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到2017，转眼20年，时间过得真快！
　　时代在变，香港在变，文学的风尚也一样在变。那么，这20年来香港文学有什么新的风貌？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相信没有全面的梳理、广泛的阅读、深入的考究，谁也不敢乱说话。所以，我自己一直有个念头，系统地探究一下2000年后香港小说的谱系和发展状况。
　　大概是农历新年后吧，陶然先生告知，想策划一个20年香港小说的合集，邀我一起合计合计。这是好事呀！我一口应承，答应得比“不假思索”还快。这事就定了。
　　不过，没几天，人清醒了，我开始犯难了。20年？香港有多少作家在从事小说创作，又发表、出版了多少作品？以我们二人的精力和有限力量，如何担负得起选编的重负？时间、精力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阅读量、选择标准，等等，都是一大难题。我开始后悔自己的冒失。我一向认为，视野是一个编辑最重要的资禀。这个集子该如何选、怎样编，考验着我们的眼光，也决定于我们的阅读视野。好在《香港文学》每年第一期的“香港小说专号”，为这次选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有因利趁便之势。在许多本地创作者眼里，“香港小说专号”已然是一个小说年选，大家都乐意也争取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放上这个平台。有了这个品牌保证，心又稍定一些。不过，陶然说，还是尽量挑选一些在别的文学平台上发表的佳作，以体现20年来的整体风貌。这当然是一个最理想的做法，也是应有的态度。于是，我们开始大量阅读，同时也参考坊间的若干小说年度选，以甄选文本，确定作家阵营。
　　这个作品集以“展”而不是以“选”命名，说来也有些因由。作为20年的小说结集，多少有“选”的成份，不免要考虑选择的尺度，如文学性、经典性、代表性，以及题材风格等等。然后，在具体的编选过程中，碍于版权限制、文集容量等因素，我们原本选定的一些作品也只好割爱。既然受限于这样一些客观因素，我们也就调整了最初的心志，有所取舍有所平衡，但仍力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编出一个有一定分量的合集。此为其一。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香港文学谱系丰繁，内容多元，形式多样，为了尽量体现这些特点，包容不同题材、类型、风格的作品，我们在入选文本上也是几经斟酌，几番取舍，最后才定下这些作家作品，并以“展”的形式呈现。
　　纵观20年来的香港小说创作，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特色。
　　首先从作家阵容来说，经历了一番代际演化，从资深一代到中生代，再向新生代过渡，形成了“三代同堂”的格局。资深一代大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开始创作，如崑南、西西、也斯、蓬草、绿骑士、辛其氏、陶然、沈西城、颜纯钩等等，他们在2000年后仍笔耕不辍，保持着相当的创作活力。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崑南的《旺角记忆条》，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生代主要指80年代开始步入文坛的一群，也是目前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如李碧华、黄碧云、陈宝珍、王良和、罗贵祥、董启章、潘国灵、余非、关丽珊、黎翠华、陈惠英、陈德锦、陈汗、王璞、周蜜蜜等。在这批作家中，黄碧云的《烈佬传》、董启章的《衣鱼简史》、王良和的《鱼咒》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新生代大致是指1997前后，特别是2000年后步入文坛的一代，如利瓦伊怡、王贻兴、谢晓虹、韩丽珠、葛亮、麦树坚、梁伟洛（可洛）、车正轩、陈曦静、黄劲辉、唐睿等，以及更晚一些冒起的新秀、以90后為主的新新生代，如梁莉姿、刘绮华、陈苑珊、郭艳媚等。