文的人实在不多。在东大学外语时，英语为A班，法语B班，中文为E班，村田在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自然也是E班的学生。这个学生数量并不算多的E班，却培养了一大批日本著名的“中国通”，如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矢吹晋，曾获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横堀克己等人。而在村田之后，研究中文和中国问题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我那年选中文的时候，班里同学人数达到了40人，之前能维持20人就很不容易了，”村田后来回忆说。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大知道《李双双》、《烈火中的永生》、《英雄儿女》这些电影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之间还非常缺少交流的时候，大学生村田忠禧曾无数次看这些电影，甚至可以把一些电影台词背诵下来。每每谈论起电影中的那些完全不同于日本人的中国英雄人物，他都会心潮澎湃。
　　村田毕业的时候，日本正遭遇石油冲击，很不景气，工作不好找。1971年，有一家月刊需要编辑，名称很响亮，叫《毛泽东思想月刊》，大学生村田到这里当了编辑。这一年他第一次来到了只在电影上看过的中国。当时“文革”还在进行，他在中国参观了韶山，到北京见了负责日本事务的外交部顾问张香山，和给周恩来当翻译的林丽韫。
　　“那个时候的中国，所到之处干净卫生，人们彬彬有礼，让我们特别感动。”村田回忆说。电影与现实的中国，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他坚定了继续研究中国的决心。
　　在编辑《毛泽东思想月刊》的同时，村田努力从史学家井上清等那里学习“历史观点”，并以此来分析中国，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成为他一生研究的主题。
　　直到1975年。月刊开始办不下去，村田失业了。
　　“以东大毕业的学历，找一份体力活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省略了高中以后的学历、职业经历，直接去印刷厂当了一名排字工人。”村田于是自我“下放”，去了一家名叫“真兴社”的作坊，和那些中学毕业的排字员一起苦干。由于识字范围大大超过同事，他很快从挑字的捡字员“升”到了排版工。
　　“我对挑字、排版作过不少改革，让工作效率高出了很多。”至今村田还把那段经历看作人生中很辉煌的时刻。
　　主动“下放”一年半以后，村田觉得自己还是想回学校读书，重拾对中国和毛泽东的研究。当时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曾有著名的议员来找他做秘书，但村田谢绝了这些邀请，在1978年再次走进东京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
　　此时，从中国传来的信息已经开始多了起来，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村田觉得中国要发生大的变化。他仍然研究毛泽东，打算从学术角度重新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1921年到1930年的年轻毛泽东。
　　硕士论文写出来以后，村田的指导教授丸山松幸给予了高度评价。“丸山教授是很少夸学生的，他看了我的论文后，开口就说，该出版一本书的。用最高方式评价了我的研究”，村田说。这一句话让村田在东大又多学了三年，直至完成博士课程，研究对象还是毛泽东。
　　1985年博士毕业后，他留在东大当助教，1987年去横滨国立大学当了副教授，“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直是他的研究对象，他曾把《毛泽东传》译成日语。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日关系成为村田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现代治国论---从蒋介石到胡锦涛》（与许介鳞合编，勉诚出版社）、《尖阁列岛.钓鱼岛争议---对21世纪人们智慧的考验》（日本侨报社）等。在日本，他以坚持“历史真实”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