在新生代中，韩丽珠的《宁静的兽》、谢晓虹的《好黑》、葛亮的《谜鸦》等，也都是广为人知的作品。除了代际的演化，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外来作家的加入，如从美国归来的周洁茹等，居港十年，已成为香港文学书写的在场者。近年来，又出现一个新的群落，即愈来愈多的高学历“港漂”加入到创作行列，如刘文、江璇、陈晓芳等。作家的构成，无分外来与土生，也体现了香港这个文学自由港的“港口性”，混杂、开放，以及海纳百川的包容性。香港文学的这个特性，非一个“本土”可以概括。
　　从创作方面来看，20年来的香港小说无论是创作意识、作品内容题材，还是艺术表现形式，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特色，可谓自成一格，自有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生态。具体来说，城巿记忆、都巿人生，都是香港小说突出的特点。
　　这里有社会世相的揭示，也有个体生命状态的呈现。如李碧华的《神秘文具优惠券》，以怪诞的笔调写都巿寓言，短短几笔漫画式的勾勒，就活画出当今社会众生相，揭示各色人等风光背后的烦恼。他们走进“神秘文具店”，各有因由，名媛要一把用来割手的割刀，因为“他经常骂我身材假，整容效果差，不但打击我自信，好令我不敢勾引其他男人，他还打我……”；红歌星要买剪刀，想剪断“情丝”，长痛不如短；女强人要买的文具，则是“甜言蜜语复写纸”和“狼心狗肺碎纸机”……短短二千多字的小品，写尽诸般人间苦楚，不愧鬼才手笔。另外，黄劲辉的《酒吧旮旯的故事》，巴桐的《假发》，陶然的《出头》，周蜜蜜的《蛇缠》等，也都以关注世态人情，揭示都巿人生百态见长。
　　地方记忆的回溯，都巿漫游者仓皇无地处境的表现，也是当代香港小说的一个面相。如也斯的《续西厢》以一个“火”字，写出了这个城巿的种种矛盾冲突。“各种各样的火。诡异的火。自然的火。人为的火。炉火与怒火。暴烈的火……”作者巧妙地以花园街大火作为一个引子，带出一个学府办公室政治的故事。花园街那场大火成了一种隐喻，事件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都编织在校园故事中，社会事件与校园内部冲突、乃至个人的情感纠葛，彼此穿插，形成对照。故事中的大学教授何方是一个本分的学者，但身处于明争暗斗的办公室政治中，无论如何的谨慎、洁身自好，都难以超然物外，最终还是成为被排挤的对象。这个作品有集体的记忆，也有个人际遇的抒怀，对学府中的中西学术矛盾，师生的微妙关系等，都有细致而传神的表现，且以古典文本与当代人生故事相呼应，形成互文性，曲尽其妙，颇有“抵死”传神韵致，是典型文人小说的笔法，不难引起本地读者的共鸣。在这类着意于在地情怀、人间意识的书写中，后起新秀唐睿的作品同样体现了一种地方情意结，有不俗的表现。
　　20年来的香港小说还有一路向，情色的书写、疾病的隐喻。崑南可谓“情色”的旗手，但他的“色”不在肉欲本身，而是借生死爱欲展现红尘俗世因缘的聚散离合，如《旺角记忆条》，凭着“云”的思绪流展，揭示一段缠绕不清的多角男女关系。董启章的《衣鱼简史》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一次失败的性事，用意同样不是“诲淫诲盗”，而是对文学书写乃至书本文化的一次怵目惊心的反省，意义已远远超出性事本身。另外，王贻兴《我所知道的爱欲情事》也是一篇别具瞄头的作品。另一方面，潘国灵的“疾病”，王良和的“法咒”，韩丽珠、谢晓虹的“灵异”，也都各有擅场，不容轻视。
　　文短话长，关于当代香港小说的风貌、特色，无法在这里一一细表。
　　如果要我对这个大展的作品，作一个简略的概括，不外乎一句话︰香港人，香港事，香港的味道。
　　现在，文集已摆在眼前，读者自可展读，尽情领略品味。至于作品高低优劣，时间自有裁决评断。
　　最后，套用一句佛斯特的话，“小说，顶多是文学领域的一块湿地，由上百条小河灌溉着，偶尔汇聚成一片沼泽”，香港文学的这块湿地，也正是由上百条溪流灌溉而成，自有丰富多样的生态价值。